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职责：年轻人应有的15种态度》 塞缪尔·斯迈尔斯及其作品简介 塞缪尔·斯迈尔斯（1812.12.23—1904.4.16），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散文随笔作家。 早期生活 塞缪尔·斯迈尔斯生于哈丁顿，他的父亲来自哈丁顿的斯迈尔斯家族，母亲来自达尔基斯的珍妮特·威尔森。斯迈尔斯是11个存活下来的孩子中的一个。他的家庭严格信奉改革长老会教义。在14岁时，他离开学校，成为医生的学徒，而这最终让他有机会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他的父亲死于1832年的霍乱流行，但在母亲的鼎力支持下，他仍能继续学业。母亲辛苦地经营着售卖五金器具、书籍等家庭式作坊。她不辞劳苦地工作来养活斯迈尔斯及其兄弟姐妹的经历，对斯迈尔斯日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那些与自己祖辈信奉的改革长老会教义相抵触的事物，他逐渐给予了宽容和理解。在大学学习期间乃至毕业之后，他曾一度为议会改革而四处游说，同时为《爱丁堡周报》与《利兹时报》撰稿。 1843年12月7日，斯迈尔斯与莎拉·a。h.狄克逊在利兹结为伉俪。他们育有三个女儿——珍妮特、伊迪丝、莉莲，以及两个儿子——威廉与塞缪尔。小塞缪尔在青年时患有肺病，斯迈尔斯在他人的建议下，将他送到远航的船上。小塞缪尔写回家的信件以及他于1869年2月到1871年3月期间前往澳大利亚与美洲的旅途中写下的日记，经由斯迈尔斯的编辑，1877年于伦敦出版，书名为《一个男孩的环游记》。 斯迈尔斯的长孙是沃尔特·斯迈尔斯爵士，是一位阿尔斯特联合主义者政党党员。在其家庭的族谱中，斯迈尔斯还可算是当今著名探险家贝尔·格里尔斯的曾曾祖父。 写作生涯 斯迈尔斯的一生阅历十分丰富，先后当过医生、商人、摄影师、随笔作家、历史学家、记者、编辑、社会改革家、铁路大臣、公众道德家、演说家。这种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他观察人性的优劣、观察人生成败得失的原因，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功底。 在今天，斯迈尔斯作为作家最为人熟知的是其作品讴歌的自助美德，以及赞扬“英雄般”工程师们伟大功绩的传记。 斯迈尔斯自助系列丛书被认为对19世纪末盛行于美国与英国的新思潮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此，新思潮的著名作家奥里森·s。马登曾说过，自己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美国的塞缪尔·斯迈尔斯”。 斯迈尔斯的传记的作品收录在4卷本的《工程师的生活》一书中，当然，他还写了其他方面的传记。其自传着重强调其大力提倡的自助精神。在后世读者看来，这些作品极好地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 斯迈尔斯一生写过20多部著作，其中最受人喜爱的是有关人生成功与幸福，有关良知、信仰、道德、自由与责任等领域的随笔作品，其中代表作有：《人自为王》《品格塑造人生》《信仰之旅》《俭约人生》《活着的职责》《工作让你幸福》。 《人自为王》一书与达尔文《物种起源》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的出版年份是一样的。达尔文在其著作中给世人生动地描绘了一幅适应环境者才能生存的画面；密尔在其书中也为一个基于自由的社会描摹出轮廓。而斯迈尔斯的这一作品至今仍在鼓舞着每个人应该在生活中服从自身纯粹的意愿，不断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成就。该书可能在学术上或哲学上没有前两者那样的深度，但却对后世成功学这一学科及个人所应当担负的责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71年，《人自为王》在日本出版后，发行达150多万册，成为日本人最喜爱的书，1996年的民意调查表明，该书也是对日本人民的命运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在维多利亚时代，在普通家庭中，《人自为王》一书有着仅次于《圣经》的地位。现在，该书被认为是展现“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勤勉、节俭、进取等）的经典书籍。书中的教科书式的遣词造句及其包含不容置疑的道德论述不得不让人发出“书不可貌相”的感叹。这本书以更宽广的视野在文学传统中继承了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及霍雷肖·阿尔杰小说思想的精髓——即人类定能战胜一切艰险，勇往直前。 《人自为王》一书于1859年11月在英国伦敦首次出版后，立即获得了始料未及的欢迎和赞誉。在当年的11月，该书在英国连续再版4次；接着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欧洲各个国家出版发行，最远在印度和日本也被翻译出版。 1871年，《品格塑造人生》于伦敦出版。书中，斯迈尔斯将那些曾在人世间生活过的最优秀的男女高贵而壮丽的人生图景展示在年轻人面前，力图给他们的心灵以震撼力。普罗塔克曾说过：“从许多杰出人物的辉煌业绩里很难发现一个人的德行或邪恶，相反，从一个人说话的口气、简短的言论或某些玩笑中，却能找出他那区别于伟大业绩的真实人格品性来。” 1873年，《信仰之旅》于伦敦出版。书中，斯迈尔斯向人们传达了自由路上信仰的力量，也展现了一个宽容社会和时代的到来势必要由整体社会信仰来支撑的理念。 1875年，《俭约人生》于伦敦出版。书中，斯迈尔斯赞美了劳动的尊荣，建议人们勤俭节约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并为自己的家庭提供一个幸福的基础，为此，人们应该过上一种清白的、有节制的和坚毅果敢的生活，避免暴饮暴食带来的灾祸。此外，他还建议人们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品行和情感，为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更夯实了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1880年，《活着的职责》于伦敦出版。这本书也像前几本书一样受人们喜爱。斯迈尔斯力求尽最大努力去做好任何事情。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在《活着的职责》一书里，作者详细列举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那些最优秀而勇敢的男女为世人所做出的杰出的人生典范。每个人生典范都为世人提供了生而为人的社会职责和个人职责的经典范本，从而让读者感悟到生命的价值。 1887年，《工作让你幸福》于伦敦出版。该书的出版为斯迈尔斯的自助系列丛书画上一个句号。书中秉承他一贯的做人的观点：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所谓命运的好和坏都跟自己的努力工作和勤劳付出的多少成正比。告诫世人只有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自助系列丛书的精神永存得益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自传，斯迈尔斯深谙这一点。在其作品中，他以许多颇有成就的人作为例子。在现在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遗忘了，但斯迈尔斯又在这个自助系列作品中重新向我们娓娓道来： 威廉·赫歇尔爵士（1738—1822）曾在一个四处奔波的管弦乐团做簧管吹奏者。其间，他对天文学痴迷起来。后来，他制造了属于自己的反射式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与其他宇宙天体。最后，他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御用天文学家。 伯纳德·帕里希（1510—1589）曾是一位贫苦的制陶者，他把自己所有的家具以及篱笆、铁桶统统丢进熔炉，以期能制造出著名的彩釉器皿。正是凭借这种坚韧不拔的努力，他最终成为法国王位宝座的制陶者。 格兰维尔·夏普（1735—1813）是一位普通职员，在其业余时间在英国推动反奴隶制度运动，最终推动法律的修订，保证任何奴隶一踏上英伦土地就将获得自由身。 描述以上这些人的一生并不是要我们为之惊叹，而是让我们意识到，人生所能伸展的极限何在。斯迈尔斯根据这些人体现的诸如坚韧、勤勉与忍耐等美德加以整理，而正是他们形成了该系列作品的一个个章节。 勤奋与天才 斯迈尔斯坚信一点，只要还存在人性，那么自助系列丛书所阐述的道理就将成为普适法则。当然，作为前提，人们应该相信坚持与不懈的努力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原因。 世人常有这样的误解，即认为艺术家都属于狂放不羁的天才，在灵感泉涌的瞬间就能创造惊世的杰作。但在斯迈尔斯的《艺术家的生活》一书中所举的例子中，艺术家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拥有着异于常人的勤奋与永不言败的气概，而这种勤奋与气概的程度绝不逊于其艺术天赋。在该书中所展现的开一时风气的诸多方法皆为多年不断尝试的结果。斯迈尔斯相信一点，那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家确有其天才的禀赋。而实际上，这种天赋并不只局限于某个群体，真正罕见的则是为实现个人的艺术远景而甘愿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那份执着之心！若是米开朗琪罗没有甘愿横躺几个月的决心，焉能在西斯廷教堂顶部创造世人为之惊叹的壁画？《查尔斯五世最后的晚餐》凝聚着提香7年的心血，而许多欣赏者认为这只是在“天才瞬间迸发”的作品而已。 斯迈尔斯极为看重画家约书亚·雷诺兹与雕刻家大卫·威尔奇两人“工作！工作！工作！”这一箴言。巴赫也曾回忆说：“我是个勤勉的人，任何人取得的成功程度皆与其勤勉程度成正比。”历史总是惯于给那些矢志不渝与孜孜以求的人冠以“天才”一词，而事实并非如此。 斯迈尔斯写道：在任何领域要想追求成功或达到某一目标，仅有超群的天赋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必胜的信心，还需要坚韧与充满活力的拼搏。 斯迈尔斯谈到了乔治·路易斯·布冯的例子。布冯写下了44卷的举世巨著《自然史》。在该书中，他对那个时代所能了解到的自然历史进行了梳理，并且还预兆着自然进化理论的雏形。完成此等巨著所需的自律是惊人的，以至于布冯后来总结道：天才就是耐心的产物。斯迈尔斯继续引述德·迈斯特的话：“知道怎样等待是取得成功的重要秘密。”还有牛顿就产生天才的见解：就是一直想着解决问题的方法。 耐心、心智的有序应用以及对眼前事务的全情投入，在他看来才是不断前进的关键因素。政府资助与教育不能代替这些品质，这些品质本身才能创造天才。 品格与力量 时至今日，“品格培养”一词在人们口中说出，常包含着对那些静观冷雨沉思或是花上10天翻越喜马拉雅山的跋涉之人的讪笑。斯迈尔斯早在1850年就提出一点：教育、财富以及显贵的出身皆不能替代品格的重要性。今天，我们生活在所谓的知识社会——一个最高的价值源于对数据与信息的创造性运用的社会。但斯迈尔斯曾说：品格就是力量，比知识更配称得上力量。《人自为王》也许只是一个相对单纯时代的一本简单的书而已，但其始终强调，培养个人品行是为心灵带来自由的必然需要。这一论断却引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品格是可以超脱出本能与文化背景所具有的强大阻力的。斯迈尔斯还提到汉弗莱·戴维的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塑造者：我说这话，不带一丝虚荣，完全出于内心的意愿。戴维的这种剖白本身就是勇气的体现——这并不是跌宕起伏故事所具有的拼命三郎的勇敢，而是体现在坚守自立下在日常生活中所作的小决定上。这种勇气正是史蒂芬·柯维所说的成为“高效人士”的首要因素。 在今日，品格于我有何用？于我生活有何用？在19世纪那个时代，商业不像现在一般——一个为最有智慧与创造力的思维的竞技场。但斯迈尔斯却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强调商业所应具有的核心：言行耿直。正是信任把一个自由的社会紧紧地黏合在一起，那些可被信赖之人能取得最长久的成功。正如马克斯·韦伯的一句名言所说的：正是怀揣着这种稀有的品质，早期的新教徒的商人才能在相互完全信任的基础上积累下大量财富。 没有比麻醉药物更能让心灵颓丧或摧毁品格的了。斯迈尔斯抓住每个机会赞扬最高贵的美德——节制。我们这些现代人在看老电影之时，在出现传道士强烈谴责“通往毁灭之路”画面的时候，我们时常会不以为然，一笑置之。而认为对酒精的狂热才是消遣之道，因为我们人类总是乐于此道。在人生的长河中，谁也不能否认其影响甚微：因为昨夜的觥筹交错，换得今日工作的推诿；“以酒来入世”的思想难掩其对平庸的默认。斯迈尔斯在此引用了瓦尔特·司各特的话：在所有的恶习之中，酗酒是与“伟大”一词相去最远的。 结？语 在斯迈尔斯的一生中，英帝国的领土占据着地球四分之一的面积。而这一帝国为了维护其核心利益在世界各地无疑传播着苦难，而其带来的优点——社会改革、一些开明的政治原则以及活力与创新性皆源于其不断“进取”的信念。 密尔的《论自由》让我们从相对价值层面上看到这些价值。而斯迈尔斯则尽可能让我们记住密尔写下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一个国家的价值所在，从长远来看，源于组成这一整体的个人的价值。若这一进步的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盛行，无疑会加强个人对自身的信念，而非混杂于政府之中。虽然密尔强调的政治自由是个人进步的基础，但让人真正去为我们的自由做些事的动力却是源于《人自为王》一书所带来的思潮。有趣的是，斯迈斯尔早年是个狂热的政治改革者，当他认识到更为重要的改革应该是源于个人之时，他放弃了原有的主张。 但读者若是能对斯迈尔斯的大意给予原谅或不予计较，那将会获益匪浅。这本史诗般的文学作品值得再次流行，为世人阅读。 第一章 用良知去支配自由 他的身后，为人处世的那些品行，总离不开良知，这位坚定地支持他的斗士。 ——弥尔顿 无论你属于哪个种族或说哪一种语言，你们都是相同的；在你们的眼里，责任是永不熄灭的火焰，以它那永恒不变的光芒照耀着世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生活的颂歌》 可怜的人哪，你为什么要诅咒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曾经美丽无比，它以一种完美的理想模型，在我们的眼里闪烁着灿烂的光。而在你眼里，它之所以陷入肮脏和邪恶，仅仅是因为，在这种美好中，你自己无法摆脱肮脏和邪恶。 ——马西略·菲西卢 人并非仅为自己生存。除了自己的幸福之外，他也应该为别人的幸福而生存。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富人和穷人概莫能外。而对于某些人而言，生活是快乐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生活却是痛苦的。因此，最有价值的生活绝非是那种只追求自我享乐，甚至沉迷于沽名钓誉的方式，而是在每一项美好的事业中，都能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为社会做些能带来希望和益处工作的生活。 海尔洛克勒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圆心，在它的外围环绕着无数层同心圆。从自我的圆心出发，最先抵达的是由父母、妻子和孩子组成的圆圈；然后则是由各种亲朋好友关系组成的圈子；接着是自己所属族群的同胞关系；最后，圈子无限向外拓展、延伸，与整个人类世界构成和谐关系。 我们需要对上帝赐予我们的所有能力进行开发和培养，这样在人世间，我们才能够始终如一并坚定地履行着自身的职责，无论对上帝还是对人类来讲，这些至关重要。上帝已经把神圣的一切给了我们，他那至高无上的意志，引领和指导着我们前行的方向。正是那些有关是非、善恶、美丑和好坏之类的良知，使得我们今生在履行对人类的责任、来世在履行对上帝的责任中，不存在固定的界限。它存在于人生的每一个时空点，使我们的一生，富有或者贫困、幸或不幸，都无法选择，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执着地选择去履行那些无时无处不在的职责，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和甘冒一切风险遵从它的召唤，仅仅是因为它属于那种最高尚文明生活的本质体现。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为之奋斗、为之神往、为之奉献生命的伟大事业，它永远是天空中那片最灿烂的阳光。 责任这一概念其实同士兵的职责环环相扣。想想1800年前，那位在庞贝古城中因履行职责而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异教徒卫兵吧。当时，庞贝古城附近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古城被火山灰彻底埋葬。这位士兵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在火山爆发时，人们忙于仓皇逃命，而唯有他仍然坚守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职责在呼唤着他。他在守卫神圣，毫不退缩。最后因吸入火山灰中过多的硫化气体窒息而死。是的，他的肉体在那时化作了灰尘，而精神却刹那永恒，永存于人类的记忆之中。今天，当我们在那不勒斯的巴尔波尼可博物馆，看到这位士兵曾经使用过的头盔、长矛和胸铠，我们的心灵受到一次真正的圣洁的洗礼。 在职责面前，这位战士兢兢业业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恭顺地服从职责，即服从父母、服从师长、服从长官等召唤的最佳诠释。这是每个品行正直的人需要认真学习的课程。从少年时代开始，人们就应该学习和养成一种恭顺的心态，即听从责任的召唤。在有限的生命中，战斗至最后一刻。是的，职责，从其最纯粹的形式上讲，它具有无法逆转的强制性，以至于一个人在尽职尽责的过程中根本就忘却了自身的存在。这就是它的核心所在。它要求我们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而应当不折不扣地全身心投入。 也许拿1800年前庞贝古城那位英勇的士兵做典范，时间久远斑驳了些，那就让我们看看新近的一个例子吧。1852年2月27日，航行在非洲海岸的“伯克哈德”号船只的失事谱写了一曲19世纪的英勇战士们壮丽的人生死亡之歌。当船只缓慢地沉入大海的万顷波涛之下时，威灵顿公爵正在参加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宴会。消息传来时，麦考雷说：“我注意到（美国当时的部长劳伦斯先生也这么认为）当时公爵在给他死去的士兵颂词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勇敢’一词，而总是谈到他们的纪律性和服从。他多次重复这个意思。我猜想，在他眼里，勇气已被视作一个当然的东西了。” 职责就是自我牺牲，它不仅仅是毫不畏惧。古罗马的角斗士能以狮子般的勇敢同狮子进行搏斗，是受到观众的热情刺激。西班牙冒险家皮萨罗特别能吃苦耐劳，是因为受到热爱金子欲望的驱使，他的冒险是为了金条。 “你希望成为伟人吗？”圣奥古斯都问道，“那么，请从小事做起。你渴望建筑一幢高耸入云的大楼吗？那么，先打好底层坚实的基础吧。你建的大楼越高，它所需要的地基就必须越深。要记得，温和的谦逊是美丽的王冠。” 最美好的责任通常是在秘而不宣、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以这种方式履行职责可以把事情办得忠诚而高贵，而且可以不必遵循那些明哲保身的日常规范，使自己的行为，不像发布广告一样，在世人面前四处宣扬。这种职责，它服从并遵奉许多信念和神圣的准则，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使人类的每一个行动都从履行对人类的永恒义务出发。而大多数人一生中所引发的那些罪过往往来源于我们自身邪恶或不顾后果的行为，长此以往，不加节制，人性将会远离。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学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呢？这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困难？首先存在着无处不在、永恒的对上帝的责任感；然后是他们对家庭、对邻居的其他责任；主人对仆人的和仆人对主人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当然也包括国家对公民的责任。这些职责中的许多责任都是在私下里履行的。公共生活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但那些灵魂和精神层面的内在生活空白于我们的眼睛，我们是可以自主地选择这种生活，可以决定它是否有价值。因为没有人能毁灭我们的灵魂，它只能中止于自己的死亡。如果我们能够使自己和别人变得更美好一些、更圣洁一点和更高贵一些，那么我们也许就做了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下面讲述一位美国立法者恪尽职守的故事： 100多年前的一天，在新英格兰发生了一次日食现象。当时，天空变得非常黑暗，恍若末日审判就要来临。康涅狄格州的议会例行会议正在召开，当黑云压城般的黑暗逼近时，一位议员建议休会。这时，一位年迈的清教徒议员、来自斯达姆福德的达文波特先生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并说道，即使末日真的来临，他仍然希望自己坚守岗位，履行职责。为此，他建议在议会大厅点上蜡烛，以便议会继续履行它的正常职能。坚守自己的职责岗位是这位明智老人的忠实信条，他做到了对自己信条的践履躬行。 有一位身体很瘦弱的人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慈善工作上。他探望、照料病人，坐在病人悲惨的家里与他们谈心，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他的朋友劝告他别耽误了自己的正经事情，并恐吓他那些肺病患者和即将死亡的人会把病传染给他。但他不为所动，“我应该为我的妻子儿女照管好自己的事情，但我也认为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他去关怀那些不是他家人的人们。”他以如此坚定而又简短的话回答了他的朋友。 这就是一个心甘情愿履行职责的忠实仆人的真诚话语。捐献钱财给别人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恩人，只有那些把自我奉献给别人的人才是别人的恩人。捐献钱财给别人的人也许会在人世间名声大噪，但只有那些奉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灵魂的人才会被别人敬爱。前者也许会被人们遗忘，而后者则会被人们永远铭记于心，因为他在人间传播的美好种子永远不会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消逝。 那么，职责的基础是什么呢？于连·西蒙曾写过一本有价值的书《论义务》。在书中，作者认为职责的存在源于自由的出现，职责与自由密不可分，息息相关。正如自由塑造了人们自己的人格品性一般，而为了履行公共职责，人们也必须生活在自由之中。思考的自由，必须辅于行动的自由。虽然，自由的权利有时也许会被人们滥用于邪恶，而非美好。多数的暴政比单个人的暴政更加邪恶、可怕。因此美国学者梭罗指出，现代自由只不过是把人们从封建制的奴隶变成了舆论的奴隶而已。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被所有的人都一致崇尚的自由是一个出现得比较晚的理念。在远古时期，那些所谓“自由的”人享有由奴隶为他们服务的权利。不但整个国家存在奴隶制，家庭也存在着奴隶制。正如在君主制下存在着奴隶制一样，在共和国里也存在着奴隶制。罗马共和国最节俭的家伙、年迈的卡图竟然把年老的奴隶活活杀死以免除供养他们的负担。而那些体弱多病的奴隶则被送往位于台伯河上的埃斯库拉比岛，任凭他们被疾病或饥饿折磨而死。在罗马帝国，罗马的普通民众是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在英国也是一样，当穷人再也得不到寺院的赈济以后，国会制定并通过了一项济贫法，作为对穷人丧失自由的补偿。 但是，还有一个比自由更加铿锵有力的词，那就是良心。自从人类文明肇始之初，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力量就得到世人的公认。在耶稣基督诞生300年前，一位雅典诗人曾热情地讴歌过良心。“在我们自己的胸怀里，”他说，“有一个上帝——我们的良心。”接着，他又说道：“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生活过得满意，不仅仅只是为自己而生存。无论什么时候你干了圣洁的事情，你都会兴致勃勃，知道上帝冥冥中也以适当的勇气参与了你的行为。内心世界的丰富是人们渴望追求的伟大事物。” 良心也许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宗教情感的独特的灵魂潜能吧。它第一次出现时，正值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高级的性情同低级的性情之间发生冲突之际——也就是精神与肉体的冲突——正义战胜邪恶的美好斗争。无论你在教堂抑或其他什么地方，你都可以体察到内心深处这种波动的进行。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角斗，男人和女人将为渴望得到的他们还无法得到的美好事物，遭受着同样的苦难。 正是这种体验产生了宗教——这一更高尚的法则引导我们走向良心的法则所代表的那个最高境界。“它是一种内省，”坎农·莫斯利说，“是所有宗教得以建立的基础。人们从而走进自己的内心并目睹心中的这场冲突，从而有了自知之明，进而认识了上帝。”受这种影响，人们认识并体悟到了是非观念，从此他就能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他的选择是自由的，所以他的选择是负责任的。 尽管人们相信理论，但事实上没有任何理论知识能够在实践中让人们体悟到他们的行为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意志不受任何约束，正如上班一样，我们没有被迫去听命遵循任何特殊的动机。“我们觉得，”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如果我们希望证明我们有能力抗拒这种动机，那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做；只是这对我们的自尊是一种羞辱，它会使我们渴望卓越的愿望变得无能为力——假如我们从相反的角度思考的话。” 我们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世人之所以制定法律，是为了让人们去遵守，因为正如它们是普遍事实一样，它们也是普遍的信念，人们是否遵守，在很大程度上完全由自己决定。