南下那天，天还没亮，雨就落了。


    不是那种瓢泼暴雨，而是细密绵长的春寒江雨，像无数蚂蚁在天上洒落，密密地织成一张灰布，把整个城市罩在底下。


    我背着个鼓囊囊的帆布包，站在南境站的出站口，脚下的地砖溅起水花，鞋早已湿透。包里装着半袋方便面、两件换洗衣服、一双破拖鞋，还有我身上最后的二百七十六块钱。那是我从庙门下山以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全部身家。


    我等着那人说的“工作专车”。


    他是个自称“中介”的中年男人，在一条小巷子口找上我的。那天我刚贴完一张“修电脑开锁水电焊”的小广告，手里还捏着浆糊刷。他递过来一张褪色的名片，上头印着“南境劳务输出平台”，下面是一个手机号码，再无其他。


    “兄弟，看你也不是本地的吧？”他说话带点地方腔，嘴里叼着烟，眼神不停上下扫我，“想找工作？南境电子厂缺人，包吃包住，一个月四千起，还交五险一金，合不合适？”


    我肚子饿了两天半，听到“四千块”三个字，眼睛差点亮瞎。那时候的我，听不得这几个字。它就像一个钩子，直钩钩拽着我的肠胃、尊严和那点早该死掉的少年梦想。


    “包吃包住？”我问。


    “对头。进厂前三天培训，培训完就上岗，肯干的，一个月六七千不难，年底还有奖金，包你不吃亏。”他拍拍我的肩膀，“看你这小伙子能吃苦，要是愿意，下午就能进宿舍，晚饭管饱。”


    我犹豫了一下，终归还是个谨慎人。


    “这厂靠谱吗？”我问。


    “兄弟，天宏电子，南境的老厂了，全国连锁，网上搜都能搜到。放心，我不做坑人事。”


    他说着，掏出手机，给我看了几张“厂区照片”：干净的车间，白色工服的工人，规整的饭堂，还有几个笑容温柔的女孩在窗口排队打饭。


    我心头忽然浮现林若瑶的模样。


    她说：“你去闯吧，什么时候有了身家，我再考虑你。”


    我咬了咬牙，抬头看着灰暗天空，道：“行，算我一个。”


    就这么，我踏上了南下的路。那时我还不知道，所谓的“专车”，开往的不是希望，而是地狱的门口。


    那车是一辆破旧的金杯，外壳锈迹斑斑，车头贴着“某某搬运”的标识，车窗蒙着一层雾水。后排座椅被拆了，钉了一块粗糙木板，坐了十几个人，男男女女，挤成一团。


    车子启动，窗外的城市一点点褪去颜色，取而代之的是连绵不绝的厂房和田地。我听见车顶“哗哗”响，那是雨在敲，像是预警，也像催命。


    车里一片沉默。我们互相看了几眼，都不熟，也都不说话。只有个看起来十八九岁的女孩，拎着一只红色行李箱，脸色苍白，嘴唇微颤，眼里写满了紧张和不安。还有一个穿背心的男青年，身上带着酒味，蜷在角落里，一直抱着双臂盯着窗外。


    司机一句话也没说，满脸麻木。那中介则早已在副驾上歪着头呼呼大睡，打鼾如雷。我盯着他看了许久，心里有些发毛。


    没人知道具体目的地，没人敢问。空气闷得像灌了铅，仿佛这车不是载人，而是装了一车沉甸甸的命运。


    雨还在下，窗外越来越陌生。南境的雨比北方重些，潮湿、阴沉，像是某种说不出的预兆。


    大约二三个小时后，车终于停下。我们被吆喝着下车，一脚踩进泥水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被高高铁皮围墙围住的封闭园区，门口牌子写着“天宏电子制品厂”，漆已经剥落大半，看着像废弃厂区。


    门口站着两个保安，穿着雨衣，腰间别着橡胶警棍，眼神冰冷。


    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地方……怎么看着不太对劲？”有人小声嘀咕。


    中介听见了，脸一沉，喝道：“别废话，干活拿钱，别问那么多。进去！”