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习惯和脾性不是我们的主人，相反，我们是它们的主人。即使当我们向它们让步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抵抗；同样的，如果我们希望全部抛弃它们，那么，一种来源于我们自心，比我们渴望自己能够体悟到东西更加强烈的心愿或意志，也就不需要存在。 抵达精神自由的最高层次，前提是心灵必须被知识启蒙。当心灵被启蒙后，良心开始显示其力量，人的责任感才会滋生。他将遵循最高意志的影响，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它相一致——不是被迫，而是心甘情愿；而这一主宰其实就是爱的法则。在实践自己的信仰，应用知识和信心的过程中，人性的力量充分展示。也就是说因为自己的自由行动，信仰和工作同神圣意志的宗旨和谐一致了，他处于追求善并正在获得最高善的路上。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阿奇迪坎·黑尔说，“是环境的动物；而宗教凌驾一切环境之上，意志使人们精神升华并超拔于环境。”托玛斯·林奇说，“除非实现人与宗教的结合，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正如在地上播种了橡树种子，所以导致后来橡树的出现。有信仰的人才算有了根基——与上帝相连之根。我们的工作改善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由上帝收藏。”在《新约全书》中，我们发现，“哪里存在上帝的圣灵，哪里就有自由。”考珀这样说： “他是自由之人， 因为信仰，他沐浴在真理的自由光华之下， 而其余不信者沦为奴隶。” 背叛神圣法则的人们，就会屈从于直觉、激情和自私自利的支配。任何邪恶的癖好如果陷入不加约束的放纵，神圣的自然法会对这种行为发出严厉的警告，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良心也会因为行为之任性和罪过而严厉谴责他们，他们在未来的抵抗力从而变得脆弱，意志失去了力量，当诱惑再次出现时，他们的抵抗力相应就更小。这样一来，习惯也就自然养成。对各种邪恶行为的诅咒仅只停留在口头上，强行做给别人看，邪恶行为仍然会接踵而至。 衰败的坟墓无法埋葬良心，它不会就此死亡；即使我们的双脚肆意践踏良心，但它仍然像石缝下的野草倔强地存活。每一个过错或者罪行，在行为发生时，与之相依存的报复女神就会随之而来。闭眼不看或掩耳盗铃是回避报复女神极为无用和懦弱的方式。“正是良心，它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变得胆怯、谦恭。”末日审判终有一天会来临，当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它将警告我们改邪归正，促使我们回到品行端正的生活道路上去。 良心是永恒而普遍的，它是个人人格品性的本质。它赋予人们自制力——即抵制诱惑和蔑视诱惑的力量。每个人都致力于拓展自己的个性，努力寻求正当的生活道路，并在道路上有所前进。意志要求他这样：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真正的自我，而不是成为别人的尾巴、成为低级事物的反馈物、成为流行习俗的应声虫。真正的人性气质来源于自律自制——从服从于低级权力到服从于更高的生命法则。 自律自制的美德在各个领域都能做到并得到维系，只能通过良心的升华——责任感的落实——才能一一实现。正是良心使一个人坚定地站立起来，摆脱激情和癖好的控制，从而使他的行为最符合他所属的族群利益。真正快乐的源泉只有在履行职责的道路上才能找到。它将作为劳动的自然果实而出现，因为它，任何被人瞧不起的轻微工作将变得光荣、高尚。 当良心瓜熟蒂落之后，它会引导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带来最高意义的快乐的事情，而忽视那些不快乐的。赫伯特·斯宾塞说：“可以这么讲，在文明人中，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这种观点：人类的生活是根据神的意志而存在，成为必然的。所有的宗教老师都谆谆告诫我们这一信条，它被视为是一个公认的真理，是天经地义的传统，为每一个论述道德的作家所接受。” 没有良心，一个人就不会拥有比快乐更高的行动原则。他就会做他最想做的事情，纵情于肉欲或满足于感觉上的智力快乐。我们问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成为那种低级冲动的奴隶——沉溺于自我满足之中。所有的自然法则都反对这种生活理念。心灵绝不应该成为屈从于肉体冲动的奴仆。除非采取措施，消除人类法律的某些不良后果，否则自我牺牲、自律自制等美德就很难出现。 一个具有上述品性的民族，即使像个人一样拥有智力和激情，但缺乏良心这个最高主宰所施予他们行为的影响，那么，这样的民族很快就会陷入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深渊，然后在相互破坏中走向毁灭。最近，在德国和俄国所流行的由虚无主义所导致的人类生活的狂乱行为中，这样的后果已经部分显现。这种原则若不加控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泛滥开来，就会导致彻底的道德崩溃——包括个体的、社会的和民族的。 救治这种弊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唤醒人们的责任感。我们的父辈所争取到的权利，将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通过教育和宣传义务与责任，把它发扬光大，不可否认宣传正义和仁慈——正义是美德的光芒，仁慈是美德的姊妹，也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在基督教福音传道者中盛行这样一句箴言，它应该醒目地写在道德教科书的每一页。“要想别人怎样对待你，你首先应该学会怎样对待别人。”“在生活中，”威尔海姆·冯·哈姆伯特这样说，“尤其值得赞美的是，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快乐和不快乐，而是我们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认真而不遗余力地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这以后，我们发现快乐就不请自到——而且，它竟然就从充满了烦恼、琐碎的私事生活中脱茧而出。” “你的职责是什么？”歌德问道，“就是完成每天摆放在你面前的各种事务。”但这是一个很狭义的职责观念。他又问道：“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那种教会我们实现自我管理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普卢塔克对罗马皇帝图拉真说，“让你的统治受你思想的指挥，但把统治的基础安置于你的情感支配之下。”这就会出现三个词：自我克制、职责和良心。“总有一天，”胡克主教说，“这三个充满着慈爱、善良与温和的词会获得非常神圣的赞誉。” 职责、宽厚和仁慈是奉献爱心行为的三大元素，它排斥了自私自利的狭窄目标，比那些纯粹为挣钱而产生的行为要好上1000倍。我们的心灵热衷于关注这些，是因为人的一生中，很多事情是为仁爱而做。奉献爱心的行为，将强烈激发英雄主义和自我献身的精神，而纯粹为挣钱而产生的行为则随着金钱的消亡而死亡。花钱购买的职责其实不值一文。“我认为，”阿诺德博士说，“比财富、荣誉甚至健康还要重要的是拥有属于高贵心灵的感情；因为成为一个具有美好、大方和真实气质的人，就是一个具有真正自我的人。” 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做出奉献，既为个人也为旁人。事实上，生活的价值，除非通过履行职责而体现，此外毫无意义可言。“那就向世人宣示那些品性吧，”奥勒留·安东尼说，“它们凝聚在你的力量里——真诚、庄重、吃苦耐劳、厌恶享乐、知足常乐、仁慈、真诚坦率和宽宏大量。” 也许一个人智力很高但却丝毫没有宽宏大量的气质。因为宽宏大量来源于人们心灵中的最高力量——良心，来源于最高能力——理性和信仰的力量——而通过这些力量的帮助，人们就能理解除感觉之外的更多存在。正是这一点使人成为了理性的动物，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动物。达尔文先生正确地说过：“与悔改和责任感密切相关的良知动力正是人与动物的最重大的区别。”（注：《人类的遗传》，第1卷第2章。） 我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肉眼能看见的、双手能触摸到的东西，其实只是世界的一个方面。而陌生于我们感知之外的，我们所不相信的、无法理解的东西，往往是真实的，尽管它偏离于我们的视野。事实上，我们能彻底认识和理解的东西少得可怜，我们在世间存在的深刻悲哀之一就是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就像置身于黑暗的玻璃之中。”外在的事物若有似现，生活的奥秘对于我们是一个无法深入的谜，关于意志、感觉和精神活动等现象的起因我们一无所知，知道它们的存在，但不能理解。 当一位年轻人向帕尔博士宣称他绝不相信他所不理解的事物时，博士对他说：“那么，先生，你的信仰将是我所认识人群当中最脆弱的。”西尼·史密斯讲述过一件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在荷兰国会举行的一次晚宴上，一位外国人宣称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久，西尼·史密斯注意到一个声音尖叫道：“一个多么好的蛋奶酥哇！”那位唯物主义者应声答道：“是的，先生，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蛋奶酥。”“请允许我顺便问一下，”史密斯先生以他那掷地有声的口吻问道，“先生，你怎么会碰巧相信一个厨子的手艺呢？” 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成千上万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结合其实就像生命一样神秘而不可测度。看看那些在茫茫宇宙中运行在各自轨道上的壮丽而数不清的遥远世界吧，或看看我们自己所居住的蓝色星球，看着它每天如何运行在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上吧。我们对这类运动的起因能理解多少呢？除了眼睛或借助科学力量看到的表层现象之外，隐藏于其背后的东西像一个无限大而深远的漏斗，吞噬了我们恐惧的想象。“太阳在天空的运行范围，”帕斯卡说，“尽管非常广阔而巨大，但同由恒星所组成的巨大运行范围相比，它就像是宇宙间的一个细微的小点而已。如果我们的视线就此停止，那就让我们的想象超越此静止。软弱无力的与其说是提供材料的自然界，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构思能力。这座可见的世界，它只不过是大自然广阔怀抱中一个难以察觉的痕迹，没有任何观念可以近似它。尽管我们把概念膨胀到超乎一切想象的空间之外，但比起事情的真相只不过称其为原子而已。这不仅是宇宙的无限性，也是自然的无限性。终于，我们的想象力会泯灭在这种思想里。凡是这样思考着自己的人，都会对自己感到恐惧，并且当他思考到自己是维系大自然所赋予他的在无限与虚无这两个无底洞之间的一块质量之内时，他将会对这些奇迹的景象感到战栗，并且我相信，随着他的好奇心之转化为赞仰，他就会越发倾向于默默地思索而不是去臆测、研究它们。万事万物都出自虚无而归于无穷。谁能追踪到这些令人惊讶的过程呢？这一切奇迹背后的造物主是理解它们的，任何其他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品行是生命的核心，孔夫子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不要胡思乱想，行为要有美德。知识、高尚和精力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庄重、心胸宽广、真诚、热心和友善等构成美好的品德。”这些话出自2000多年前遥远的东方古国一位伟大的教师之口，他的门徒称他是圣洁而先知的孔圣人。 但所有这些美德都源于能引导我们思想的良心，并从中推论出一切行为规则。它的内在力量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们自觉做认为是正确的事情，禁止做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当良心充分成熟之后，它就引导我们从事那些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事情，而非不愉快。每个人都应当增强自己履行职责和乐意做那些正当事情的意愿，这是人们应该获得的最大教训。快乐和内在的安宁源于独立于我们存在的自性。我们需要不断地寻找自己的本来而获得永恒的超脱。不可否认，良知是用来制服我们内心弱点的斗争工具，它是一种静悄悄的活动。润物细无声，从而改善自己独特的意志力和神圣的精神。 高贵的古希腊人，他们的某些有关职责的知识是一个借鉴。苏格拉底被视为古希腊哲学的创始人。正是因为信仰导致他很奇特地被神明指控从而唤醒了人类的道德意识。他诞生于公元前469年的雅典，接受了当时雅典人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他首先学习雕刻艺术，在这个领域还获得了一定的声誉；然后参加国家军队服兵役，履行所有雅典公民应尽的职责。同当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发出了如下誓言：“我的祖国委托给我的神圣武器，我绝不会让它蒙受耻辱；我的祖国委托我守卫的每一寸领土，我也绝不会让它丧失。” 苏格拉底在自己参加的所有战斗中都表现出了军人坚毅果敢、英勇顽强的气概。在一次发生在波蒂达阿的战斗中，亚西比德在敌人的阵地上负伤了。苏格拉底冲进敌人阵营中去救他，把他连同武器一起带回自己的阵营。由于这一勇敢的行为，苏格拉底被授予当时公民所能享受到的最勇敢的奖励——胜利勋章。在德纽进行的一场艰苦混战中，苏格拉底又救了色诺芬一命，他在战场上扛着色诺芬，边战斗边前进，为自己开辟道路。在军队服役的整个过程，他还参加过其他很多次这样的战斗。 苏格拉底在立法机关当议员期间同样表现出他在军队服役期间的勇敢。他不仅不畏惧死亡，而且敢于同公共舆论唱反调；他不仅敢于公然蔑视某个暴君，而且敢于公开蔑视广大的暴民。阿格纽战斗结束之后，指挥战斗的海军司令遭到审判，原因是他没有打捞那些死难者的尸体。苏格拉底独自一人为这位将军辩护。起诉将军的那群暴民愤怒了。苏格拉底被解除了他在立法机关的职务，而那位将军也被判处死刑。 随后他把自己的精力奉献于教育事业。为了宣扬他的关于人类思考与行动范围和价值的理论，他时常出没于市场，走进手工作坊，走访学校。有一段时间，他以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的面貌出现，并试图把人们从对自然形而上学的思考中超拔出来。因为这种思考当时已经把人们引入了无法解脱的怀疑与混乱之中。“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像这类问题就是当时流行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这种问题今天也还存在。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转向自己内心世界。当人们都在谋求神明对自己好感的时候，他则坚持个人的道德品行是他在今生和来世获得幸福的依据。 苏格拉底到处讲学，他的学识吸引了当时许多明智的人和年轻学生。他的弟子亚里斯提卜要给他提供一大笔钱，但立刻遭到拒绝。他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宣扬智慧。他宣称他所能拥有的最高奖赏就是希望看到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益。 他并不纯粹从书本上寻求解释。“书本，”他说，“无法提出问题，无法解答问题。”他这样进行口头辩论，“因此，它们没法教育人们。我们只能从书本上学到以前我们早已了解的东西而已。”他致力于把事物还原成它们最初的元素，以达到作为真理唯一标准之明确性。他信仰美德的统一性，并断言它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讲授。他赞成这种观点：唯一有价值的哲学就是那种能教给我们道义的责任和宗教的希望的哲学。他痛恨非正义和各种类型的愚蠢，从来不放弃任何揭露它们的机会。他表达了对民选政府之能力的蔑视。只有智者才适合统治，而这样的人又是少数。 拒绝国家规定的神学，而引进一些新的神学。苏格拉底被作为一个邪恶的传播者和年轻人心灵的毒害者在他72岁那年，因为这些所谓的罪状和莫须有的理由，遭到指控并被带到法官面前，接受审讯并被判处死刑。在监狱中，他依然不改初衷，就他喜爱的话题与朋友们进行了长达30天的对话。克里图给他提供了从狱中逃跑的机会，但遭到拒绝，他放弃继续活下去的机会。有一次，他谈到了灵魂的不朽。“如果死亡”，他说，“仅仅意味着一切的结束，那么坏人们在死亡时将会做成一笔好交易，因为他们将愉快地摆脱包括肉体及自己犯下的罪恶连同肮脏的灵魂。但是现在，灵魂已被公开宣称是不朽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逃避或从邪恶中拯救的问题了，除非是为了获致最高的美德和智慧。”（乔伊特：《柏拉图对话录》，以下简称《对话录》）。他还谈到了勇气、美德、自我克制、绝对的美好，谈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死亡是因为拥有了更大信仰后所获得的一种更高形式的新生。苏格拉底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安慰他那些流泪的朋友，不要抱怨法庭对他的判决不公正。他早已多活了许多年头，尽管再稍等短暂时光的话，他的死亡就会遵循自然的进程而安享天年。在监狱看守把一杯毒酒送到苏格拉底眼前时，他的死亡时间终于来临。他勇敢地端起毒酒杯，一饮而尽，在平静安详中离开了人世。“这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最终结局，”菲尔德说，“可以这么讲，他也许是我曾经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真正称得上是最智慧、最公正和最好的人。” “他的美德和他的命运是后来时代极为珍惜的回忆，”列维先生说，“但后来的人却没有从他的表率作用中获益多少，也没有从他的故事中学会宽容。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学校孩子们和雄辩家们所谈论的一种道德主题的象征。我真希望有一天它能变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影响力！” 苏格拉底不曾写过一本书，我们对他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他的杰出门徒柏拉图和色诺芬所写的东西，是他们使得人们对苏格拉底的行为、讲课、错误和死亡等情节的记忆永存不朽。柏拉图同他的老师一起生活了10年，随后在他的《对话录》中深入阐述了老师的观点。但在这本《对话录》中，很难辨别哪些观点是柏拉图的，哪些观点是苏格拉底的。当苏格拉底死亡时，柏拉图已年届不惑，在西西里讲学，他与叙拉古的专制暴君狄奥尼西奥斯一世成为好朋友。由于政见不同（因为柏拉图大胆并自由地表达他的自由观念），这位暴君威胁要处死柏拉图。由于他弟弟狄奥的求情，柏拉图才捡回一条命，但暴君下令把柏拉图卖身为奴，他被一位朋友出钱买下后释放，并重获自由。 柏拉图回到雅典，像他老师一样开始教学，但他并非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回报而从事这项职业，当然就更没有必要再去追溯他的历史。完全可以这么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于对真理、道德和职责的谆谆教诲之中了。他把四大基本美德划分成：（1）谨慎与智慧；（2）勇气、坚贞和刚毅；（3）克制、斟酌和自我控制；（4）正义和正直。美德的这种划分是他道德哲学的基础。他说：“无论成功或是不成功，胜利或是失败，所有各阶层的人们，都应该完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满意地休息。”在这些话语里，未来的时代可以从中读出很好的教训。 在他开办的学园里，柏拉图平静地度过了他的余生。被后世所赞美的《对话录》的创作，就是对他的生活，尤其对他那生不逢时的人生的一种安慰。他被尊称为圣人柏拉图，他的灵魂追求真理，他说过，这应当是人类的伟大目标。同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也把神明的仁慈、正义和智慧的属性同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他不喜欢卡莱尔式的诗词，曾经唯一赞赏过的诗词是有关道德方面的，这类诗词被证实是哲学。值得注意的是，他生活的时代比耶稣基督早400年左右。柯勒律治称赞柏拉图是天才预言家，他预言了基督教的时代；而孔德·梅斯特尔则常说：“在我们没有求教于柏拉图之前，千万别扔掉任何一个大问题。” 《新约全书》给人类一种可能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理想，但对于那些努力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种理想的人来说，则会非常辛苦。一些比压在我们身上的某些事情还要更好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因为职责无处无时不在，它必须由人们去履行，无关梦想或懒惰。“无论你的双手适合做什么，你都要尽你所能地去做它。”这句箴言包含着多么健康和幸福的哲理啊！一个人只要尽力而为，不管其命运如何，他就一直走在前进的道路上。 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当时他陷于极度的绝望之中，他大声呼喊道：“仁慈善良顶个屁用！因为你不可能是善良的，即使你是善良的，它也绝不会给你带来丝毫益处。”这是一个丧失了希望、正直和信仰的人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细小的善良之举。能力告诉我们有义务去完成它。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使自己的能力丧失从而毁掉自己。 正如对伟大的事物讲究信义一样，对于渺小的事物我们同样也不例外。造物主赋予人类各种天赋，必须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诚实、正直、勤奋，被证明是我们行走在履行职责道路上的指路明灯，遵奉良知发出的指令，这是出于对每个人自己的尊重，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仍不可丧失信义。有谁不会被一个即将被一位买主买走的奴隶的回答所震惊呢？当时，那位买主问：“如果我买你，你会忠诚老实吗？”奴隶回答：“会的，无论你是否买我。” 马克利·奥德博士在格拉斯哥巴洛尼教堂给工人阶级所作的一次布道中，对品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标准。这个标准的目标是建立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的品格。他认为“阿尔伯特国王留给世人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品格。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许多贫苦的人民都认为他们不可能拥有品格。这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不管他们多么贫穷，只要有能力，那么，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他们就绝不会与地球上最崇高的东西——品格——无缘；上帝让他们的母亲成为虔诚的妇女，或他们的父亲成为虔诚的男人，他们成长起来的后代将会如此感谢世界。 品格是由讲求忠诚地履行许多细小的职责所塑造的——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善良的爱心行动和职责。品格的主要支柱在家庭，无论家庭氛围是好是坏，它都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在小事上讲信义的人也会在大事上讲信义，在小事上不讲信义的人在大事上也不会讲信义。”仁爱收获仁爱，正直和信用会收获更多的正直和信用。某些细微的仁爱行为比某些含混不清的词汇更能了解一个人的品格。人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品格的影响力却经久弥新。 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没有任何事物会消亡，即使是生命，它也只是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存在形式罢了。美好的品行、典范会世代承传，永远不会消亡。当承载着美好事物的构架开始腐朽并消失之后，那些美好的行为其实早已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它们将塑造未来无数代人的思想和意志。时间并不是衡量高贵工作的标准，未来的时代将永远分享我们的欢乐。一个与众不同的德行会提升整个村庄、整个城市、整个民族的德行。“眼前的每时每刻，”歌德说，“都是一个威力巨大的神。”人们的品行就是他的幸福并能使他的思想圣洁化，而这种思想一旦付诸实践，它就会影响无数的时代、无数的人。正如播种在地里的细小种子生长出了最好的果实，来自良知的内在指导和由职责所激发的规训造就了最美好的品格。 严厉的立法者！可你有着 神情最慈祥的宽厚仁爱。 我们不知道，世上的什么 如你脸上的微笑那样美： 花坛上的花在你面前欢笑， 馨香从你的落脚处飞飘； 你呀，使星星无法越出轨道； 最古老的天空因此而新鲜曼妙。 第二章 真正地行动起来 记得，把一切托付给上帝， 然后在生活的道路上忠于职守； 牢记主的教诲，坚定不移， 你必将心想事成。 ——路德 动手去做那些高尚的事情吧， 别耽于幻想，做些白日梦， 这样，无论是生是死， 人生便是一首庄严甜美的歌。 ——查尔斯·金斯利 哦，人世间的劳动者， 未开化的地球， 屈服于你们粗壮有力的臂膀， 就像一切恶行， 屈从于魔鬼的符咒； 年轻的水手、士兵和学生， 你们辛勤耕耘，经受苦难磨炼， 从而获得生活的技艺。 它们虽然粗鄙， 但蕴育无穷生机，含融雄奇伟力， 必将开花结果。 ——《生活的颂歌》 如果一个人能认真考虑过他所担负的责任，那么可以令人信服地说，他将因此随之立即采取行动。个人的行动是我们唯一有能力支配的东西。这些行动的总和不仅形成了我们的习惯，而且决定了我们的性格。 同时，履行职责的过程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此过程中，许多困难和阻力将成为需要克服的障碍。或许，我们拥有明了自己职责的睿智，但却没有采取行动的决心和力量。对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而言，前进的道路上确实存在许多臆想出来的拦路虎。譬如他们冥思苦想，注重道德教化，但却耽于幻想，不愿付诸行动。“不需要什么理解，也不需要什么幻想，”一个辛勤的劳动者说，“只要你付诸行动。” 不仅要控制个人的喜好，而且也要避免沽名钓誉，这一点更难于做到。一个人在采取行动之前，如果总是首先要问：“人们会对此说些什么？”