    他一挥手，我们像牲口一样被赶进了那道铁门。


    园区里灰蒙蒙的，地上积水混着泥，脚踩上去“呲呲”作响。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金属味，还有焊锡、油脂混合的异味，像是一种隐形毒气，慢慢浸透鼻腔。


    厂房像一个个巨大的铁笼子，窗户贴着防爆膜，看不清内部。我们被分到“入职培训区”，其实是个废弃仓库，用铁皮隔成十几个简易小间。地上是锈蚀的铁皮板，踩上去咣咣作响，像踩在棺材盖上。


    “先交身份证、手机，还有报名费，三百块。”一个戴墨镜的瘦高个站在门口，语气冷漠而命令。


    “不是说不收钱吗？”我皱眉。


    “培训要材料、要伙食，哪样不要钱？不交，不让进。”他声音一沉，眼神冷冽。


    有人试图反驳，刚张口，就被两个穿迷彩服的壮汉拖走。我们听见后面仓库传来惨叫声，还有棍子击打骨头的闷响，声音不大，却让人背脊发寒。


    空气霎时间凝固了。


    我咬着牙，把身份证、手机和包里最后的钱都交了出去。两百七十六块，被对方收走时连个收据也没给。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进厂打工”，远比我想象的更肮脏、更黑暗。


    培训没有讲师，只有两个男人不停播放一段老旧的vcd录像，画质模糊，内容是一些车间操作流程、安全须知和厂规条例，语速飞快，不堪入耳。


    录像结束后，有人端出厚厚一沓纸张，挨个点名签字，还要摁红手印。


    我凑近偷偷一看，心脏一紧：那不是签到单，而是一份借款协议，写着“前期培训与住宿押金共计人民币8800元，未来工资分期扣除”。


    我心头泛冷，后背冒汗。


    “这不是卖身契是什么？”


    我悄声问旁边一位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你看清了没有？”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透出一丝死寂的悲凉，“看清了。晚了……你不签，他们直接打你。”


    我默不作声，眼角余光扫到四周厂房。那不是工作园区，而是牢笼，空气里流淌的不是油烟，是沦陷的命运。


    第二天凌晨，格子衬衫的男生出事了。他攒了一晚上的床单，打算从宿舍二楼窗户滑下逃走，结果被夜巡发现。


    他们当场拦下他，拖进仓库。我远远看见他挣扎尖叫，却被五六个黑衣人按住殴打。出来时，脸上全是血，一条胳膊已经耷拉着，像是脱臼了。没人敢上前帮他。


    我胃里一阵翻腾，忍不住冲到角落呕了出来。


    从那之后，更多人选择沉默。


    我明白了——这不是“进厂打工”，这是“奴役”，是人贩子与黑厂合作的圈套。我们，是被卖掉的一批货。


    我必须逃。


    那天深夜，外头下起暴雨，雷声滚滚。我躺在铁皮床上，睁着眼，脑子飞快转动。我记得厂区后头有一条废弃的排水沟，我之前扫地时无意发现，那是唯一的漏洞。


    我找到一个瘸腿工友，姓魏，叫魏承勇，五十岁出头，腿伤是工伤留下的。他在这鬼地方熬了两个月，因为不配合加班被关进“冷仓库”——一个私设的惩罚房，冬天放冰块，夏天断水断电。


    “你想逃？”他嗓子哑哑的，带着一丝虚弱的笑。


    “嗯。”


    “你就算逃出去也没身份证、没手机，身无分文，能活吗？”


    我盯着他：“能活着出去，就有希望。”


    他盯着我看了许久，忽然轻声叹气：“你这人……跟我儿子差不多大。行吧，我陪你拼一回。”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答应。也许是那口咽不下去的气，也许是，他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一点叫“人”的东西。


    凌晨三点，我们趁着雨声钻进那条排水沟。那是一条只够匍匐爬行的黑暗管道，里头全是烂泥、积水和腐烂食物的臭味。每前进一步，都是一次用生命交换的挣扎。


    爬出厂区的那一刻，我滚落在山坡的草丛里，嘴里是血，手上是伤。雨打在脸上，我却笑了。


    我以为一切结束了。


    可没想到……


    远处，狗叫声，再次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