那么他会一事无成。相反，如果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学会问：“这是我的职责吗？”那么，在道德评价方面他就如穿上坚固的胄甲，时刻准备抵挡人们的责难，甚至敢于面对人们的冷嘲热讽。“对善举我们要有信心，”克莱特勒说，“对恶行我们要存疑。即使遭遇不测也比举棋不定要好得多。” 责任道德是在家庭中学会的。一个小孩儿降临人世之初，他不能自立，包括健康、营养、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等在内都需要依赖别人。他充分吸收各种思想，然后通过正确的引导，因此学会了服从、自制、对别人友善、忠实和快乐。他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双亲的影响，良好的或者是极其糟糕的引导。 意愿的习惯称之为目标。根据前面的论述，在幼年时期形成正确的目标，这在人的一生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性格，”诺瓦利斯说，“是完全成形了的意志”。而且，意志一旦成形，它就会相对稳定甚至终生不变。一个真正的人，如果倾向于善行，坚持自己的目标，那么对世俗的名利他就不会十分在意；他的良心时刻会感到安乐满足，而且“辉煌的成就”也会在前面等待着他，他将会得到最好的报酬。 意志，如果不考虑它的方向，那么，它其实就只是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和坚韧忍耐这些元素的组合。然而，如果在品格方面引导失误，那么，坚强的意志将成为一种灾难性的力量。它像恶魔一样残暴专制。滥用职权，不受约束，也不懂得节制。它统辖着无数的臣民，煽起他们的激情，使他们成为战争狂人，并以征服、破坏和施行暴政为满足。正是不受约束的意志产生了一个亚历山大或者一个拿破仑。亚历山大因为再没有哪个王国可以征服而痛哭流涕；而波拿巴在蹂躏了欧洲之后，他的铁蹄又踏上俄罗斯的雪地。“征服创造了我”，他说，“也只有征服才能维持我的生命。”但是，他是个毫无道德原则的人，当他的破坏工作完成之后，欧洲人便把他抛到了一边。 坚强的意志，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灾难，但是，如果它与良好的动机糅合在一起，那么它可以是一种福祉。这样的人会影响别人的行动，激发别人的心灵和良知。他使别人接受自己关于履行职责的思想观点，带领人们竭力保护好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引导舆论扬善抑恶。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会在自己的行动中留下烙印。他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给自己所在的集团、所生活的社会甚至所出生的那个民族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影响深远的氛围。胆小害羞的人觉得与他在一起是一种快乐；游手好闲的人则认为是一种永久的责备。对于前者，他通过给予希望而使他们站立起来；对于后者，他甚至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而使他们改邪归正。丁尼生以下面的诗句表达了这一思想： 哦，生命的意志坚定不移， 当一切都似乎经受了打击， 而坚如磐石的意志，使我们再次站起， 它渗透于我们的行动，唤醒纯正动机， 从尘埃中飞升， 有一个声音可以倾听， 有一双手在隐约操纵， 我们所信仰的上帝， 他与我们的事业同在。 自制来于信仰， 它无限接近我们所共爱的， 支配我们行动的心灵， 那个时候，忠诚得到了证明。 社会上，在那些具有强烈而良好意愿和强烈而又歹毒意愿的人之外，还存在数量巨大的意志十分薄弱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意志的人。他们毫无个性，既没有崇尚邪恶的坚强意志，也没有追求美德的坚定决心。他们只是意念的被动接受者，而且，在接受之后也不会恒久地坚持。他们似乎既不会前进也不会后退。无论风从哪个方向吹来，他们的风向标都保持一种左右摇摆的态势。任何一种精神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傀儡，任何一种意志都可以统治他们。他们决不会珍视更谈不上坚持任何真理，也不知道“认真”为何物。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这样的人往往占多数——缺乏思考、消极被动、逆来顺受、意志薄弱，并且无关紧要。 因此，注重意志的改善和磨炼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坚强的意志，就无法做到独立自主、持之以恒，也就不可能拥有鲜明的个性。没有坚强的意志，我们就无法赋予真理以应有的力量，给道德确立正确的方向，也就不可能把自己从无价值的傀儡手中拯救出来，而只能成为一架受人操纵的机器。智力方面的教育并不能赋予人果敢的品格。哲学家们只会讨论，而果断的人却行动。“不能做出决定”，培根说，“本身就是一种决定。”——这个决定就是啥事也不做。 “青少年时期是对意志进行锻炼的最恰当时机”，洛克说，“我们的心胸能够扩展、大量的知识能够获得和储藏、激情愿意屈从于理性的统治、正确的原则能够在内心并在未来生活中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是一定的，但是这个时期既不是人的整个一生也并非人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它只限于人生的短短几年之中。如果在这期间我们疏忽大意，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是无知。按照事物的发展进程，我们就会受到限制。意志将成为我们的法律；而欲望也就获得了使我们日后无力抵抗的力量。” 沙夫茨伯里第一伯爵在和洛克的一次谈话中，阐明了自己关于人的品格和行动的观点。他认为智慧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而不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人采取愚蠢的行动，生活毫无规律，不是由于缺乏知识，而是源于他刚愎自用的意志。这样的人太过于理性。对任何事情，他或许会深思熟虑，权衡每一种可能性，但却做不出任何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样，知识就成了行动的绊脚石。意志必须鉴于一种精神和理解的力量才会采取行动。因为，精神导致人的行动，使人生活充实。 实际上，学习字母、单词或遣词造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重要。学习与善行或幸福毫无关系。相反，它可能会破坏人性，使人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文学。精通文学的人往往会产生一些伟大的思想并影响各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却很少采取行动去成为道德上的楷模。 并不像很早的地质时代群山一同出现那样，人类是不可能使整个群体一同得到升华的。人类精神道德的升华只能以个体的形式进行，因为只有个体的提升才能给群体的升华提供切实可靠的保证。教师和牧师可以从外部进行思想灌输从而对人们产生影响，但是行动本身却主要来自个体内在的精神力量。个体的人必须发挥自身的力量，自己拯救自己，否则，别人是绝不可能会给他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的。“肉体的习惯是通过外部的行动形成的”，巴特勒博士指出，“而精神的习惯则是通过内在的实践的意志的运用形成的——这些意志付诸实践或采取行动——这样，就形成了服从、诚实、公正和仁慈的准则。” 说到巴特勒，斯蒂温芬先生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指出：“仅仅从道德方面看，他的观点是非常感人的；他的伟大也是无可争辩的。在他的著作《推理》和《训诫》中，显而易见，他的布道自始至终都将‘良心’奉若神明。他将一切行动最终都归结到职责上去，无论受到什么疑虑和烦恼的困扰，他都始终坚信世界的秘密最终会被揭开，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道德来解决。” 学校教育与道德之间极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纯粹的智力开发对人的行为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死记硬背的信条不可能根除一个人的不良嗜好。才智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它要通过隐藏在它后面的力量来推动和发生作用——这些力量包括情感、自我克制、自我约束、想象、热情和各种各样的给品格以力量的因素。这些原则大多是在家庭中完成灌输过程的，而不是在学校里。如果家庭一直处于一种令人压抑、毫无益处而又没有道德原则的气氛，那么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的好，同样的，学校也只不过是一个学习和服从纪律的场所。另外，家庭是培育美德的真正的温床。家庭中的日常事务远比学校和团体的日常事务更接近我们的生活，影响更为深远。据调查，在家庭中受教育的那段时间被认为是真正的品格形成时期和最有自信心的时期。 充分进行家务培训是老年人的职责，而遵循父母的教导并增长才干是青少年的本分。教育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和受人尊敬的工作。按照基佐的意见，基督教是一所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最伟大最让人崇敬的学校。只有宗教教义才会教于人自我牺牲、崇高的品德和可贵的思想。它渗透于人的良心之中，使得生活可以让人愉快的接受，而非怨天尤人。 “培训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一位伟大的作家指出，“对一名儿童来说，你越早让他形成自己的行为准则，你就越快使他长大成人。”杜潘洛普殿下曾经说过：“我对最年幼儿童的自由尊重比对成人的自由尊重更小心在意，因为成人有自我防卫能力，而小孩儿却没有。当我一想到小孩儿是可塑性极强的人，我就决不会侮辱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会打上我意志的烙印。” 父辈的权威和家庭的独立自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原则稍有片刻的模糊就会招来麻烦，基督徒的情感就因此不能容忍并奋起抗争，直到这些权威最终得到恢复。然而，斗争并不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驯服、自制和自我管理都是理想的状态。它不靠教育灌输而来，而是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而非直接的言语教诲而达到目的。身教胜于言传，因为身教相对而言更为困难一些。同时，最良好的影响往往是慢慢产生的，它逐渐地符合人性的需要。 因此，道德的本质要求在于正确的行动。良好的意愿并非一切，它不总是带来善行。而坚定不移的行动才是最为重要的砝码，孜孜不倦地做好一件事会给那些旁观者以一种无声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无法估量。在圣保罗教堂的演讲中，利登牧师大人曾经意味深长地向年轻人提出工作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人的生命是由行动和耐力构成的，”他说，“人生的成就是与高尚的行为和持之以恒的耐力成正比的。当然，真正的劳动者并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者，思想生活不能排除在劳动之外，因为真正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劳动……人的一生如果好逸恶劳，处于一种道德的昏睡状态，那么这是一种堕落，因为生命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崇高。” 高尚的劳动往往是真正的教育家，而游手好闲则是肉体、灵魂和良心的彻底败坏者。世界上的邪恶和悲惨十有八九起源于懒惰。没有劳动，就不会有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至高无上的特权总是伴随着无法忍受的悲惨。假如一个懒惰的人受到让他永远年轻的惩罚，而身边的人却在衰老和死亡，那么他将会真诚地呼唤死神的到来以求得解脱。“世界上最弱小的生物如果把他的力量集中于一个特定的目标，他必将能成就一些事业”，卡莱尔指出，“而那些最强大的生物如果把力量分散到许多事情上，他们很可能一事无成。” 我们不是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吗？那么，通过劳动来战胜它们吧。驱除恶魔的咒语没有哪一个比劳动更为奏效的了。精神和肉体的懒惰就像铁锈，它比劳动对人的腐蚀摧残要可怕得多。“我宁愿工作而死，也不愿锈蚀。”一个高尚的劳动者说。席勒也曾经指出，他发现人生的最大幸福在于完成一些基本的职责。他还认为“美感永远不会帮助你履行任何一个职责”。人类的最高秩序不在于做出决定，而在于凭着感觉去行动。 最大的困难往往出于我们平常所忽视的地方。令人痛苦的事情的出现，或许是为了考验和检验我们的实力。我们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很多时候在于我们坚定不移，经受住了考验，从而为完成了相应的职责而心满意足。“最野蛮的战争是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痛苦的战争”，诺曼·麦克劳德说，“它们的伟大就是我们的伟大，它们的悲哀就是我们的悲哀，它们的胜利和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和失败。正像它们有荣耀、失败和胜利一样，我们也是如此。” 经受磨难是接受道德原则的最好学校。当遭遇困难已是不可避免时，我们要有勇气而直面它们。幸福与其说存在于我们的目标之中，倒不如说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与困难搏斗是战而胜之的最可靠方法。实现某一目标的决心同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一目标的信心实际上成正比关系。才智必须通过我们的需要得到磨炼。在遇到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个人才能够更好地前进。 因愚蠢而失去了自己机会的人，他们的回忆录将写满令人痛苦而又难忘的篇章，但却充满了给这个世界的启示。“一个人只要忠实于自己，只要他强壮健康，他就不会被世界所遗忘。为了对年轻人有所裨益，我想对1000个下决心努力奋斗的人进行精确的统计，看看其中失败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我认为它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埃比尼泽·埃利洛特说。人类的成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它需要一系列的失败作为铺垫。如果一开始便遭受失败，接下来又是接踵而来的失败，直到最后，所有的困难因我们的坚持而逃得无影无踪，人们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 软弱和懒惰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想获得成功又不愿承担获得成功的代价。要知道，想得到任何值得欣赏和拥有的东西都必须愉快地付出劳动，这就是实践中力量的奥秘所在。“一个人或许宁愿辛勤劳动，也不愿游手好闲。因为游手好闲使得一个人的全部才华处于一种昏睡和迟钝状态，而无法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从长远来看，自身才能的运用本身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源泉，随之而来的收获比当下的直接所得要大得多。” 据说，有这样一位大法官，他从不放弃任何一次依法办事的机会，但是，他从不肯贪赃枉法，做任何一件违法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如果他付出的劳动导致了失败，他不会自责，因为他已经尽力而为，无怨无悔。 我们应当劳动，应当坚信：我们所播种在泥土中的善良的种子，必将生根发芽，成为善行。每一个人一开始为自己所打算的，上帝会为他来完成。的确，仅靠我们自己是什么事情也不能完成。我们的工作所停止的地方，是其他人工作的起点，他们会使我们的工作更接近于完美。因此，我们必须留给后来者一个美好的蓝图，使我们值得被他们去效法模仿。曾经做得好的，正在好好做的，准备好好做的，他们成为环环相扣的整体，这是所有时代不可分割的连续的状态。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毫无用处的。只是他们的生存这一事实使得他们的存在成为必要。世界是先于他们而存在的。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善良，他们才生活得有价值。相反，如果选择懒惰与邪恶，他们便一无用处。他们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是否向这个世界表明他们的生存具有价值呢？他们是否因为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好呢？他们的一生是否懒惰、自私、贪图安逸和无足轻重呢？他们是否在追求快乐呢？快乐总是拍打着翅膀从游手好闲者面前飞过，而幸福也是懒汉们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快乐和幸福是工作和劳动的果实，但绝不是粗心大意和平庸者的报酬。 一个感到活在世界上毫无意义的年轻人，因为事业的不成功，决定当众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卡普诺镇。这个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智力方面的教育，但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包括职责、美德和信仰都一窍不通。由于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来世的报应毫无恐惧。他刊登了一则广告，说自己准备作一次演讲，然后从头部开枪自杀。这次耸人听闻的演讲的入场券是每人一美元。这笔收入部分地用于他的葬礼的费用，其余的用来购买英国3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这些书准备存放在市镇图书馆。当时，整个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入场收入相当可观。在他结束这场演说之后，按照诺言，他拔出大口径手枪向头部开枪，就这样结束了世俗的生活，急匆匆而又血淋淋地站到了上帝的面前。这件事发生在1868年8月。 或许，这种可怕的行径是精神空虚的结果，或者目的在于虚张声势地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他的名字将会写进书本。有的人或许会为他的勇气而呼喊。但是，这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怯懦。这样的事情即使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也是极为荒谬的做法。谢里登曾经说过：“把贪婪、欲望和野心当作伟大的激情是一个错误。它们根本就不是，充其量只是渺小的激情。虚荣是一切激情的支配者，它既可以激励人们做出最悲壮的英雄事迹，又可以驱使人们犯下滔天大罪。要是我能免于受这种激情的支配，我就可以笑傲他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顽童，而我却是个巨人。” 无论是完成那些艰巨的任务，还是敏捷迅速、精力充沛和沉着冷静地克服那些在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中千百次出现的困难，坚强的意志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勇气和正直廉洁是同样必需的。这种力量在完成单个的职责中或许是渺小的，但是，它却使我们在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时不感到意外，不惊慌失措、怨天尤人。它是人类精神的最终收获之一。 每一代人都必须承担生活的重压，度过各自的危险，经受多重的考验。每一天我们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诱惑，或者是懒惰、自我放纵，或者是邪恶。责任感和勇气的力量使我们不惜牺牲任何世俗的利益，来抵制这些诱惑。当美德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我们便拥有了个人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就为实现我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而优先做好了准备。 缺少一点勇气，对这个世界的损失是件多么惨重的事呀！有做某事的意愿，但却没有去完成它。世界就是这样，它是如此依赖于我们的行动，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在对每一个人大声疾呼：“想做什么事情，就要行动，行动！”那些可怜的乡村牧师在各自的教区中和各种邪恶势力搏斗，和违法、犯罪、不公正及各种恶劣行径斗争，他们的责任感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崇高。而有一些人只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劳动者，他们装模作样地工作，或者做个两股战战的旁观者，却没有勇气纵身投入。每一天，都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人被送进坟墓，如果他们曾经有敢于行动的勇气，或许他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而能名垂青史。 爱丁堡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在教导学生时，总是把责任感放在首位，而且，是指采取实际行动的责任感。他的演说深深地影响了那些听课者的品格。他鼓动他们在人生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像古代丹麦英雄那样“英勇无畏，意志坚强，在完成自己职责的道路上决不动摇退缩”。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世界上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挫折和失败，大多是因为缺乏勇气。当路德对伊拉斯谟说“难道你想在鸡蛋上行走而不踩破它们，和在玻璃上漫步而不压碎它们”时，胆小怕事而又优柔寡断的伊拉斯谟回答说：“对基督的事业我不会不忠诚。至少时代允许我这样做。”路德的性格则与他截然不同。“我要砸烂这些寄生虫，虽然各种邪恶势力会纠结起来，像房顶的瓦片那样厚实，共同反对我。”或者像圣·保罗一样，“我不仅预备被人捆绑，而且准备被送到耶路撒冷处死。” 亚历山大·巴恩斯爵士说：“我的性格特征十分严肃认真，对于我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漫不经心地去对待。事实上，只要我答应去做的事，我就不会心不在焉。”这就是一个坚强的人和一个懦弱者的全部区别所在。在生活中勇敢者冲锋陷阵，战死沙场；高谈阔论者却被抛到了后面；那些贪生怕死者则逃之夭夭。行动表明了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言语则只是表明我们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在勤勉工作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悲观主义者认为，工作或者说工作的必要性是人类的敌人。与此相反，卡罗阁下认为，不可抑制的本能使人类采取行动，而且通过行动产生了一些为我们始料不及的快乐，产生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幸福，也完成了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职责。这种不可压制的本能不是别的，正是生命的本能。行动对人生做出了解释和概括总结。与此同时，它升华了我们自身的内在情感，从而衡量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真正的快乐在于：面对各种困难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力量一开始只是它自身的主人，然后才成为生命的情人，不管是在征服者的邪恶意愿中还是在战胜科学文化或工作的困难中，总而言之，它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和安慰者。它使人类克服了自身的各种弱点，变得纯洁和高尚；自觉抵制各种庸俗的诱惑，帮助他度过日常生活中的悲痛，甚至完成他从一时的极度悲伤中的自我解脱。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我们第一次克服了疲劳感和厌烦感，我们就会从此受到鼓舞。撇开它所产生的其他结果不谈，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最实在的快乐。像悲观主义者那样，把工作当作一个敌人，这正是对快乐观念的一种误解。一个劳动者当他看到工作在自己手中或在自己的思想中蓬勃发展时，他会在其中发现自我、发现自身的价值。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获得了丰收的劳动者，是建造了房屋的建筑师，还是完成了塑像的雕刻家——不管它是一首诗还是一本书，这都无关紧要。 创造的欢乐多于辛勤劳动所得的回报；克服外部困难的有意识的劳动，是生命觉醒了的首次获得的欢乐，而完成了的工作则是最大的喜悦。只要我们局部性地暂时地抑制住了自然，我们就充分发挥了生命的价值，胜利的果实因而奉献给上帝。这就是努力或者说行动中的意志的真正性质。” 人具有不可思议的天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不可思议的劳动能力。力量可以征服环境。行动的准则则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任何环境都无法抗拒。行动为自己扫清了道路，使自己超越于一切对象之上，凌驾于幸与不幸、正义与邪恶之上。在这个世界上，能给我们带来欢乐的是我们的劳动能力不断强大，它把我们引向成功。人的智慧表现在他的行动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我劳动的产物。里希特尔指出：“善行如一口钟，它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天空中。”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积极活跃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接触和交往，比任何形式的苦思冥想和离群索居，更能充分地为将来健康而又精力充沛的行动做好准备。“通向天堂的生活方式，”斯维登堡说，“不是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在现实中积极行动的生活。仁爱，包括在任何活动和工作中都诚实公正，听从上帝的旨意，这并不困难。但是，仅仅过一种虔诚的生活，是与通向天堂的路背道而驰的。尽管一般人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通向天堂的。”他所说的话，对那些认为为在天堂中生活得更长久，就得发誓在尘世中忍受贫穷和过隐居生活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 对很多人来说，信仰纯粹是个口头上的言语问题。就言语本身而言，我们只说那些我们认为正确的话。但是，言语不会产生行动、思想和举措，也不会通向纯洁、善良和诚实。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敷衍太多，而具有的勤勤恳恳工作热情太少。关于信仰方面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但是，体现在人的品格和行动之中的真正信仰比这些著书立说要有益得多。一个人如果不具备真实而又坚强的意志把他引向善行，他要么成为沉溺于声色享乐的玩物，要么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耻之徒。 当前，困扰着英国青少年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懒惰。那种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它或许是与最卑鄙下流的道德品质紧密相关，对权势者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对下层社会和穷苦百姓则傲慢无礼。这些举止轻浮、懒散无礼的青少年没有任何信仰，不崇拜任何偶像，也没有任何志向。他们甚至对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也心存疑虑。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女性化了的男人，他们总是说“男女都是一样的”，“这没有什么意义”。其实男女并不是一样的，即使100年以后男女也不会一样。个体的生活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责需要完成，有自己特殊的工作需要去做。否则他将遭受痛苦，别人也会因为他而遭受磨难。他的懒惰传染给了别人，树立起一个极坏的榜样。毫无意义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过早的夭折，使人成为行尸走肉。 许多年轻人总是满腹牢骚，成天发个不停，却不肯采取任何行动，着手去做那些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钱宁博士注意到了他们的这一缺陷。他悲叹着说，许多年轻人都会在一所绝望的学校中成长。生活有意义吗？当然没有，如果我们只是在无所事事中虚掷光阴，甚至连阅读也常常被认为是智力的浪费。他们对教养毫无兴趣，因此，你所见到的都是些怨天尤人、漫不经心和老于世故的青少年。他们的精神只对智力和精明感兴趣，喜欢对别人的行动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而他们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对别人的认真和热情冷嘲热讽，这些理性的漂泊者被一种可悲的冷漠主宰着。他们的灵魂，如果他们还意识到自己有灵魂的话，是在随风飘荡、任意东西。他们不相信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这样的心灵所接受的思想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行动。他们没有任何原则或信仰，信仰的成分全然被忽视了。他们没有信念，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成就；他们没有效仿高尚人物的期望，没有获得高尚思想观念的热情，更没有拥有高尚品格的志尚。 拥有太高的智力，却毫无信念；拥有太多的知识，却毫无智慧；这些年轻人具有太多的“文化”，却毫无仁慈之心。一个国家可以只拥有优雅的举止，而不再拥有其他任何东西。知识和智慧有天壤之别，不能混为一谈，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博学是否会产生智慧和善行，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费拉隆曾经说过，与其热爱好书，不如自己做一本活生生的好书。各种各样的阅读材料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愉悦，但不能给心灵提供精神食粮。圣安塞姆说：“上帝往往成就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神的事业；而不回应那些拥有才华的博学者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给他的同代人描绘了这样一幅肖像：“在每一方面你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信念和职责漠不关心，他们有的只是对感官快乐和金钱的热情，因为它们能获得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良心、荣誉、信仰、观念、尊严、权力、体贴和自尊。所有的真理和所有的美德都只剩下巨大的残骸。而一切哲学理论，一切不敬神灵的学说，都已自我解体，被这种漠不关心的制度所吞噬。真理和谬误同样赤裸裸地被拖进了坟墓，而这座坟墓现在已空空如也，连尸骨也找不到一根。” 然而，我们将通过“文化”得到补偿。这是一个来源于德语的新词。很多人都崇拜“文化”。“文化”是他们唯一的信仰。这是一种经过了精巧的修饰的理智上的犬儒主义和怀疑论。持这种学术观点的人往往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极度的超越，就像莫里哀在《伪君子》中所塑造的那些人物，“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之感到惊讶”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嘲笑那些由来已久的美德，诸如勤奋、自制、充满活力和自助等。唯一的信念就是无情的否定。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崇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期望。他们怀疑一切，自己什么事也不做，却对别人的工作全部否定。除了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上帝。 歌德是感性或者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但是，和席勒的一样，歌德的诗没有展示出任何行动。他的著作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他是一个只与女人的爱情做交易的商人。他通过自己的魅力使女人依附于自己。“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了女人”，歌德的传记作家写道，“他就会像一个没有了解剖对象的解剖学外科医生。他曾经说过巴尔扎克的每一篇好的小说似乎都是挖掘了一个痛苦女人的心中隐私。巴尔扎克或许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回敬他。歌德幼年时期对自然史非常喜爱。他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把花朵撕成碎片，想看看那些花瓣是怎样镶嵌在花萼之中；甚至还拔掉鸟的羽毛，看看它们是如何插在鸟儿的翅膀上。’贝蒂拉曾经对霍顿勋爵说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过女人。他的所有情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强烈反对他的这种活体解剖方式。他的魅力是非凡的。或许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他总是想表现出这种强烈的感情，在肆意夸张这种感情时他毫无顾忌，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就像一个画家为了表现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个典型人物所受的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在创作时往往会在他的身体肋部插进一根长矛。这种情况下，洞察秋毫的能力需要相当的冷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歌德，他就像《厌世者》中的英雄。当所要求的一定程度的激动已经抵临时，他把手指放在脉搏上，避开过分的狂热和高度兴奋。歌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把任何事情都当作冒险或爱情来考虑，习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他所熟悉的任何一个女性，他发现减轻一种灾难或者失望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写出来。”（注：《歌德》，a。海沃德著。） 与富有的心灵相比，炫耀自己仅有的智力是多么的愚蠢啊！它无用、卑贱，干硬的躯体无法承载包含所有的理解能力，等待破译。如果灵魂无法给躯体增添湿度和活力、物质和现实、真理和欢乐，那么，它将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骨架，一些机械联系在一起的干瘪的骨头。每个人都会记得谦虚的牛顿所说过的一句名言。牛顿，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创立了流体力学，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光的可分解性。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在他面前是无边无际的真理的海洋，这都等待着人们去探索。现在，哪一个哲学家会做如此坦率的表白呢？ “真理，”德梅斯特伯爵说，“人只能通过他心灵的精神去获得。一个善良的人往往会吃惊地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总是拒绝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真理。这些人欠缺某一方面的才能，事情就是这样。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如果他对上帝没有敬畏感，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征服他，而且也没有办法使他理解我们。”汉弗莱·戴维爵士也说：“在生活中，理性往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它摧毁了人的感情，而代之以谨小慎微的原则。” 然而，关于职责的最广阔的天地是在文学领域和书本知识之外的。人，与其说是有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类文明的精髓是从社会交往中而来的，诸如礼貌、自尊、相互容忍和为了利他而自我牺牲。人类的经验要比文学宽阔得多。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与生命共始终的书，不过，要读懂这本难度很大的书是需要智慧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维妮女士说，“文明的观念是与读书写字密不可分的。现在，只有愚蠢和无知的人才不会读写。但是，在50年以前，读书，除了最高形式的教育外，是例外的事情。那些极其聪明的男人和女人们，除了《圣经》外，几乎不需要凭借其他什么帮助，就可以提出一些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那时，即使在上层社会的女性中，读书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我的祖母在写字时，几乎不知道单词该怎么拼写。除了《圣经》外，她没有读过别的什么书，’一位很有鉴别能力的法国人说，‘但是，她比现在的女性要优秀和聪明得多。’” 在古代，通常会把一些职责交由男孩子去完成，以此作为一种考验。如果他失败了，这是非常有失体面的事情；如果他顺利完成了，那他也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至于通过教育的方式把人类提升到一个非常高尚的道德境界这样一种梦想，”休·米勒说，“只是时代的一种幻想，就像幻想只通过一种炼金术的方法就可以点石成金一样。” 毕竟家庭是进行培训的最好学校。家庭生活是上帝用以熏陶青少年的手段，而家庭主要是由女性来营造的。“法国的希望”，奥尔良大主教说，“寄托在母亲们的身上。”英国也同样如此。但是，天哪，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妇女们的大声疾呼，她们在抗议自己的女性气质，在竭尽全力地抛弃她们身上所具备的那些最为可爱的品格。她们要求权力——政治的权力，殊不知，世界的面貌完全是由她们在家庭中所造成的影响决定的。她们坚信选举的可能性，要求“给予选举权”。难道她们真的相信：如果她们拥有每3年或5年在议会代表选举中的选举权，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因此更美好吗？圣保罗给了待在家中和在家中劳作的女性荣誉勋章，因为他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结晶体，家庭中的爱和职责是来自我们最亲爱的人的最好的保护伞。最近有一个作家，在描述了女性所应具备的天性之后，她指出，“看到现在的女性很容易被人煽动，去追求那些新潮的思想和工作，这真让人感到担忧。通向天堂的路，对她们比对她们的母亲和祖母要遥远得多。对她们来说，信仰是苍白无力的，她们没有把自己托付给安全可靠的上帝，也没有想着去完成仁慈的上帝所授予自己的职责，因而心灵空虚。”而这位作家本人就是个女性。 在最近发生的普法战争之前，斯托弗尔男爵受派遣去调查普鲁士和法国的舆论和道德状况。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军队中的纪律取决于社会和家庭中的纪律。普鲁士国家的青少年都被训练成了普遍服从、尊重权威的人，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恪尽职守。但是，这些在法国家庭中不存在的纪律又怎能在法国军队中存在呢？而且，让我们看看家庭之外的圈子，在法国公立中学、中小学和大学中，我们是否采取什么措施使孩子们尊重他们的父母、忠于职守、服从权威和法律呢？更重要的是，是否使他们相信上帝了呢？没有，连与此相关的事情我们都不曾去做。其结果是，每年我们送到部队去的那些年轻人，完全缺乏宗教原则和正确的道德观念；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就不习惯约束、服从，对任何事情都讨价还价、不尊重。然而，却有人伪称：只要这些毫无纪律毫无原则的青少年进了军队，我们就可以立即使他们习惯于纪律。这些人也承认军队中的纪律只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原则——即责任感、服从上级的指派、遵守政府的法令和各种规章制度。……在环境的压迫下，一时建立起来的虚假的纪律，持续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一旦面临严竣的考验，它就会立刻化为乌有。”不用说，事实证明，斯托弗尔男爵的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 在英国，是否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呢？规模不断扩大的民主潮流正淹没了那些与人相处的原则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个虚荣心极重的民族，到处炫耀着自己的财富、力量、资源、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以及在商业方面的优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几年之中丧失殆尽。和荷兰一样，可能成为一个富裕但又相当弱小的民族。民族取决于组成它的各个个体。一个民族的公民，不论是个体或者集体，如果都不具备高尚的品德，不忠于职守，不崇尚荣誉和公正，那么，这个民族是绝不会因此而闻名于世。 德比勋爵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一位品德极为高尚的人前天对我说，他认为，自从滑铁卢战役以来，那些使整个民族保持活力和强大的品质都在持续地走向衰落。虽然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从他的神态举止和说话的语调我可以推断，他认为想恢复这些品质已为时太晚，一场巨大的灾难犹如洪水猛兽即将降临。那些行将就木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将不会看到这种情形。在一定的条件下，这场灾难是肯定会出现的。” 这些话语是一种严重的警告。是否会和100年前的法兰西一样，灾难如期降临呢？诺曼·麦克劳德博士最近指出：“目前存在的这种混乱状况是从1815年战争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如同宗教改革时期一样，时下处于多事之秋，令人最难以忍受。一方面，关于一切事物，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陈旧的思想观念都已被打碎。尽管那些摧毁旧的传统的一方愚蠢而又自负，但是，人数更多的另一方，有着难能可贵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巨大的责任感。如果反复地思考，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人有着对代表真理的上帝的坚强信念。至于苏格兰人，现在跟他们谈信仰还为时过早。我们忽略了一些大的世界性问题，争论平庸得就像粗野的女人在争论到底是滑冰鞋还是比目鱼。” 关于未来的前景，还有什么比看到那些男人和女人用一生的精力，把他们父辈早就深信不疑的基本原则理论化或加以怀疑而更令人忧虑呢？只有信仰这些基本的准则，他们的忠诚、善良和成就才会有保障。有两种思想，一旦被心灵所接受，就会改变我们全部的生活过程——这两种思想，一种认为尘世只是永无止境的生存状态的开端；另一种则认为今生活着的人还会有来生。每个人既可以选择善行，也可以选择邪恶。那么究竟谁的力量更为强大呢？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良心和受到开化的意志。我们在完成各种各样职责的过程中或许无法避免困难和悲伤，但是，这些职责必须完成，而且必须心情愉悦地去完成，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善行给我们自己以力量，同时也激发他人去行善。善行是实干家的宝贵财富。因此，让我们振作起来，强化精神的力量，为将来的行动做好准备吧。这，就是人生的历程。 第三章 真诚的力量 任何工人都无法 在急速匆忙的情形下把工作做好。 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 ——乔叟 也许你可以放心地抚摸金子，但是 一旦它粘住了你的手，它就会 损伤你的皮肉。 ——乔治·赫伯特 诚实的人尽管贫穷， 但他是人类真正的国王。 ——彭斯 正直和诚实情同手足、密不可分，正直就是诚实，诚实也就是正直。诚实本身尚不足以塑造一个伟人，但它是伟大的品格中最重要的因素。诚实的人使雇主放心，并且使受雇于他的人充满信任。诚实是坚持原则、人品正直、独立自主的核心要素，是每个人的第一需要。完全讲真话对现在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都更必要。 说谎，通常说来，连说谎者本人都要贬斥它。他会强辩说自己在讲真话，因为他知道真实普遍地受到尊敬，而谎言无论在哪里都要被谴责。说谎不仅是不正直的表现，而且是懦弱的兄弟。“要勇于说真话”，乔治·赫伯特说，“任何事情都没有撒谎的必要，危害最深的说谎者是那些所说的话总和真实情况沾点边的人。他们绕着圈子来表达，而没有勇气说出真相，于是说出的话其实就是假话。半真的谎言是最坏的谎言。过着戴面具的生活其实近似于在言语上说谎一样恶劣。行为和语言一样能清晰地反映一个人的品格。行为卑鄙的人表里不一，他并不按照表面上相信的原则做事，过着两面派的生活，但他也需要诚挚和真话。真诚的人说自己想说的话，相信表面上相信的东西，像公开表白的那样去做事，并实践自己的承诺。 “另一类实际情况也是常见的，”斯波谨先生说，“有些人随心所欲，还有些人狂热地鼓吹和平，或者对肆意的行为过于放纵。我们现已知道，那些为慷慨作辩护的人自己往往却十分吝啬。我们听说过对‘真实’非常在意的人——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却在生意往来中，或在关于他们邻居声誉的事情上，或在家庭生活事务中并不尊重事实。” 说谎是最普遍、最惯常的恶习，它在所谓的“社会”中十分流行。“不在家”是对一个访问者最时尚的回答。说谎在人类事务中成为如此必须加以贯彻的原则，以至于人们心照不宣地采纳它。一个谎言可能被认为是无害的，或者是微不足道和非故意的。几乎没有谎言是共同的。无论多么宽容，对每一个思想纯洁的男女来说，说谎终归令人憎恶。“谎言，”拉斯金说，“可能是轻微的，或是偶然的，但它们是浓烟中的灰尘，如果我们不仅仅只关注最大、最黑的烟尘，而是把一切灰尘清扫出我们的心灵，生活将更美好。” “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对外说谎”过去常常是外交官们的座右铭。然而，一个人应当比重视生命更重视他的诺言。当迦太基人让他们的囚犯雷古卢斯（？—公元前250年，罗马将军，公元前267—前256年任执政官）由特使护送到罗马寻求和解时，条件是如果和平未能达成，雷古卢斯应当回来继续坐牢。雷古卢斯发誓说他将会回来。到达罗马后，他要求元老院议员们继续坚持战争，并不同意互换俘虏。这牵涉到他要返回迦太基被囚禁。元老院议员们，甚至大主教都认为他所发的誓言由于是被暴力胁迫所做出的，不一定要遵守。“你们决心要损毁我的名誉吗？”雷古卢斯说，“我并不是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死亡和折磨，可是由于不光彩的行为而造成耻辱或者由于负罪的感觉而受到伤害，我将无法容忍。虽然我是迦太基人的奴隶，可是我还有罗马人的精神。我已发过誓要回去，回去是我的责任。让神保佑其后的一切吧。”雷古卢斯返回了迦太基，并受尽折磨而死。 “他将会生活得很愉快，”柏拉图说，“回归真实，从此以后他将不必再痛悔。”让我们再引述马喀斯·阿利琉斯皇帝的一段话，“品行不端的人是对神的不敬；由于大自然已经使有理性的动物学会了互相关照，出于本性而互相帮助，但决不互相伤害。那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人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其罪过无可掩饰。那些说谎的人在同一个神的面前也一样是有罪的，因为无所不包的自然的一切事物和自然存在的万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个无所不包的自然的名字就叫“真实”，并且是产生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第一推动力。因此，一个故意说谎的人犯有不敬神的罪过。因为他欺骗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一个不是有意撒谎的人也有不敬神的罪过，因为他与自然为敌而扰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他站在了与真实相反的一边，即使他已经从自然中获取了力量，但他忽略了这力量现在不能再辨别真伪。实际上，一个只知道追求享受逃避痛苦的人也一样犯有对神不敬的罪过。 真实和正直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赋予一个人公平处事的品格，使生意人诚信可靠，使人们不会利用特长瞒上欺下。正直是真实的最坦率也最谦逊的证明方式。给足尺寸，不缺斤短两，样品真实，服务周到。严格履行责任，对任何一个人的品格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举个普通的例子。塞姆·福特抱怨一个小饭馆给他的啤酒不够分量。他把店主叫来，对他说：“先生，请问，你一个月能卖几桶啤酒？”“10桶，先生。”店主回答说。“那么你希望能卖11桶吗？”“当然，先生。”“那我就告诉你怎么办，”福特说，“把分量给足！” 但这个例子所能说明的远不止于此。我们往往抱怨缺斤短两以及掺假的商品。要买的是一样东西，但拿到手的却是另一样。但是商品总是要卖的，如果有利可图当然更好。当卖主认识到这一点时，顾客已走到别处去了。许多年前m。李·皮雷访问英国时，发现那里的制造商很有商业道德。“他们展示的样品，”他很欣赏地说，“和他们托运到国外的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非常精确地一致。” 现在他还能说这话吗？关于制造商的堕落——装载的棉花里掺杂着陶土、淀粉、镁和锌，难道我们没有在公共法庭上听到过吗？我们曾看过装船，因此知道实际运的是什么货。棉花发霉变色再也卖不掉。霉菌是一种真菌，一旦淀粉变得潮湿，就在其上生长起来。中国是英制棉布的许多大市场之一，但是自从霉菌出现，与中国的贸易就绝迹了。 中国有句谚语是说“变戏法的不骗敲锣的”，中国人像我们一样也是行骗的行家能手。他们把铁屑放在茶叶里，并用水浸透丝绸，因此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是在欺骗别人。“后果是，”在基福的英国领事说，“我们的纺织品落下恶名。美国的钻机虽然比英国的要贵40％，但是正在把英国货赶出市场，我们不再被信任。英国牌子过去是货真价实的保证，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印度的情况也一样。英国棉布不能洗。当陶土和淀粉被洗涤干净时，棉布变成了破布片。印度人种植棉花，他们是聪明的工匠，有灵巧的、富有创造力的手指，纺出的线像曼彻斯特的工人纺出的一样光滑。印度的资本在积累，许多工厂已经建成，现在印度人可以为他们自己而生产了。 在工业制造区，所有这些都无人不知，并在公共集会上广为谈论。变更尺寸、用淀粉处理、在棉布里掺上陶土，任何一个地方都知道这种勾当。麦勒先生公开谴责在商品中掺假的制造商。他们似乎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是傻瓜。他提到一位工程师的例子，在他穿越印度洋时，披着用麦斯林纱装饰的穆斯林头巾。“它是英国产的吗？”有人问他。“不，它产自瑞士，英国货弄得我手指黏乎乎的，很讨厌。”这说明了我们是如何丢掉我们的生意以及怎样碰到倒霉时光的。 美国的棉制品在伦敦、曼彻斯特及其他北方地区销售，相当有利可图。印度的棉制品销往中国、澳大利亚，尽管孟买的纱线比英国的原纱价格要贵。但现在，印度本地的棉布产量已经相当于曼彻斯特销往国内外的产量之和。这难道不是令人吃惊的事实吗？我们现在正对我们的工匠进行技术培训。而如果有了欺骗与说谎，技术培训又能顶什么用呢？一位年轻的妇女买了一轴标为250码长的棉线，当她实际用时发现只有175码长，那么她会怎样看待国人的信誉呢？ 公众、公共道德和政治原则的堕落是无可否认的。当杜庞男爵约百年前访问英格兰时，他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们那些勇敢、智慧、生气勃勃的商界人士。“支撑他们国家工商业霸主地位的不仅仅是勇气、聪明和活力，这远不是他们的才智和节俭所能达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诚信无欺。一旦有一天，英伦三岛的市民丢掉了这些传统美德，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虽然英国有最强大的海军保护，在外交上有远见卓识且积极地拓展空间，政治科学无比精深，但是它的贸易船队将逐渐衰落，从各个港口被驱逐回来，终将很快地从如今铺满黄金的海面上消失。而正是靠着大海，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这3个王国以工业品换取了这些金银财宝。” 寻找规避之法无疑是对竞争的敏感反应，也是对政府在通向自由生产之路上设置的障碍的应对之策。制造商被各种严格的法律束缚住手脚，其中有些法律很有进步性，例如把妇女和儿童从煤窑工场中解放出来以及缩短劳动时间等。但是工厂法似乎有些过分。肯特森先生在利兹说，在工厂法案通过后，国内的几家工厂差点都倒闭了。比利时从英国引进了小尺寸的钢铁棒材的生产，因为在生产中可以雇佣年龄小的男工。小型引擎曾经是英国外贸的重要产品之一，但现在都在法国和比利时生产。他指出，通过这种方法，国会正在使英国的各种行业绝迹，并且由于这些行业要自行承受损失，不公平的程度更加扩大。另有人在一次会议上说，虽然在兰开郡遍布工厂，但他的公司却从比利时进口铸铁，因为那儿的价格比英国更便宜。 工厂主们不仅深受法律束缚之苦，更饱受罢工之害。每当生意刚有些起色，工人们便开始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工厂被关闭，炼铁炉被倒空，建筑停下来，一切陷入停顿。我们把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机会都抛在一边，而外国人却利用我们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大发其财。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看成天生的敌人，这不仅是不幸，简直具有毁灭性。 但是工人们制造出产品的质量又如何呢？当人们在工作中倾尽心智之时——也就是他们以产品质量为荣之时——他们的工作就如乔叟在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但现在又如何呢？磨洋工一样工作——不用技巧，不加用心，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后果呢，隧道常崩塌，铁桥常垮塌，大楼常倒塌，房子建造了一半以后再也没人管，排水渠闸没修好就置之不理，传染病到处蔓延。哦！这些粗心大意缺乏责任心的英国工人！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使得我们的生活像街道的灰烬，毫无生气。干完工作后，你就不再关心完成得究竟怎样。在工作中你没有尽力，没把自己的精力真正投入进去。工作毕竟做完了，你就马马虎虎囫囵交差。所有这些不正直的、不光彩的行径，可鄙的英国工人！这将作为你们自己的缺点书写耻辱。在无知中长大，你们所受的教育中缺乏同情心的培养，仿佛这个世界都是在和你们作对，然而你们忘了，它也时时给你们以关怀。 所有不尽心尽职的工作都是在撒谎，是彻头彻尾的不诚实。你为做好一件工作而获得报酬，但实际却做得很糟。也许再掩饰一下可以勉强看得过去，但事情往往在无可补救时，过失才会被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只要事情还在这样继续下去，谈论劳动者的尊严或所谓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都是徒劳的。在没有诚实劳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劳动者的尊严。尊严不可能存在于空洞和玩弄手法之中，而依赖于实在和力量。如果今天的工作在所有方面都比我们的父辈那时要粗糙、浮夸得多，那么尊严从何而来呢？尊严只能来自于热心和竞争，以及想要快速致富的心态。 甚至波利尼西亚人也看透了我们，当帕特森主教在传道的过程中途经南洋岛时，他发现当地人拒买我们的商品。“只不过是不值得佩戴的华而不实的玩意儿，”他说，“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毫无价值。给他们的东西不论贵贱，哪怕价值一个先令，也一定要物有其用。例如，一把制作粗糙的单刃刀子，他们花一个先令买下来还很满意。但是如果一把刀子有6个刃，他们几乎会马上扔掉。”所以利温斯通博士发现非洲居民不愿买英国的铁器，因为它“无用”。 苏格拉底阐释了一个人下决心要以身作则而力求完美是多么有用和了不起。因此，如果他是一个木匠那他将是最好的木匠；或者，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也将是最出色的政治家。这样的话是用来说明他达到了真正的成功。这样的木匠，苏格拉底说，将会赢得木工业的桂冠，尽管这桂冠是由刨花做成的。 再看一看韦奇伍德的例子，他具有真正的工人的精神。虽然出身低下，但他在尽全力做好工作之前从不自满。他尤其看重其工作的质量，看是否满足别人的需要或受别人欣赏。这是他的力量和成功的源泉。他对低劣的活计不可忍受。如果做出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设想，他就会挥起棍子把器皿打碎并扔掉，嘴里还说：“这不是乔治·韦奇伍德做的！” 当然，他会尽最大的细心追求尽善尽美，比如注重几何比例、上釉、造型和修饰。他可以为某些效果的改进而毁了一炉又一炉，并从屡次失败之中学到了完美。他发明并改进了几乎每一样工作中用到的工具。在工作台上与他的工人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他是一个华丽的成功，其作品即将展出。 另一个可以提及的例子是一个真正正直勇敢的伟大的承包商的事，那人是托马斯·布拉塞。即使当敷衍塞责普遍流行时，他也总是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诺言和工作。当有27个拱的巴润廷高架桥快完工时，在一场大暴雨之中由于湿重不能承受，整个桥全垮了。这场灾难的损失达3万英镑。 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承包商都不必负责。因为他已经一再反对在建筑中所使用的材料，法国的律师们坚持认为他的反对使他免于负责。但是布拉塞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已经签下合同要建造并维护这条路，法律也不能使他不履行他的承诺。于是布拉塞先生自己出资重建了这座高架桥。他的一生是我们能提供给这代人作为榜样的最崇高的范例之一。 我们既有得意的时光也有倒霉的时刻，但结果总是一样的。我们几乎不考虑未来。只有当没有金钱来满足私欲时，我们才想到节省。布雷德夫德的一位企业家最近说，大约五六年以前，我们处于商业繁荣时期，商人阶层的脑袋几乎要发昏了。每个人都在迅速致富，并且他们非常倾向于攒钱，以至于他们似乎认为能赚的钱是没底的。劳工阶层也共享了繁荣，他们像他们的雇主一样失去了理智，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并且一度达到了要求。限制产量，并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他们从劳动中得到的报酬越高，劳动就越倾向于减少。但是，萧条时期接踵而至，那些罢工和联合的努力不可能饿着肚子再搞下去。他对工人说，如果他们希望回到美好的日子，必须正直、诚实地尽职尽责，改变现在工作中偷懒的习惯，并且尽可能地不仅仅是为金钱而工作。 在爱丁堡郡的一次工人协商会议上，一位发言者历数罢工的好处。“我的理论是，”他说，“出尽可能少的力，拿尽可能高的工资。”假如这个理论能成立，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将会出现大幅滑波；工人们变得游手好闲，无法胜任工作，而不尽忠职守。另一位发言者持相反的观点。他说，“为了罢工而组成联盟是极其不道德的。有一天，人们在爱丁堡的大街上看到一个人。他独自走着，很慢而且很惬意。一个小孩儿路过这里，对他说：‘你今天过得很自由自在。’‘这是我主人的时间。’这人回答。”他接着说，“这个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罢工制度下，雇主的损失就是他们的好处；整个制度的结果就是，做好任何一件工作都将成为不可能。”要是工人们能够看清他们真正所处的位置就好了。他们现在正在和整个欧洲大陆及美洲的工人竞争工作职位。过去人们常认为英国劳动力的高素质将会在外国竞争者面前保持优势。尽管曾经可能确实这样，但现在这一优势却彻底不存在了。我们最好的机械所具有的优势外国人同样拥有，并且是最新改进的技术。他们现在为自己生产机器；已经学会像英国的操作工一样快速地工作；学会在星期日像在星期六一样上班。在法国，他们一周工作72个小时；而在英国，工人一周仅工作56个小时。但国外工匠的工资要比英国的低25％。而英国工人完成得并不如在法国工人那么好、那么诚实。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又如何能坚持竞争下去呢？法国和德国的棉制品长驱直入英国，而我们的产品在缺乏责任心的情况下到达不了法国和德国的港口。我们丧失了曾一度拥有的贸易垄断地位，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拥有了。我们棉制品的销路很快将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并且如果产品不能做到物美价廉的话，也将被法国和美国的纺织品驱逐出市场。任何一种其他商品都面临同样的境况。 郝来沃克先生在驳斥工联主义的错误时，道出了什么是正确的精神。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疑，这也是工人阶级中精英分子的观点——关于有同情心的责任，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真诚相待。“回首这14年来我作为一个工人的经历，”他说，“假如保证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使我在年老力衰之前有一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假如我可以自由发挥而把工作做到最好，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自豪、品位和性格融入到我所做的手工艺品中去，并且我有理由保证在退休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诚实认真的心态，我现在将以这种心态与人交往。我将会成为雇主的朋友；他的好名声就是我的骄傲；他的利益也就是我的利益。他会非常细心并会得到真诚待人的报酬——利润。而我呢？将舒适愉快地学习和钻研技术。” 毫无疑问，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条件，和愿意工作且能圆满完成工作的劳动者。但我们需要的是优秀的而非敷衍马虎的工作。我们有反对得到法定工资的罢工，但没有反对劣质工作的罢工。我们需要的是更优质的工作而非更长的工作时间。那些使英国货在世界各大市场中丢脸的工人是不正直、不诚实的。“工作，”郝来沃克先生又说，“没有什么乐趣，因为它不带来光荣。对雇主来说，找到一个甘愿把工作干糟的人应当是不可能的。它是对诚实劳动的一种犯罪，是对买主的欺诈行为。没有什么比如下的事实更能直接说明手工业的不公正状况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来支持一个拒绝接受低工资的工人，但是没有一个组织是公然救助一个拒绝不诚实劳动的工人。”如果让这一切继续下去，那么世界上的科学和技术学校将不再承认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商业国家。 同样的呼声来自美国。“密苏里以西没有上帝”这句谚语在那里处处得到验证。万能的美元是真正的主宰，对它的崇拜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萨克拉门托的一篇文章说，“美国人是一个热爱金钱和制造金钱的民族。没有女王或贵族来约束他们，他们的贵族就是金钱。”对财富的渴求超过了其他一切考虑，商业欺诈不是例外而是规则。在提供的粮食中掺假不惜制造毒害；甚至用便宜的材料制成有毒的药品；卖假冒的毛料制品；用胶合板当实心木材出售；用劣质砖块和灰浆以及还在发绿的木材建成简陋的窝棚还把它们叫房子。是的，我们是如此在每一桩生意中掠夺和欺骗周围的每一个人，并且因为专注于赚钱，以至于没有时间使自己免遭明显的欺诈，反而安慰自己要向前看，并靠欺诈别人来弥补损失。我们为自己的国民特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直、诚实的民族意识正在迅速地泯灭。相反，在那些由帝王统治的蒙昧而落后的国家，正直和诚实使人们生活得比我们还要好。在那里，欺诈被看作是犯罪，而冒名顶替者一旦被查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落后于时代的旧式国家中，没有美国独立日，没有华尔街，没有鳕鱼或冒牌贵族。他们无所谓这个事实。 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使每个人有权欺骗近邻并拒绝赔偿。说得奇怪一点，美国人开始认为，工作的坏处和不自愿做好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教育系统的结果。每个人在成为体力劳动者之前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美国人再也没有学徒也没有仆役。当然我们并不是毫无依据地这样说。曾经有一位作家在《作家月刊》中提到，“美国人在他们的教育系统中塑造了一个神，说它的任何坏话都是背叛。任何一个对其价值抱有怀疑的人被当作危险人物加以教育。但是我们不妨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事实：在人们为进入工作生活作准备，尤其是那种依赖于手工技巧的工作时，这种教育却是个明显的障碍和败笔。它只能使人一知半解、华而不实，仓促接受并未消化的东西。” 文章的作者说，老的学徒体制现在已经基本废弃不用了。孩子们通过学校受到教育，不能再到某一行业当学徒。因此许多手工工作都由外国人干了。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凭着受教育时的聪明才智有一个成功开端的年轻人，再也没有靠灵巧的双手在普通的雇佣生活中挣碗饭吃的想法。他对体力劳动不再感兴趣，他要么找份轻松的工作，要么靠自己的才智生活。（注：“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为恢复学徒体制而进行普遍的努力时，我们的回答是，在这条道路上有一头可恶的狮子，这就是协会。它虎视眈眈。一位钢琴制造师抱怨说，他召不到足够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原因是他的雇工都属于一个协会，该协会控制着他被允许带的学徒的数量指标。他们把这个指标减少到一个人，当然这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雇主也对此无能为力。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国外雇佣受过培训的熟练工人。简言之，整个国家的协会之间存有一个共谋，就是使美国的男孩子们不能进入有用的行业。工业教育处于如此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体制的禁令之下，那么，它应当早就该被法律的强有力之手推翻。当普通的学校把大多数学员从手工业拉走的时侯，那些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却没有这样做的自由，因为一个强大的协会军团牢牢挡住了去路，雇工像对雇主一样受他们控制。”） 在一株浓密的栗子树下， 那是村里铁匠的工作台。 朗费罗如此说。村里铁匠的工作台不再有了。当阿姆斯特朗，一位有色人种的汉穆坡顿学院的将军，到北方去寻找铁匠时，他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可以雇佣。每个铁匠都是爱尔兰人，并且他们的下一代，每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再也不会接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位纽约牧师，他拥有个大家庭。最近，为纠正这种趋势，在布道坛上宣布他打算让他家庭里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学一份手工职业，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谋生。富裕和贫穷都是在相似的职业教育中产生，如果可能有技巧的话，都尽量被传授；富人很可能变穷，正如某些穷人将会变富；如果一种教育没有使人学会在一生中照顾他自己和依赖于他的人，那么这种教育就属于失败。 生意难做，在很大程度上难道不是由我们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吗？在账房那里，二加二并不总是等于四。有多少诡计——丝毫谈不上正直——被用来比别人更快地赚钱哪！大多数人并不是依靠耐心细致的工作过着适度的生活，而是想在一夜之间暴富。这个时代的精神不再是商业精神，而沦为赌徒心态。时代的脚步太快，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人停下来询问一下那些已经被甩在后边的人。他们被强加于竞赛中，而财富上的竞赛是为跑得快的人准备的，他们的信仰就在于金钱。我们的不幸与商业中的赌博和欺诈的罪行之间、与社会的奢侈和空虚之间，以及与广泛的冷漠和苦难之间的联系，其实没有必要由哪位先知指出。 “我的儿子，”一位父亲说，“来到这个世界，可能会误入歧途；但是如果他真的走到那一步，我希望他宁肯骗人也不要被骗。”另外有人说：“如果能正当地赚钱，就正直些，但假若不能，就不择手段。”第三个人说：“正直要比不正直更好，但我对两者都讨厌。”当然，我们引述这些话是为了说明对待诚实和正直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同，但在商人阶层中是否存在占优势的更高的行为准则，则令人怀疑。一个年轻人开始步入商界，他小心谨慎然而步履安全。虽然获利的可能极小，但行为正当。“一个诚信的人将获得保佑，但假如他厌恶致富则是有罪的：他有一双容易使别人遭殃的凶眼，并且没考虑到贫困可能就在后边跟着他。”在大型商业城市，年轻人惊诧于商界领袖们头上的荣光。每一扇门都向他们打开，他们被认为是巨富，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举办舞会、聚会和宴会。他们的房子里满是最伟大的画家们的作品；壁橱里装满了最名贵的葡萄酒。他们谈论的话题却不那么宏伟，葡萄酒、骑马或价格经常挂在嘴边。他们似乎在由大量财富堆积起来的金色海洋中尽情遨游。 年轻的商人常常因为这些成功的范例失去自我控制。除非意志坚定的勇敢者，否则他们易于循蹈前人的足迹，第一笔投机买卖或许就能做成。这个成功又会被他人模仿，从而在对财富的渴求下，一步步走下去。行事变得毫无道德观念，肆无忌惮。在折扣市场上，到处可见他们的债券。为了维持信誉，他们花更多的钱买名画，甚至给慈善团体捐款。先前，贪婪而不走正道的人靠暴力从他人那里掠夺财物；现在，他们靠欺骗性的破产来掠夺。先前，每一个意图都是公开的；今天，每一件事都是秘密的，直至最后一件事发生导致一切暴露。企业主破产了，债券一文不值，名画被卖掉，胆小的人到处躲避可能找上门来的债主。 在一个破产案中，从账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笔值39000英镑的账单花在了孤儿院和慈善机构的身上！在一次债权人的集会上，一位发言者说，“在会计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家公司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大量收购资产向外扩张，并延伸到东方市场。当他们无钱还债陷入绝境时，还在坚持做不计后果的生意，我敢打赌这是为了公司恬不知耻的财政目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筹款’。虽然资不抵债，但他们仍然慷慨无度地对待慈善事业的行径令我震惊。这使我想起我们的一位主教（在曼彻斯特）的提示，他说我们中有些人从他们不干净的获利中拿出一部分钱筹修教堂，想以此铺好通向天堂之路。” 有谁不知道呢？由于投机和欺诈而破产的银行，其后果是造成所有债券持有者的财产损失和家庭毁灭。席勒说：“胆敢盗用一百万，绝不是像偷窃一只皇冠那么简单；当小罪过减少时，真正的罪行却大行其道。”近年来，盗用一百万已经不再被视为令人震惊的事了。现款从银行储蓄中提出用来买铁路股份，或在远方殖民地买土地。由投机造成的繁荣假象，通常的结果就是毁灭性崩溃。然后，“银行破产”和危机终结，男人们受欲望驱使而发疯，女人们祈祷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拯救。 可怜我们吧，上苍！我们五人在此祈望， 六十年已过，仍像孩童一般耽于幻想。 恐惧和忧伤，无时无处不在啊—— 善待我们的寡妇，远离不幸死亡。 他们不再多等一会儿吗？在我们不会把他们留得太久之前。 即使艰苦的生活，依旧流淌勇敢的欢唱。 只愿留下那座古老的房子，因为往日的回忆深锁。 为了可怜的房子，我们！宁肯要墓地的祥和！（注：沃特·c。史密斯博士，这几行诗的作者，出现在爱丁堡的一次集会上，他说，他收到了一大堆关于银行破产的信件。有一类记者爱问他，当他看到自己被不干净的钱财弄出一大堆麻烦时，怎样做到转变信仰。他说，当前的灾难不幸地给他的伙伴和他自己带来一大堆苦难，他对于一个几乎毫不同情他们同胞所受苦难的宗教并不怎么感兴趣。可能已经发生在他们这些诚信的人中间的欺诈行为，使他感到羞耻，但是他希望亲爱的祖国能够保持清白、正直并走向繁荣，并且在比以前更纯洁、更健康的气氛中进入生机勃勃的工业时代。他被问起这5个老姐妹的例子。5姐妹中大部分都读过书，是否确有其事很难说。这是件真实的事情，他永远不会忘记，在银行破产9天后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女士时的情景。在那段日子里，厨房里没有煮过一顿饭，衣服从未离过身子，她们甚至没有在床上躺过一次，茫然不知所措，惊诧不已，喃喃地盼望着仁慈的上帝能够降临并把她们从即将到来的苦难中带走。） 人们已经富裕了，但急切地想变得更富。在疯狂的投机生意中，他们迷失了自己，结果只会是接踵而来的无望的破产。许多事例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位提伯雷的富裕银行家——一个激进分子和政治煽动家——想方设法进入了国会。为了使他安静下来，在开会时他得到了一个财政大臣的官位。在他的眼中，乌纱帽是金光灿烂的。但他随即又失望了，他在意大利、美国和西班牙的铁路投资损失惨重。万般无奈之下，他开始伪造地契、财产转让证明，以及数十万英镑的债券。当然这虽然聪明但违法的计划失败了，他发行的债券无人买账，毁灭在即。最后，在一个晚上，他进入书房拿出一小瓶氰氢酸，游荡到哈姆帕斯特荒地，饮鸩而死。 在他的死讯发布以后，赛利斯和提伯雷的大街上是怎样的一副凄惨景象啊！老人们为自己丧失的一切而号哭；寡妇们跪在大街上问上帝是否她们真要永远以乞讨为生。这一切完全是真实的，银行家和财政大臣损失了他们银行里的最后一个先令，用从欺诈走向更深的欺诈来弥补损失。而这只能导致更加疯狂、更加绝望的毁灭。 他最后的几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他的堂兄的。他说：“我作恶多端，一步步走向声名狼藉。我是数千人遭受毁灭、痛苦和耻辱的罪魁祸首。哦，我怎么对得起那些就要遭受灭顶之灾的无辜的人们哪！我可以承受一切惩罚，但无法直面他们的不幸。我多么希望从未离开过爱尔兰！又多么希望能抵制住第一次卷入投机生意的诱惑！假使那样，我还能保持真正的我，诚实又可信。而现在除了死亡，我毫无选择。即便痛哭流涕，又能顶什么用呢？（注：“不光彩地追求舒适和快乐，”彼得巴洛夫主教说，“堕落地崇拜财富；不道德欺诈和贪婪占有的不正直行为；经常享受奢华并挥霍无度；厚颜无耻地作恶，因骄傲和酒足饭饱而脸红，甚至不再屈尊说些伪善的对美德的赞颂之辞；品格低下而玩世不恭，对那些正使民族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而构筑起来的好一点的想法和高一点的目标嗤之以鼻；利益竞争泛滥成灾，阶级之间的战争在一天天地扩大和深化，这是穷人的嫉妒性自私对抗富人炫耀财富的自私；那些片面地不顾一切地带着对整个社会框架刻骨仇恨的人认为这个框架只是用来压榨他们的巨大机器；革命制造了把一切变得相似的狂热梦想：劳动者再没有劳苦和异化，都能享受到现今的少数有产者所能享受的一切，但这永远仅是带着痛苦的企望而已——这些是邪恶种子的一部分，由我们的双手亲自撒播在土壤里，经过发芽、壮大，将会生长出一支不可控制的军队，它远比国外入侵的敌人更可怕。我们现代文明的光辉可以一时隐住这些潜在的危险，但无法忽视的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伟大之处正在一片狂热气氛中湮灭，而在另一个黑暗的角落，文明阳光照耀不到的邪恶东西正在壮大成熟；如果，仅仅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也不去纠正，那么将会有一天，我们会无奈地借助犀利而令人清醒的战争手段——甚至不惜承受战败后的恐怖审判和苦难——把我们从自由和平时期培养出来的无比恐怖中拯救出来。”） 国家和政权像个人一样卑鄙。它们的行为可以由占它们总数3％的政府来衡量。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的商业界是不诚实的。西班牙被她的财富毁掉了，她的人民被她征服的南美殖民地流入的黄金惯坏了，他们懒散成性。今天，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耻于乞讨，但会耻于工作。希腊赖掉了好多年的债务，像土耳其一样，她没什么东西可用来偿还。在这些国家，所有工业上的工作都是由外国人来干的。 对美国的费城和她的其他好多年前就已经赖掉了债务的州来说，也许希望会多些。这些富裕的州从国外借来钱，通过修路开渠造福人民使自己更富。可敬的西尼·史密斯——把他的“过着穷困的生活而攒了一辈子的辛苦钱”借了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损失。他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抗议，后来还发表了抗议书。“美国人，”他说，“自吹革新了旧世界的秩序，但其恶行一点不少。一个鞭挞了世界各地暴君的伟大国家，像欧洲最堕落国家的最卑鄙的君主一样，犯下了空前的欺诈罪行。” 伊利诺伊州倒是行为高尚，虽然它很穷。为了完成州内建设，它像费城一样借了钱。当富裕的费城居民揭发出他们被赖债不还时，许多更穷的州也想效法费城。由于每家的户主都有一票的投票权，所以如果他们不那么正直，债是很容易赖掉的。后来在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了一次大会，关于赖掉债务的法令送交给了会议讨论。在法令就要通过时，被一个正直的人阻止了。当时史蒂芬·a。道格拉斯（让他高贵的名字在这里被提起吧！）正因病躺在旅馆里，他是被抬着出席大会的。因为实在病得走不动了，他躺着写下了如下意见，作为那个赖债法令的替代决议：“伊利诺伊一定要诚实无欺，尽管它从未还过一分钱。” 这份决议触动了每一位大会成员正直的情感，它被热烈地通过了。这是对赖债不还这股歪风的致命打击。运河债券立即升值了，资金和移民涌入这个州。现在伊利诺伊成为美国最繁荣的几个州之一。它拥有比其他任何州都长的铁路线。它广阔的平原是一块大农田，其中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数十万祥和、幸福的家庭。这就是正直的力量。 事实是，我们已变得太自私，考虑自己胜过考虑别人。全力寻求享乐，其后果就越是不考虑自己的同类。这二者是反比关系。自私的人对别人的需要是毫无帮助的。在甲壳里生活，没有防御武器。无论痛苦还是穷困都会袭击他们。他们的感情似乎只对满足他们需要的人开放。“有些人，”圣·克里梭斯特姆说，“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是为了追求享乐，以及养肥这上帝赐给的躯体……只要天使一看到装满奢华食品的桌子——上帝就被激怒了——这是魔鬼的狂欢——有德的人被震惊了——甚至仆人也要讥讽嘲笑他……正直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就会把这奢华的宴会留给暴君以及用犯罪手段发财的人。他们正是这个世界遭受苦难的根源。” 我们漠视在艰苦条件下如何生活的情形，片面追求奢侈和豪华在时代流行。然而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所占有财富的丰厚，尽管贫穷，仍要诚实。节减掉无用的开支，甚至某些生活必需品也削减，连同古人的品格力量，是通向基督徒忘我境界的大道。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那些满足适当的需求，并不贪多的人。“一间小屋里藏着一颗伟大的心”，拉克戴尔说，“是一切东西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撒播真和善的人是幸福的，丰收也不能使他们堕落！” 这里有一个关于贫穷的德国农民的正直而守信的范例。圣帕瑞在他的《大自然的考察》中讲述了这个故事。1760年，当他住在赫斯时，是一家名为考特·圣吉尔曼的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在那里，他第一次面临并熟悉战争的恐怖。他日复一日穿行于掠夺过后的村庄、被毁掉的田地和农场。男人、女人和孩子流着眼泪从村舍中逃出来。武装分子到处毁坏他们的劳动果实，并以此为荣。但是当地一位穷人表现出来的高贵品德使圣帕瑞在这么多暴行当中找到一丝安慰。那位穷人的屋舍和农田正好处在军队前进的路上。 一个骑兵上尉被授命带队外出搜寻粮草。当他们找到一家贫陋的小房舍并开始敲门时，一位白胡子老人出现了。“把我带到能为我的部队找到粮食的田地里去。”这个军官说道。“马上就去，长官。”老人回答说。他前头带路领着他们顺着山谷向上爬。行进了约一个小时之后，出现了一块大麦田。“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军官说道。“先别动手，稍等一会儿也不迟。”他们又出发了，又找到另一块大麦田。士兵们跳下马来，收割着庄稼，并捆成束放在马背上。“朋友，”这个军官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这么远？我们第一次所看到的麦田长得和这块田一样好。”“确实一样好，”这位农民说，“但那块田不是我的！” 第四章 拒绝诱惑，做真正的自我 如果需要教给你什么真理， 那就是，一定要果敢； 真诚地生活， 臣服于伟大而又高尚的信条。 每个人都给予、奉献和付出， 这世界该多么美好； 可是，如果生活只是乞讨、索取和报复， 暗无天日便弥漫宽容的天空。 ——巴威尔·利顿 亲爱的朋友，美名之与男人和女人， 正如最直接的财宝隐藏于他们的灵魂； 偷盗了我的钱包， 其实他只是偷了点废物，这无关紧要； 金钱，是我的，是他的，是千百万人的奴仆。 但是？如果谁盗用了我的声誉， 他抢劫来的东西虽然不会使自己富裕， 却使我一贫如洗。 ——莎士比亚 某些人是可以收买的。无数的流氓无赖为了金钱和享乐，乐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行贿受贿和贪污腐败使得选举成为徒有其表的形式，这样的事情谁还未曾耳闻目睹呢？这当然不是享受自由或保持自由权利的方法，这些出卖自己的人是奴隶，而那些收买别人的人是不诚实和无道德的。他们都是自由的骗子。“我站在自由的土壤上。”一位演说家宣称。“你没有，”听众中有一位制靴匠反驳说，“你脚上穿的那双靴子，你至今还没有付钱给我。” 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大多数能意味着什么呢？”席勒说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投票应该考虑的是投票者的分量，而非考虑得票的多少。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由那些摇摆不定而又愚昧无知的大多数来决定，那么这个国家是迟早要毁灭的。” 在脱离苏格兰长老会以后，诺曼·麦克劳德说，继续站在不受欢迎的少数派一边，按照自己的良心所喻示的职责行事，这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不管他出现在什么场合，等待他的总是嘲笑和嘘赶。“我今天看到了一座坟墓，”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它在一座保留有基督受难十字架的小礼拜堂里，墓碑上的碑铭是‘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我多么希望以同样的方式生活，让人们给予我完全同样的悼词呀！” 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的人极易受那些没有道德原则的人所摆布，而且愚昧无知的人仍然占人群中的大多数。在法国巴黎，由于妨碍了纽埠渡口的交通，一个骗子被带到了改造法庭。地方法官对他说：“小子！你是怎样把人群吸引到你身边并诈取那么多钱财的？难道就靠兜售你那‘确实可靠’的废话？”“先生”，这个骗子回答说，“当时经过纽埠的人数，您想想会有多少呢？”“我不知道。”法官说。“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大约有10000人。你认为其中有多少聪明人呢？”“哦，或许100个。”“100个恐怕是估计得太多了，”这个骗子说，“不过，我把这100个聪明人交给你们去管理，而其余的9900人则是我的主顾。” 缺乏任何诚实正直的品格、自尊，丧失做人的尊严，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人们贪污腐败行径的泛滥，否则，各方面的贿赂对他们将起不到任何效力而遭到抗拒。政府官员克扣经手的各种货物，不管是否有用于己。因此，士兵们那些粗制滥造的鞋子总是在行军途中烂坏，以次充好的军衣破烂不堪；罐装食品出现腐烂变质。纳尔斯上校神色悲伤地谈到北极地区他们那些水兵的物质供给。这些军需品由于运输途中的贿赂和贪污，到达士兵手中时已不到国家规定的现役军人物品供给的四分之一。 人们的许多做法都是违法犯罪的。一张支票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到某个官员手中，这个官员又会把它转到自己的银行户头上。因此，一个人薪水很低却可能成为富翁。公开招股公司的职员道德极其败坏时，为了清除这种影响，办公室的大门上会贴上这样一张字条：“本公司的职员不允许接受贿赂。”然而，厨师会从零售商手中拿回扣，仆役长与白酒供应商会有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泰晤士报》评论说，“极大地损害着各种健康的商业关系。但是，如果任由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从公司职员和市场侵入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当中，那么，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和信誉就会大打折扣而彻底完蛋。公务员应该廉洁和忠于职守，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每一个公务员都有收取小费或有行贿受贿的嫌疑，那么一个精神沦丧、道德滑坡的时代就要来临。 有一个发明家提出了对政府官员进行财产登记的建议，并且要求这项工作不能交由秘书去做。“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使人诚实的机制，但是，我们恐怕做不到。”我们需要诚实的人！到处都回荡着这样的呼声。那些骗取了人们信任的人，他们的偷盗和诈骗行为往往被警察局和法院揭穿，其结果是声誉扫地。人们最需要的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品格。一个人的品格是可以信赖的，当然这需要你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并以此取信于人。 国外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俄国、埃及和西班牙的情形最为严重。在俄国，官员的腐败甚至高层官员的腐败都十分普遍。无论做什么，都得留下买路钱，贿赂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渗透于每一个角落。从买卖商和管辖他们的官员之间的约定，到商品的直接移交，腐败之风极为盛行。这些政府官员的借口是他们的薪水太少。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花费了巨额资金，给工程师和筑路工人的工薪数目也十分巨大，但是大多数被工头和主管人员盗用了。蒙特奇科夫王子陪伴沙皇在经过莫斯科的短途旅行中，想刺激正在俄国访问的波斯大使。这位波斯人视察了黄金砌成的圆顶屋、大理石的柱子和长达数英里的店铺，但是，他对这些东西都态度冷淡，全然不以为意。最后，沙皇俯下身子在王子耳边问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让这个家伙感到吃惊呢？”“当然可以，陛下，”王子回答说，“让他看看从莫斯科修筑到彼得堡的铁路所花的费用吧。”在埃及，在亚历山大城，情报“走漏”现象是极为严重的，除非用金钱去收买当事人。在西班牙，进入口岸的每一艘船都必须事先贿赂海关官员。他们的借口和俄国官员一样，不接受贿赂，西班牙官员就不能生活下去。 即使是生活在共和政体下的人们也已习惯和乐意于接受贿赂。金钱可以克服无数的困难，解决许多问题。在美国，共和国的精英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行贿受贿。政府官员仅有的那点微薄的薪水是不够用的，即使是最高层领导也会接受马匹和马车，甚至是现金的贿赂。假公济私和贪污腐败正在迅速地破坏行政管理的效率，降低公共道德的水平。（注：见1871年1月《北美观察》。）雅各·考克斯先生认为在整个美国中为了争权夺利，道德正在沦丧。所有的村落无一幸免。在这个国家中，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它就会对每一个角落进行清扫，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在有权有利的位置。对战争的欢呼是“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虽然让人感到羞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考克斯先生说，“金钱和地位对于我们的政治就像‘美色和战利品’对于一支进驻一座被征服了的城池的军队。他们的掠夺已使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冷漠感到惊讶，我们已开始意识到公共事务的良心已部分死亡。”那些目光远大和诚实正直的美国政治家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为此忧心忡忡。 世界各地也概莫能外。政体的形式——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共和政体，这些都无关紧要。产生差别的不在于政体形式的本身，而是进行管理的人。如果统治者残忍自私，那么政治权力就是一种祸端。如果统治者富于理性而又公正无私，政治权力就将是社会的最大福祉。如果自私从统治阶级开始，那么整个国家都会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邪恶自上而下蔓延，渗透到每一个阶级，甚至是最穷困的阶级。人生的历程就仅仅是为了钱财和自我。一切原则都被废除，诚实正直成了被人遗忘的美德。信仰渐渐化为乌有，社会成了一个争夺金钱和地位的战场。 然而，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拒绝出卖自己的人。即使穷困潦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为人生的职责所感召，他们也会拒绝被金钱所收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追求财富是被一个勇敢的人所不齿的行为。所以，部落首领往往是该部落中最贫穷的人。在以色列、希腊和罗马人中，部落的功臣都是些穷困者。当伊利沙被任命为以色列先知时，还正在耕田。辛辛纳图斯被任命为罗马军队的统帅时，正在田野劳作。苏格拉底和伊巴密浓达都是古希腊最贫穷的人。耶稣也是如此，可他却是我们信仰的缔造者。 缘于他的不屈不挠和诚实正直，阿里斯蒂德被人称为“正义”的化身。他拥有毫无瑕疵的正义感、无懈可击的自我克制能力。他的一生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指挥了柏拉提战役。虽然他是国家的最高级官员，但死的时候却非常贫穷。没有什么能够收买他，没有什么能够诱使他背离自己人生的职责。据说，雅典人品德变得更为高尚，是因为阿里斯蒂德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阿里斯蒂德曾出席过埃斯库罗斯的一场悲剧演出，当演出说出了一句关于善良美德的台词时，观众的目光都不自觉地从演员身上转移到了他身上。 雅典将军福基翁被视为一位非常勇敢而又有先见之明的人，被人称为“善良”的化身。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希腊后，他想方设法企图让福基翁归顺自己。亚历山大大帝给他无数的珍宝，并让他从雅典任意挑选4座城市。但是，福基翁丝毫不为所动，不肯给自己的品格沾上污点。“如果亚历山大真的想使我获得新生”，他说，“那么请让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吧。” 然而，狄摩西尼这位雄辩家却是个可以被收买的人。当赫普琉斯被亚历山大派往雅典担任首领时，那些演说家们都紧盯着他的金钱，狄摩西尼也不例外。不诚实正直的雄辩家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狄摩西尼去拜访赫普琉斯时，这位首领注意到狄摩西尼对他的一个精雕细刻的茶杯非常欣赏，他请求让他掂量掂量这个茶杯的轻重。“这个杯子值多少钱？”狄摩西尼问道。“它可以给你带来20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赫普琉斯回答说。当天晚上，这个茶杯里面装着20个塔兰特，一同被送到了狄摩西尼家里，狄摩西尼没有拒绝这份礼物。当时的处境导致了这位演说家的耻辱。事隔不久，他就服毒自杀了。 与此相反，西塞罗不仅拒绝来自敌国的礼物，而且拒绝来自朋友的任何礼物。在他被人刺杀后的一天，恺撒发现自己的一个孙子手捧着一本西塞罗的书在阅读。这个小孩儿试图把书隐藏起来，可恺撒把书从他身上拿了过去。在匆匆浏览一下之后，他把书还给了这个小孩儿并且说：“孩子，这是个雄辩的人，并且是个爱国者。” 在被迫逃亡时，有人问拜尔斯，为什么不像他的同胞那样，带上一些私人财产。拜尔斯回答说：“你的奇怪毫无道理，我其实已带上我所有可贵的东西——诚实和正直。”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脱下帝王所穿的紫袍一段时间之后，马克西米利安邀请他重新执掌政权。戴克里先回答说：“看看我在萨洛纳所亲手种植的蔬菜和快要成熟的瓜果，看看我在住宅周围所种植的花卉，你就会明白：我不会为了追求权势，而迫不及待地放弃我现有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工作，他身上蕴含着勤奋吃苦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给劳动者以坚韧不拔，给勇士以胆识，给政治家以坚定。劳动关闭了通向不诚实的第一条道路，开辟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激发了人们完成每一个社会的和宗教的职责的活力。因此，罗马人希望戴克里先回到他的政治职责上去。 自得其乐是自然的财富，也是比华贵和权势好得多的东西。玛丽，伊丽莎白的妹妹，希望自己是一个在奶酪农场工作的女性，而不愿做女王。这样，她的爱情就会得到回报，而避免通过她的内阁大臣的手导致权力的腐败，酿造痛苦。许多殉道者也因此免于被烧死。 勇敢而又诚实的人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而是为了爱情、为了荣誉、为了品格。苏格拉底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放弃正确的道德原则。拉斯·卡萨斯不遗余力地为减轻贫穷的印第安人的痛苦而工作。他们从未想到过金钱或国家，而是致力于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减轻人们的痛苦。 当教皇推荐迈克尔·安吉鲁从事圣彼得著作的研究工作时，安吉鲁提出的条件是不要任何报酬，他付出劳动“仅仅是出于对上帝的热爱”。“留着你的钱吧，”布鲁塞尔的威尔兹对一个想购买他的绘画作品的绅士说，“金钱对于艺术是致命的打击。”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威尔兹是个性格古怪的人。 在政治生涯中，对地位和金钱的追求往往是永无止境的。公职中的所得，如果不是通过对公众的有效服务而公正地得到，那么这往往就是道德腐败的开始。它是用一种卑鄙的动机取代了高尚的爱国心。当然，无论它是否出于个人喜好的考虑，都败坏了政治的声誉，降低了人格。 安德鲁·马韦尔是个具有古罗马精神的爱国者。他出生在查理一世统治初期的赫尔地区，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青年时期，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了4年。后来遍游了欧洲。在意大利，他结识了弥尔顿，二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当安德鲁回到英国时，内战已经爆发。在这场战争中，他似乎保持中立，尽管他是个自由的捍卫者和促进者。1660年他被选为本城镇的议会议员。在他担任议员时，他几乎通过每一个邮局给市长和他的选区居民写过信，告诉他们在议会中发生的事情的过程。 马韦尔并不赞成弥尔顿反对君主政体的主张。他的传记作家称他是“英国人、自由和《大宪章》的朋友”。他丝毫不反对开明的有限君主制，因此，他拥护王政复辟。人们相信查理二世回国以后会恢复和平与忠诚，因此他们渴望这一天的到来。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朝廷为了表明没有把马韦尔视为敌人，让他和卡莱尔勋爵一同出任驻俄大使。当他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中，出现了许多丑陋邪恶的事情。复位后的国王时时在收敛钱财。他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卖官鬻爵和创立专利权，来满足自己的赚钱欲望。马韦尔在给自己选区居民的一封信中指出：“宫廷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人们已极度愤怒。”在旧城堡审判两名贵格会会员佩恩和米德时，担任书记员的马韦尔对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称赞不已，他说：“除非我们也有类似的机构，否则情况将不会有什么转机。” 贪得无厌的国王仍在肆无忌惮地通过他的朝臣和变节的爱国者搜括民脂民膏。他用数千英镑收买了这批人，但是，马韦尔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的讽刺宫廷及其食客的作品出版了。从国王到商人，每一个人都阅读了他的作品。国王下决心要让他归顺自己。他受到了威胁，又受到奉承；他受到了反对，也受到了抚爱；他受到了间谍的困扰、流氓的伏击抢劫和女色的勾引。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他致命的弱点。诚实正直使他度过了危险、抵制了腐败。道德原则使他不畏惧威胁，也不屈服于贿赂，并因此赢得了骄傲。宫廷认为没有哪个男人是诚实正直的，没有哪个女人是贞洁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马韦尔却击败了金钱的这种魔力，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据说，王室财务主管丹拜勋爵企图收买他的老同学，于是到马韦尔的阁楼上去拜访他。分手之际，这位财务大臣塞给马韦尔一张由国库支付的1000英镑的支票，然后走进了马车。马韦尔看了看这张支票，一边追赶丹拜，一边喊道：“先生，我想再耽搁您几分钟。”他们再一次回到了阁楼，马韦尔把自己的仆人杰克叫了上来。“杰克，昨天晚上我吃的是什么？”“难道您不记得了吗，先生？您吩咐我从市场上一个妇女那里买了羊的肩膀肉。”“非常正确，孩子。那么今天晚上我吃什么呢？”“难道您不知道，您叫我烧烤羊的肩胛骨？”“是这样，一点没错，孩子，你下去吧。”“先生，”马韦尔转向财务大臣，说道，“您听见了吧？安德鲁·马韦尔的晚餐已经准备就绪，这是您的支票，我不需要。我明白您的一番好意。我在这里为我的选区居民效劳。内阁或许正在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人，但我不是。” 马韦尔自始至终行为高尚，他的品格无可指责，他是自己选区居民的忠实代表。虽然并不贫穷，但他的生活方式却是一如既往的简单而又朴素。1678年7月，他最后一次拜访了自己的选区居民。虽然以前他从未有什么疾病，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衰老迹象，但回到伦敦后不久就突然去世了。有人说他是被人毒死的。这可能不是事实。但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自始至终清正廉洁，他是正义的捍卫者。“善良的人爱戴他，邪恶的人惧怕他。极少数的人效仿他，但几乎无人可与之媲美。”这是他在赫尔地区墓碑上的墓志铭。 和马韦尔一样，本·约翰逊也是个生性耿直而又直言不讳的人。在这位诗人备受贫困和疾病折磨的时候，查理一世很不情愿地派人给他送来了为数不多的一点钱。本·约翰逊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并且让来人捎了个口信——“我想他送钱给我是因为我的生活陷入绝境，告诉他，他的灵魂已陷入绝境。” 哥尔德斯密斯也是一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深知自己的贫穷处境。他曾经遍游欧洲，靠吹长笛街头卖唱支付路费，也曾经在马厩和露天下过夜。他当过演员、招待员，也行过医。在此过程中一直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尔后，他开始了创作，成了一名绅士，但他从未摆脱过贫困的纠缠。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住在阁楼里，为了面包而写作，期盼能够多写一点，好额外支付一杯牛奶的账单。”有一天，约翰逊接到了哥尔德斯密斯的口信，说他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这位医生立即跑去看他，发现他的女房东因为房租问题而逮捕了他，他唯一能够卖掉的东西就是一堆书稿。约翰逊拿起书稿，发现是《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约翰逊确信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便把它卖给了一个书商，得了60英镑的稿酬。（注：歌德说这本书对他而言是上帝的赐福。在他81岁高龄，一只脚已踏入坟墓之时，他对一位朋友说，在他精神发展的关键时刻，《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一书对他影响至深。近来他又重读了一遍，该书带给他的快乐仍然不减当年。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极有魅力。70年来，他对作者的感激之情依然存在，并且丝毫未曾减弱。——《福斯特》） 虽然哥尔德斯密斯当时甚至至死一直都很贫穷——他临死前还欠着别人的债务，但他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拒绝从事肮脏的政治活动。罗伯特·沃波儿当时答应，只要他暗中为他效劳，每年可以给他5万英镑的报酬。当时的三流作家被唆使去记录政府机构的日常事务，以及这些政府机构的反对者之所作所为。在诺思勋爵担任首相时期，“米尼厄斯”是当时的反对派。诺思决定雇佣哥尔德斯密斯，去遏制对他的这些可怕的讽刺挖苦。斯哥特博士是桑威哥勋爵的牧师，他被委派去与哥尔德斯密斯谈判。“我在教堂的一个十分简陋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斯哥特博士说，“我向他说明了来意。我告诉他我被授权向他支付报酬，可是，你或许不会相信——他荒谬可笑地说：‘不为任何党派写作，我所赚的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因此，你给我提供的帮助完全是多余的。’因此我离开了他的阁楼。” 就这样，贫穷而又高尚的哥尔德斯密斯拒绝了不义之财！他宁愿用自己的笔写出像《两只绣花鞋》这样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不愿出卖自己而去做政客们的雇佣文人。 普尔腾尼是下院在野党领袖，在一次演说中他引用了一段拉丁原文。罗伯特·沃波儿爵士对这段话有疑义，并说愿意为这段错误引文打赌一畿尼。（注：畿尼，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3年停止流通。后仅指等于21先令即1.05英镑的币值单位。）普尔腾尼同意打赌。他们查找了经典原文，普尔腾尼被证明是正确的。沃波儿把一个畿尼放在桌子上。普尔腾尼在拿起这个畿尼时，要求下院作证，这是他第一次把公众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现在，这枚用来打赌的钱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被称为“普尔腾尼畿尼”。 皮特，也就是查塔姆伯爵，在被任命为负责发薪饷的军需官后，除了法律规定他的职位所应拿的工资外，他从不多取分文。在和平时期，军需官是允许在自己名下保留一大笔经费的，这个数目总计可达几百万英镑；他是可以把这笔钱的利息占为己有。但是，查塔姆拒绝占这样的便宜，同时也拒绝了外国王室在偿还英国债务时给他的小费，这种小费每年累计起来是相当可观的。不仅在金钱往来上，而且在道德品质上，他同样表现出值得尊敬和公正无私的品格。 威廉·皮特这位伟大的伦敦议会议员也是同样忠诚的。他认为，金钱在与公共利益和人们的尊敬相比，就如同脚下的粪土。他的双手是干净的。正当他与福克斯领导下的在野党进行竞争时，罗尔斯地区的书记职位出现了空缺。这是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丰厚的美差，年薪为3000英镑。大家都知道皮特家境贫寒，人们认为他可能会委派自己。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在当时，这种情况也习以为常。但是，他却把这个职位让给了巴雷上校——他的一位又穷又瞎的朋友。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政府以前决定给予他的救济金。 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皮特的公正无私，可是，他却受到诽谤、抵毁和辱骂。虽然经过他手里的现金有几百万英镑，可是，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仇敌也找不出他不合法收入的蛛丝马迹，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的证据。当国内的那些富豪们纷纷请求给予他公爵爵位、侯爵爵位和嘉德勋位时，他自己总是婉言加以拒绝。在金钱面前，他极度轻视，不屑一顾。皮特还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就像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描述的：那些自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人，往往具备了真正的价值。高贵的贫穷提升了他的品格。 据说，著名的法国律师钱米尔德在为一件诉讼案辩护时，因为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书没有及时取出而遭败诉。法官的裁决报告递交给了议会并得到了确认，再也不能上诉了。起诉者在拜访钱米尔德时，由于财产损失惨重而悲痛欲绝。他声称之所以败诉完全是由于钱米尔德未提到一份最重要的文件而造成的，它是这起诉讼案胜诉的关键。钱米尔德说自己没有看到这份文件。而这位委托人坚持说这份文件是和其他文件一同交给他的。最后，钱米尔德打开自己的文件袋，经过仔细寻找，他发现了这个文件。他承认如果把这份文件拿出来在法庭上念上一遍，这起诉讼案是完全可以胜诉的，但是，现在已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了。这位律师立即着手采取补救措施。他请这位起诉者明天早上再来，并取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第二天早上，当他的委托人到来时，他就把这些钱全赔给了他。这样，钱米尔德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然而他忠于了职守，勇于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他还跑去拜访法庭法官，请求他在以后递交给议会的报告中再也不要提及自己。虽然这个大的失误发生之后，他竭尽所能地做了弥补，但他对自己再也无法相信。 亚瑟·韦尔兹利爵士（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在印度担任公职时，有一天，海得拉巴王朝的首相给他送来了一大笔钱财。这位首相想探听在阿萨亚战役之后，还会给他的国王保留些什么特权。亚瑟爵士静静地注视了他片刻，然后说道：“看来，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当然，先生。”“那我也是如此。”这位英国将军说。他拒绝提供任何情报，并且很有礼貌地把这位首相送了出去。还有一次，基特尔特区的王公拉甲通过他的代理人向亚瑟爵士行贿1万个金币。这位将军非常愤怒，他吼道：“告诉拉甲，不管是谁做这样的事，我和其他英国官员都会把它当作一种侮辱。” 亚瑟爵士的亲戚韦尔兹利侯爵，也以同样的方式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送给他的10万英镑。没有谁能让他接受这份不义之财。“我不必提到，”他说，“我独立的人格和我的职务所应有的尊严，使我只考虑自己的部队。如果让我去克扣那些勇敢的士兵们的军饷，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查尔斯·纳皮尔在印度期间，也展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当然”，他说道，“只要我愿意，到锡德以后，我起码可以得到3万英镑的贿赂。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双手还不需要清洗，尊敬的父亲传给我的这柄宝剑还没有被玷污。” 詹姆斯·奥拉姆爵士也是个慷慨大方和公正无私的人。在印度，当这位年轻的陆军少校被任命为一支集结起来镇压马希·坎塔叛乱的军队指挥官时，他拒绝了这一令人羡慕的职位，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要比他更有资格。他认为，在需要平等的地方，任命一个像他这样年轻的军官担任总指挥可能会引起他人的不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职责。当时在场最高级别的军官就是那个资深的陆军上校。奥拉姆说：“这一职位是我所不能胜任的，资历较浅的我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就像我所认定的那样，如果他获得了胜利，那么，因为我和他并肩作战，我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万一战争失败了，由于对他的任命是我的提议，那么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但是当时的最高统帅不肯接受他的建议，后来经过他反复申请，才最终得到批准。 锡德战争胜利结束后，上级给全体官兵分发奖金。奥拉姆由于是陆军少校，得到了3000英镑奖金，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些他所反对的战利品，他分文不取，并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其中包括杜福博士的印度教士学校；在库索尼地区的希尔救济院也分到800英镑。苏伦斯夫人后来写信给他说：“您的捐助我们很乐意接受，因为您忠诚于我们所坚信的正义的事业。” 詹姆斯·奥拉姆从未想过要为自己谋私利。在他看来，金钱应当用于资助别人，否则，它就只是脚底下的粪土。他从不忸怩作态，沽名钓誉，一贯的自然、纯朴。对他的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是感觉到：他总是尊重别人胜于尊重自己，总是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重。确实，他拥有一颗博爱的心。正因为他对别人的同情怜悯，将心比心替别人考虑，使得奥拉姆如此强烈地反对一切形式上的不公正。如果在印度的几位主要统治者缺乏这种爱心，那么那里就会成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人间地狱。（注：见《奥拉姆的一生》，哥尔德斯密斯爵士著。） 据说，伟大的劳伦斯勋爵在为一位年轻的印度王公办理某件极为重要事情的过程中，这位王公试图从桌子底下塞给劳伦斯一袋子钞票。“年轻人，”劳伦斯说道，“你已经给了一位英国人他可能会接受的最大的侮辱。考虑到你年轻，这一次原谅你。但是，我警告你要吸取教训，不应再如此粗俗地冒犯一位英国绅士。” 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人的英勇顽强和诚实正直，印度帝国才得以保存。他们忠于职守，永葆节操，甚至不惜甘冒生命危险。在印度兵变的时候，在许多人全然不了解情况的情形下，立即就冲上前线的人，其中有哈维洛克、尼尔、尼科尔森、奥拉姆、克莱德、英格里斯、爱德华和劳伦斯。劳伦斯的名字在西北各省是力量的象征。以忠于职守而著称的还有另一对兄弟，哥哥约翰——艾恩·约翰，一个铁一般坚强的汉子；弟弟亨利，一个让身边的人爱戴和信赖的人。据称，约翰的品格就足以抵得上一支军队。陆军上校爱德华兹评价这对兄弟说：“他们确立了一种信念，创建了一所学校，这两样东西至今仍充满活力。” 在印度兵变发生之际，约翰爵士是旁遮普省的行署专员，他所管辖的这个地区刚被英军征服。在这里他施行了明智有效的治理。他信任身边的人，和他们交朋友。这里记录下他当时所采取的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旁遮普省的全部地方军都派到德里去援助英国军队，身边没有留下任何保护自己的武装力量。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行为完全正确，锡克人和旁遮普人无疑是忠诚的。德里被攻克了，印度得到了拯救。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约翰·劳伦斯的人格力量。而他弟弟亨利爵士的话，极为谦逊地说明了他的生活和人品，是人们准备用来作为他自己的碑铭：“这里躺着的亨利·劳伦斯，他一生都致力于完成自己的职责。” 科学家们同样也展示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汉弗莱·戴维爵士通过艰辛的劳动，用易燃气体发明了矿工安全灯。为了减少矿工们的危险，他不愿为此去申请专利，而是主动将这项发明公之于众。一个朋友对他说：“你最好还是将这项发明申请专利，这样你就可以每年多得5000至10000英镑的收入。”“不，朋友”，戴维说，“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我致力于这项发明的目的也仅仅是出于人道上的考虑。更多的钱财或许会使我转移注意力，放弃所喜爱的追求；它既不会提高我的声誉，也不会增加我的幸福。当然，它可以使我的马车多加上4匹马，然而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人们只不过说，汉弗莱爵士赶着他的马车和4匹马。” 他的后继者法拉第也是如此。仅仅是为了科学，他努力工作。他不仅具有很强的科学原则，而且想象力丰富。凭借他的才华所获得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会把他带入一个更加神奇的世界。法拉第绝不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信仰是反对科学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教上的宗派主义。他虚心好学，以一种孩子般的好奇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对那些逐渐被他理解和发现的真理深感玄妙。“臭氧、氧气占了世界重量的一半以上，这些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呀！但是我想我们对它们奥秘的认识仅仅是刚刚开始。”他说道。 法拉第满足于自己这种较为贫穷的处境，他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如果他有心赚钱，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富豪。他把他的全部发明都公之于众，而未申请过一次专利。是的，他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虽然这种诱惑对他而言似乎根本不存在，因为他走的是一条纯科学的道路，更是一个真理的发现者，这些发现常常让他感到震惊。“这种神奇的东西是难以计数的。现在我们已有的知识的总和，到将来当那些未知变成已知的时候，就显得微不足道的了。”这些话使我们想起伊萨克·牛顿的那句名言。 最近，在英国皇家学院的会议上，当廷德尔教授向霍夫曼博士颁发法拉第奖章时——这是科学院有权授予的最高荣誉，他提到了有关法拉第的一个感人的事迹。爱丁堡大学的一个青年学生（实际上就是塞缪尔·布朗，后来成了医学博士）在学习物质和原子论时陷入了迷惑不解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他把自己的臆想提交给了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化学家。经过紧张的工作，法拉第已疲惫不堪，但是他没有对学生的问题加以简单的否定或廉价的赞誉。他给这位并不认识的年轻人写了下面这段话：“我迫不及待地向你提出建议，请用实验来支持你的观点，因为不管你是否证实或证伪了这些猜想，你都会从自己的实验中受益匪浅。就你的这些猜想本身而言，我只能说它们会驱使你向更深层次探索。实验的结果往往会与你预想的理论相去甚远。我曾经对物质粒子和原子之间的引力理论冥思苦想过，但是，伴随着实验的进行，思考得越多，我的物质粒子或原子的观点就变得越不明确。” 现在我们转向另外一个主题——赚钱的问题。罗特希尔德的房产完全是建立在它们的创始者梅耶·阿姆斯杰尔或者说安塞姆诚实正直的品格基础上的。1743年，安塞姆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在中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折磨和残杀或许构成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甚至直至现在情况还是如此。（注：最近我们知道，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是迫害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他们自己获得了自由，却否认犹太人的自由权利，这些犹太人仍然生活在痛苦和悲伤之中。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根本就不配享有自由，他们拥有权力，但却缺乏公正。这种不公正将会在他们自己身上遭到报应。即俗语所说的：“诅咒他人，应验自己。”） 在法兰克福和在德国的其他城镇一样，犹太人在傍晚某个规定时间必须赶回自己的住所，否则将被处死。法兰克福犹太人居住地的大门一到晚上就会上锁。拿破仑的大炮轰掉了这些大门，这是他所做的好事之一。然而，对犹太人的迫害仍然持续着。 年幼的安塞姆在11岁时便失去了父母，他不得不依靠自己，艰难谋生。接受了一点点学校教育之后，由于犹太人之间彼此友好，他在汉诺威地区一个银行家兼货币兑换商那里当职员。1772年，安塞姆回到了法兰克福，开始当起了经纪人和放债者。在他的店铺上，悬挂着一个红色盾牌标志——德语即“罗特希尔德”。由于他收集古币和其他一些稀有珍贵的硬币，那些业余爱好者经常出入他的店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威廉伯爵，即后来的海赛选帝侯。 拿破仑占领欧洲的时候，威廉被迫离开祖国，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了安塞姆，由他全权代理，总资产达25万英镑。保管好这笔资产并使之增值，这是安塞姆的最大目标。当时金钱的安全保险费用十分昂贵，高达12％~20％。战争在继续，俄国受到了拿破仑的侵略，但是拿破仑在雪地遭到了失败。莱比锡战斗打响了，拿破仑的军队被赶过了莱茵河。这时，海赛的威廉伯爵回到了祖国。几天之后，梅耶·安塞姆的长子出现在伯爵的庭院，把他父亲保管的300万弗罗林交给了伯爵。伯爵欣喜若狂，他把这笔失而复得的钱财视作意外之财。欣喜之余，他立即授予这位年轻的罗特希尔德以爵位。“像这样诚实正直的人，”他高度地评价说，“在世界上实在少见。”在随后不久的维也纳议会上，他大肆宣扬罗特希尔德的诚实正直。安塞姆有一个很大的家族，他们都以他为榜样。这样，罗特希尔德家族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放债者。 可以说麦考利勋爵也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在威尔伯福斯、亨利·桑顿、扎卡里·麦考利等人的熏陶下长大成人，因此，他成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公正无私的人。当他通过写作每年只能挣200英镑的生活费时，西尼·史密斯牧师并没有给他过分的夸奖，他说：“我相信麦考利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对勋章、爵位、财富、头衔都很淡漠。他诚实正直且富有爱国心，世人不会浪费精力去收买像他这样的人。”（注：西尼·史密斯曾经说过，打开信袋的时候他从不会担惊受怕。麦考利是个心地正直的人，从没亏待过任何人。如果他在财力上受到了损失，就像宾夕法尼亚人拒付他的债务一样，那么，过错根本不在他这一方，而在于他的债务人。） 麦考利视他烦琐的日常事务安排为一种消遣，而非什么烦恼和忧虑。他在财务上有一个最简单的信条：把职位工资和文学创作的收入当作资产，所借的债务必定在24小时内偿付。“我认为”，他说，“及时偿还债务是一种道德义务，延期偿付令人感到相当的不快。”他还说：“理查德的名言千真万确：‘人的信誉债务如上交给国家的债务的两倍那般沉重。’”幼年时期，他就形成了量入为出的习惯，对自己的收支精打细算。这是一个人树立公众信誉和形成个人诚实正直品格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格上的独立。 当然，他的个人能力并不是很强。当兰斯通勋爵给他在印度参议院谋得一个职位时，麦考利写下这样一封回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能够成为富豪的愿望越来越淡漠，但是，增长才干的要求却与日俱增。缺乏较强的理智，一个政府官员是难以做到诚实正直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如此做。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通过两条途径生存：一是做政府官员；二是通过自己的笔。一想到做一个书商的雇佣文人，只是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为了囊中羞涩而写作，而不是为了心灵的充实；一想到才思已尽却要勉为其难，写出满纸荒唐之言，纯粹是在制造垃圾；一听到出版商和编辑说什么德莱顿抄袭汤姆森，就我所知，马金托什是抄袭拉德纳的，这些都让我不寒而栗。然而，只要我离开政府机关，我必然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但是，待在政府机关如果只是为了一份稳定的薪水，那么，相比之下，这更为可怕。” 结果，麦考利在印度得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且表现极为出色。当他再回到英国时，才思敏捷，写出了有名的《英国历史》。 第五章 宽容是消除暴行与仇恨最好的方式 别去做那些卑鄙庸俗的事， 这本身是一种勇气； 而当它们无奈发生于我们身上， 敢于去承受， 这同样也是一种勇气。 ——本·约翰逊 上苍，即使我们失去光明， 但拥有你给予的充沛精力， 凭借它，我们仍可以， 成为完美的人。 ——乔治·艾略特 在生命的河水风平浪静之时； 突发事件爆发，即使无法避免， 如疾病、饥饿、彷徨、冲动、衰老， 死亡、危险、大喜大悲， 生命之河水流湍急之际， 真理的坚持、力量的展现同样必要。 ——罗伯特·勃朗宁 勇气是每个人都乐于拥有并引以为荣的品质，是人对生命中的突发事件应付自如的力量。坚强意志使人不畏惧于任何恐惧。如果必要，在完成人生职责的道路上，它可以使人不惜牺牲生命。 怯懦无法获得哪怕只言片语的称颂，它将受到良心的一致谴责。怯懦的人卑鄙且缺乏男子汉气概。他没有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甘于当别人的奴隶。“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荷马说，“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况时，”阿诺德博士补充说，“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就连与怯懦的人打交道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愚不可及的年轻人与菲利普·悉尼爵士发生了争执。他试图激起菲利普爵士与他干架，竟然朝菲利普爵士脸上吐了口唾沫。“小伙子，”菲利普爵士说，“如果良心允许我像擦去我脸上所受的侮辱那样放掉你的鲜血，那么我会立即要了你的性命。”这是一种更为可贵的勇气，它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榜样，那就是容忍和克制。 勇敢者对其他人而言是一种榜样，他的影响极有吸引力，他身上的一种高贵风尚，引领人们随他前行，临死不惧。也许值得人们效仿的往往不是那些获得成功的人。那些一时失败者，会持续不断地对人类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先躯者放弃了的希望或许会在后来者身上复活，但前者却用肉体架设了一座胜利者通向目的地的桥梁。 殉道者可能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他为之献身的真理却因此焕发出新的光彩；爱国者可能会头悬城门，但他加速了他为之牺牲的事业之胜利的到来。一个伟大的生命不会随着生命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他会活在别人的心中。这些满腔热情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持之以恒的后来者会前仆后继，直到胜利。因此，正义的事业迟早获得胜利。这最后胜利的到来，不仅归功于那些最后取得胜利的人，而且同样属于那些曾经失败的人。 世界上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是依靠勇气来完成的。任何幸福——我们所享有的包括个人安全、个性自由和宪法上的自由，都是通过长期与邪恶之间的斗争获得的。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的权利只有通过各个时代的战争和恐怖才能获得。基督教的确立经过了殉教者长达4个世纪的斗争，而宗教改革运动的引入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内战。 对真理的忠诚不渝使得殉道本身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在争取思想自由的进程中，不管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是什么，所有的殉道者都是我们的烈士，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取我们的自由。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督徒和异教徒、东正教徒和异端者，都可以分享历史的宝贵尊荣。“殉道的天使和胜利者，”马志尼说，“是一对兄弟，他们的翅膀都翱翔在未来生命的摇篮之上。” 在无数的殉教者中，有一个从基督时代初期流传下来的故事，这就是关于潘克雷修斯或者说潘克雷斯的传说。他出生在弗里吉亚。一个使徒保罗在给加拉提亚的教堂施坚信礼时参观过的地区。潘克雷修斯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信仰主神朱庇特。但是，父亲死后，他由叔父逖奥尼西奥斯充当监护人。公元305年，他的叔父迁到了罗马，居住在接近帝国宫廷的地方。潘克雷修斯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在罗马，在主教马尔塞来努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照看和教诲下，潘克雷修斯改信了基督教。不久，叔父去世，这位年仅14岁的少年除了财富和信仰之外，没有任何亲友。 当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正在迫害基督徒。有人报告说潘克雷修斯已经改信基督教，他立即被带到了戴克里先的宫廷。这位皇帝威胁说如果他不信仰朱庇特，他将被立即处死。少年回答，他是一位基督徒，乐意去死。“因为基督，”他说道，“是我们的主，他照亮了他这些仆人们的灵魂。虽然我还很年轻，但我却有勇气为他受难。”皇帝没做任何回答，下令把他带到城外，按照奥雷连的方式用剑刺死。潘克雷修斯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证词。他被抛尸荒野，直到第二天拂晓，一位罗马基督徒妇女才用上等的亚麻布把他的尸体裹好，埋葬在附近的墓穴，为他覆盖了一层鲜花，用眼泪代替香油进行涂抹。为了纪念这位殉教者，人们修建了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堂。（注：据在罗马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教士介绍，“如果你反对英国伦敦附近海格特墓地的圣潘克雷斯教堂，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它是一切基督教教堂之首和之母。”圣潘克雷斯教堂的建立意味着一个年轻的圣徒对异教迷信的蔑视。在英国有7个圣潘克雷斯教堂，在意大利和法国同样也有许多。） 在罗马，早期的基督徒会在圆形大剧场中被凶残的野兽撕成碎片。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公元3世纪末期。“屠杀他们成了罗马的一个假日”。与野兽搏斗被视为罗马人的一种最有趣的活动。不论是撕碎基督徒还是公开表演的角斗士之间的拼死格斗，都给整个罗马帝国带来同样的乐趣。凡是罗马人定居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圆形剧场。在英国只能在肯特郡的理查伯拉夫地方找到一个。而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罗马帝国的首府特里尔，还可以发现许多罗马帝国时期圆形大剧场的遗迹。其中有一个开凿在岩石上的圆形剧场，可以容纳数千观众。在公元306年，康斯坦丁大帝推出了“法兰克人的活动”，供他的臣民娱乐。实际上就是让数千名赤手空拳的法兰克俘虏被野兽撕成碎片。这些野兽充当了刽子手，它们何时停止撕扯听其自便。幸存的俘虏又被强迫作为角斗士彼此互相残杀。而这些幸存者对观众的残忍已经极度伤心。他们再也不愿将剑尖指向同类，为生存进行斗争。就在同一年，罗马人为了娱乐，残忍地杀死了数千名布鲁克特利人。这座崩溃了的大剧场，就像野兽的拱状洞穴一样，至今闪着冷酷的光。 在法国，许多罗马圆形大剧场仍然存在，只不过有一些用作了采石场。最大的两个剧场位于尼斯姆斯和阿尼斯。尤其后者，在防御法兰克人时，摩尔人以它的外墙为基础建造了4个城堡。在意大利维罗纳的那个剧场几乎还完好无缺，它年复一年地保存着。但是，最大的圆形剧场是古罗马的科利塞昂圆形剧场，它可以给87000名观众提供食宿。传说中它是由一个基督教建筑师和殉道者高登提尔斯设计的。据说，提图斯从耶路撒冷带来的数千犹太俘虏参加了修建。提图斯在祭献时，曾在它的竞技场上屠宰了5000只野兽。最近，在竞技场的洞穴中还发现了一些诸如狮子和老虎等野兽的骨头。 每当科利塞昂圆形剧场上演什么奇妙景观之时，罗马人都会把这一天视为假日。男人、女人和小孩儿，都不约而同地集结在一起去看那种血腥嗜杀的运动。地方法官和元老院议员、政府官员、贵族和平民，甚至连那些贞洁的处女，都会聚集到这里。整个活动由皇帝主持。那些角斗士走到皇帝面前，高喊：“万福皇帝！”野兽往往首先发起进攻，角斗士随即应战。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些观众都因为残杀而变得痴迷。 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罗马人名义上信奉基督教为止。最后，公元400年左右，一位年迈的隐士，对这种血腥的厮杀感到悲哀，他决定进行干预，虽然这要以他可怜的躯体为代价。但是，他的生命与这种可怕的罪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位殉道者的名字无人知晓。有人说他叫阿利马修斯，有人说他叫特利马修斯。不管他叫什么，他的勇气足于表明他生命的价值。他来自远东，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当在圆形剧场有格斗场面的消息传开之后，所有的罗马人都聚结集了那里。这位老人和那些怯懦者一同出发了，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角斗士带着锋利的长矛和宝剑走入了竞技场，一场殊死搏斗即将开始。当这些角斗士即将接触的时候，这位老人跳过了墙面，站在了即将搏斗的他们中间，呼吁停止流血厮杀。高声欢呼、尖叫和怒吼，从四面八方传来。“老头回来！回来！”不，他不愿意回去。角斗士把他抛到了一边，准备发动进攻。这位老人却再次站到锋利的剑尖中间，阻止这场流血搏斗。“把他打倒！”在场的群众高呼。皇帝表示赞成。角斗士把他刺倒，从他流血的尸体上踩了过去。 这位老人的鲜血没有白流，人们开始思考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老人为了反对他们的嗜血而献出了生命，他们伤害了一位圣洁的老人。他们为自己的残忍感到震惊。从这位勇于自我牺牲的老人被杀的那天起，科利塞昂圆形剧场上再也没有发生过格斗，这位隐士的死赢得了胜利。公元402年，罗马帝国皇帝霍诺留废除了角斗士的搏斗制度。在此前不久，这位不知名老人的遗体被抬着绕竞技场一周，然后按照宗教仪式的程序，被安葬在最近的圣克莱门特教堂。 由于腐败、放荡和残忍，罗马帝国从远古的辉煌中衰落下去了。上层社会的不道德对社会中的各个阶级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放荡不羁的行为导致了放任自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对人性的不良影响占据了上风，它熄灭了优秀道德品质的星星之火。希腊和罗马的衰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众的堕落。罗马，这个古代世界的主宰者，在从中部欧洲森林中走出来的野蛮部落的进攻之下走向了衰落。因为，这些富有者沉浸在骄奢淫逸之中，而贫穷者生活悲惨，靠着施舍度日。他们无心去捍卫自己的国家。事实上，这样的国家灭亡了更好。 尔后是基督教的传播，它向人们揭示了宗教信仰的真正基础。圣保罗把它带到了罗马，它足以使世界获得新生。它首先被那些开明的劳苦大众所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它说明了人类的命运，它是尘世生活的诗歌，是来世幸福生活的允诺，它也为女人们所乐于信奉。在罗马，女人们的生活任由男人们摆布，她们只不过是奴隶。而基督教给她们带来了公正，她们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怀有希望，并由此获得了男人的尊敬和爱戴。“一切美德都在女人身上，”一个古代的爵士说，“是她们传播了美德，使得男人的生命有了价值。” 放纵、亵渎和不道德，被存在于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心中的宗教力量征服了。作恶的动机和欲望因此而减少或被改正，宗教满足了人性崇高方面的要求。安宁的日子是神圣的，劳动者的辛苦得到了缓解。教堂为它的成员营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在它富丽堂皇的屋宇下，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分阶级聚集在一起祈祷。难道他们不都是上帝的代表，不都是兄弟姐妹们？如斯美妙的一幅图景，要是能够持续下去，那该有多好！ 哎！古代的亚当并没有被我们遗忘。在自然界中是根本不存在伊甸园的，于是牧师职业成了少数人利益的捍卫者，他们反对一切人的合法权利成压迫的工具；他们和他们曾经支持过的人有着相同的命运，对宗教教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异教徒对早期基督徒所做的事情，现在基督徒也对他们的反对者这样做。迫害之火再度燃起，像以前一样，殉道者被活活烧死。对于那些捍卫真理的人来说，他们仍然需要勇气和耐力，从而敢于直面痛苦、直面死亡。 迫害首先从意大利开始，然后蔓延到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只有德国抵制了这种瘟疫。“上帝所要求的永恒而完美的子民，”路德说，“是英勇无畏、平和与慷慨大方的人；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无所畏惧，敢于轻视和战胜一切困难的人；是坦然面对惩罚和死亡的人；他痛恨那些胆小怕事，甚至听到瑟瑟的树叶声也胆战心惊的懦夫。” “奇怪的是，”p。w.纽曼说，“宗教是如何变得如此残忍的呢？在基督教取代异教信仰后而建立起来的宗教裁判所，是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极为残忍的系统。在几个世纪里它一直作为一种迫使人虔诚信仰的制度而存在，它已声名狼藉并且令人憎恶。然而，它却打着温和与热爱宗教的旗号。 在世俗权力的帮助下，西班牙的牧师通过纯粹的物质力量扑灭了宗教改革之火。一夜之间，就有800名新教徒被关进了塞维利亚的监狱。他们到处被捉拿并烧死。火光在西班牙的几个主要城市熊熊燃起。不久前，在靠近马德里的原野上开凿了一条水沟，这里曾是新教徒殉身的地方。工人们刨开了很厚一层黑得发亮的灰尘，其中夹杂着被烧成了灰的骨头和木炭。这是那些在宗教的祈祷声中牺牲的人们的遗骸。 这种骇人听闻的残忍给西班牙带来了什么呢？它使西班牙失去了财富，国库异常空虚；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仅有八分之一的人能够读书写字。他们把牧师视为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信上帝，甚至连牧师也穷困潦倒。“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比在基督徒统治下的西班牙要繁荣得多，”李斯博士说道，“这是十分奇怪的事。在摩尔人的统治下政府要自由、宽容得多；人民得到了更好的教育，物产也丰富得多。自从摩尔人被赶走以后，西班牙一直在开倒车。”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或许是建立帝国的君主中最为邪恶的。他的专横残暴，历史上只有尼禄和卡利古拉可与之相比。在1568年的法令中，他要求处死在荷兰的每一个新教徒。这个残忍至极的法令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措施可以执行。但是，他的首相阿尔瓦已为此竭尽全力。在他的充满血腥的内阁、各郡郡长和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的帮助下，他有时能在一周之内残杀800人。第一大罪犯是新教，其次是财富。因为后者的原因，天主教徒也和新教徒一样遭到了抢劫和破坏，拥有财产使得信奉正统已成为不可能。6年以后，阿尔瓦夸口说他已经绞死、淹死、烧死和杀死18000余人。这还不包括阿尔瓦统治时期在围攻和战争中牺牲的数万人。企图抢劫和谋杀阿尔瓦的人不计其数。 法国的情况也和西班牙一样糟糕。从法国依附于罗马开始，它就对反对罗马大主教的人进行抢劫、火焚、杀戮或驱逐。阿尔比教派曾被集体残杀或被赶进比利牛斯山脉。在萨伏伊王室的夹击下，韦尔多派教徒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遭到了绞杀和焚烧。而在法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同样受到迫害和焚烧。为了取悦西班牙大公，6个路德教会的辅导员在巴黎被活活烧死。 在这场近乎疯狂的迫害中，也出现一些例外。如首席大法官德·奥皮达尔力劝同一教派的人们要具备各种美德，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各种教派的人要以仁慈、祷告和劝说为武器。“让我们放弃那些残忍的言辞吧，”他说，“放弃那些宗派、党派和那些混乱的名称之争，把路德教徒、胡格诺教徒、天主教徒都改称为基督徒吧。”因此，这位大法官被认为是一个无神论者。 贝尔利市的地方长官多特子爵在接到查理九世要集体屠杀那里新教徒的命令后，他回答说，他已与该市的驻军和居民们商讨了皇帝陛下的命令，发现他们都是勇敢的士兵和良好的臣民，而没有发现一个刽子手。 接下来，是对瓦锡和圣巴特罗缪思想的扼杀，这种现象在法国各地都发生过。就像一桌宴席的主菜，对圣巴特罗缪思想的扼杀实际上就是对代表着欧洲新教思想的扼杀。这件事和腓力二世的西班牙舰队试图侵占英国，被认为是16世纪下半叶的两件大事。 被路易十四所撤回的南特法令更缺乏仁慈。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在法国境内的新教徒都必须改变信仰，否则就要被处死。新教的贵族、绅士、商人、农民和工匠都拒绝做伪君子，他们不愿意信奉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这些贵族和财产所有者放弃了自己的地产，宣布放弃各种头衔，把一切都留给了他们的敌人；商人和工匠逃离了家乡，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心灵的可以自由信奉上帝和平静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土。 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砍杀、被车裂，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死亡不能征服他们，为自己的职责哪怕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在胡格诺教派领导人身上所发现的那些高贵品质，诸如生活和言行，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实上，法国新教徒那高贵而又宽阔的心灵以及他们那坚定的信念，产生了法国历史上最为崇高的精神品格。即使时至今天，那些迫害者早已经被人遗忘。 路易十四和他的军队并不能征服人们坚不可摧的心灵壁垒。他迫害具有圣巴特罗缪思想的人长达60余年。那么，结果如何呢？在层层阻挠后他最终失败。驱逐胡格诺派教徒，破坏了法国的商业和农业。那时的法国经济崩溃，负债累累，全国上下陷入极度的政治混乱状态中，从而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胡格诺教徒的逃离，”米什莱在其著作《法国史》中指出，“是一次出于忠心和真诚的高贵举动。他们极端憎恶虚伪，而崇尚思想自由。为了坚持真理，无数的男性和女性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尊严。在逃亡过程中，他们甘冒丧失生命、家庭和一切的风险，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只是属于某一宗教派别，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身上闪耀着的崇高的思想光芒，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自己是全法国的脊梁。根植于自由思想之上而大众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新教移民之中，这使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和保持高贵与真诚，敢于为了真理而献身。” 在此之前，宗教迫害之火已经蔓延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镇经常会燃起焚烧新教徒和女巫的烈火。和新教徒一样，天主教也有他们的殉道者。福雷斯特这个遵纪守法的修道士，由于否认亨利八世的最高权威而被烧死。论战的双方都实施火刑。在女王玛丽统治时期，因为宗教原因而被处死的人数比以前增长了10倍。约翰·罗杰斯牧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可以在刑场上看见自己教堂的塔尖。约翰·布雷福德抱着火刑柱慷慨就义时仍在安慰他的同伴们。温彻斯特的执事长约翰·菲尔普特同时也被烧死。我们没有必要提到拉蒂默、克兰麦和里德雷的名字。那时人们具有的伟大精神完全不同于今天的人们。今天，我们会因为一个烫伤的手指而畏缩不前，那时的人们不仅可以为了信仰而被烧死，而且还为此感到光荣，这令我们惊奇。“看到我们的救世主为了我们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都不加拒绝，”约翰·菲力普特说，“我能不蔑视这种火刑吗？” 这种强加于人的良心之上的迫害一直延续到查理二世时期。威廉·佩恩说道：“自从国王复位以来，大约15000个家庭支离破碎，5000多人死于狱中，并且纯粹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查理二世和在他之后的詹姆斯二世把这种迫害推及苏格兰人民，在过去的天主教时代，对付新教徒的唯一方式就是火刑。红衣主教比顿在圣·安德鲁斯城堡前被焚烧。在查理和詹姆斯统治新教徒时期，新教徒也同样迫害新教徒，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见解。斯图尔特的忠实追随者四处捕捉长老会教徒，对他们实行枪杀、暗杀和绞刑。结果，这种宗教迫害形式的后果是更加令人众志成城、信仰坚定。拳打脚踢和上拇指夹更是惨不忍睹，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些受难者却勇敢坚毅，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 “密莱司的一幅小型绘画作品深深打动了我，”纽约市的罗伯特·科利尔说，“它刻画的是一个女人被牢牢地绑在一根被海水淹没了半截的潮标柱上。海水在她脚下卷起层层浪花。一艘经过这里的轮船扯满了风帆，但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和她的厄运。掠食的鸟儿在她的头顶上盘旋，这个女人没有理会鸟儿，没有理会轮船，也没有理会海水。她的目光正望着前方，双脚坚定地站立。你可以感觉到，她看到了天堂，她的心灵知道：眼下所受的这点苦难与她即将得到的荣耀相比，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在这幅画的下面，是从一座为了纪念她而建造的苏格兰教堂里抄来的一首诗： 她，因为尊基督为圣 承认他至高无上 不放弃长老会的信条 不承认主教的权威 且不肯认罪 被绑缚在潮标柱上 她是为了基督耶稣而蒙难 “我之所以认为这幅画珍贵，是因为当我看到画时，眼前仿佛出现一大群妇女在观望和等待，她们被牢牢束缚在命运之柱上，汹涌的潮水在四周升腾。然而，当波涛上涌的时候她们也随之上升，站立在最后最高的那一朵浪花上，她们从此升入了平静的天堂，听到了‘做得好’的赞美声。” “多少年来，”西尼·史密斯说，“英格兰人一直企图迫使苏格兰人改变信仰。在派出大批长老会牧师之后，他们又派出了骑兵、步兵和炮兵以及一些军职人员。血腥的屠杀时时发生。但是，令这些主教统辖制度者大为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引入《祈祷者手册》，并不能阻止这些超乎自然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堂。他们仍然沿用这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苏格兰人按照自己的那套烦人的方式崇拜上帝，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来自上帝的痛苦和任何来自上帝的惩罚，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天空中并没有出现雷霆，这个国家也并没有毁灭，世界末日仍然没有来到。那些预言了这一切后果的达官显贵被人彻底遗忘了。从此，苏格兰成了英国不断进步的动力。” 宽厚容忍是近来才有的一大发明。火刑已经被停止，说服人们做到这一点完全必要。如同那些产生奇闻怪事的年代一样，殉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枪杀、被钉在火刑柱上，或被车轮活活辗死。然而，我们仍然要经受被孤立、误解、嘲弄和谴责的痛苦。正同以往，对于那些秉持良心坚持真理的人，勇气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这个对宗教表现得特别冷漠的时代，保持真正高尚的行为准则和纯洁的本能比以往殉道的任何时代都要困难得多。“频繁的迫害和凶残的惩罚，”一个著名的作家说，“是对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一种刺激。但是，那种无人在意、留心，缺乏任何人性幽默和神性怜悯的使人萎靡不振的信念，却比任何政治的残暴和社会的不文明所造成的破坏性还要大。” 但是，我们真正放弃了那些关于迫害毫无价值的观念吗？在今天，印刷和出版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该怎样看待最近刊登在伦敦一家报纸上的一起法院判决呢？“考虑到人类的目的和文明社会的意图，与路德和加尔文所犯的罪行相比较，杀人和抢劫是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产生四处蔓延的灾难。”这种判决或许会得到残杀圣巴特罗缪教徒的刽子手和烧死、杀戮数千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作恶者的赞同。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以往。我们的祖先传给了我们无价的自由——它是通过一些最高尚人士的生命换来的。如果不能容忍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那么这是我们的过错。耶稣会会士，他们曾经和胡诺格教徒一样，从法国被驱逐出来。现在他们是自由的，和其他受迫害的人一样，生活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必须尊重法律，尊重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宗教宽容政策。 威廉·佩恩指出，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力量在于民众意见的一致，不管是基于宗教学说还是宗教实践，都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往往在于各种意见、职业和实践的共存和相互之间的宽容。人的个性必须得到维护，无个性就不会有任何自由。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受到宽容和尊重，因为它是一切善行的源泉。“如果人的个性存在，即使是在专制制度下也不会产生最坏的影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执行神的旨意或是实施人的命令，对个性的任何压抑都是专制。” 杰勒米·泰勒用一个东方神话故事来说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这时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斜靠着一根拐杖，出现在他面前。亚伯拉罕把他请进帐篷，给他端来了一盘肉。他发现这位老人进食前没有进行祷告，于是便问他为什么不尊敬神。“我只崇敬这堆火，而不承认其他任何神灵。”亚伯拉罕非常生气，于是把这位老人赶出了帐篷。接着，上帝来拜访亚伯拉罕，他问那位陌生人现在何处。“我把他赶走了，因为他不尊敬你。”“虽然他不尊敬我，但是我宽容了他数百年，难道你对他连一个晚上也不能忍受吗？”听了上帝的一席话，亚伯拉罕把这位老人找了回来，并给了他殷勤的招待和善意的教导。 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即使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也要经受殉道者的危险。在以往的时代，诸如天文学、博物学或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被指责为是对上帝的不虔诚。布鲁诺由于揭示了他那个时代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却是错误的观念而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他的后继者哥白尼被认为是不信神的人。在荷兰米德堡的利普斯尼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伽利略吸收了他的思想，自己制作了一台望远镜，然后爬上威尼斯的圣马克教堂塔顶去观察天体。他“以无比的快乐”去观察行星和恒星，由此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光环、金星的相位和太阳的黑子。他忠实地记下了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一生中的发现或许会比将来任何一个天文学家的发现都多。 但是，伽利略的这些发现与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宗教裁判所开始对天文科学进行思想控制，伽利略被传讯到了罗马，要求他对自己所出版的一些异端邪说负责。宗教裁判所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意见，即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宗教法庭审判官把伽利略、开普勒和哥白尼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但是，伽利略再一次振作起来，他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来捍卫自己的学说。随即他又被传讯到了宗教裁判所，他们强迫他双膝跪下，放弃他的伟大的发现。伽利略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在否定自己信念的时候，他已经年逾古稀。如果当时他能够对这些指控做出答辩，他也就不会受到迫害。然而，真理始终是永远存在的，在以后的各个时代中，观察都被安放在人类知识的正确位置上。 帕斯卡对伽利略所受到的指责做出了如下的评价：“那些耶稣会会员从罗马教廷所得到的反对伽利略关于地球运动观点的教令，是毫无用处的。地球自始至终从未停止过运动。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沿着圆周轨道运转。人类既不能使它停止，也不能使自己不随着它而运动。”真理可以长期地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但它最终必然为人们所熟知。真理所遇的阻力越大，与谬误作斗争的时间越长，它为人们所接受的范围也就越广，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也就越大。 开普勒的一生和伽利略一样，也是十分凄惨的。他原本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后来被送到了莫尔布诺姆教会学校，最终成了一名学识渊博的人。他接受了斯蒂拉州格拉兹大学的教授职位，致力于行星的研究工作。后来，被国王任命为皇家数学家，尽管他所得到的报酬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在林茨地区，开普勒被罗马天主教廷赶出教会，原因是他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关系到圣餐变体论。“法官哪，”他对霍夫曼说，“我的观点给你们提供了多大的帮助哇！可是这些牧师和督学却公开地污蔑我是异教徒。在每一个问题上，我所采取的立场和上帝的旨意都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波洛尼亚大学给开普勒提供了一个数学教授的职位，条件是他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并谴责伽利略的论调，开普勒断然拒绝了这一职位。“我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增加收入，”他说道，“我习惯在德国人中间过一个德国人的生活，从而充分享受言语和行为上的自由。但是，如果到了波洛尼亚，我就会受到控制。这样的处境即使不是危机四伏，至少也会使我声名狼藉。我将会因受到别人的猜疑和恶毒的攻击而寝食不安。” 1619年，开普勒发现了在科学史上永不可磨灭的著名定律：“行星运动的周期的平方与它们距离的立方有关。”在通过17年的艰难探索后，发现这一原理的绝对真理性，他欣喜若狂。“死神即将来临，”他说道，“不过我的书已经写完，至于是当代的人去阅读还是留待未来的人去阅读；或许等来一个读者要等上一个世纪，就像上帝等来一个观察家等了6000年，我都不会在乎。” 开普勒接下来出版的一本书是《哥白尼天文学摘要》，它在罗马也受到了强烈批判，并被列入禁书目录。与此同时，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使他心烦意乱。他那70岁高龄的母亲被关进了监狱，并受到了严刑拷打，她将作为一名女巫被活活烧死。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使她免遭更残暴的处罚，开普勒及时赶回了他的家乡斯瓦比亚。然而，更多的麻烦事情发生了。斯蒂拉州下令当众烧毁他在1624年出版的《记事录》一书。他的所有图书也被耶稣会查封。由于民众的起义，开普勒被迫离开了林茨，这次起义后来取得了胜利。在阿尔伯特·华伦斯坦即弗里德兰德公爵的保护下，开普勒到了西里西亚的萨冈地区。不久，由于积劳成疾，脑力衰竭，他死在那里。 或许哥伦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殉道者，他为新大陆的发现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羊毛梳理工家庭，家庭状况使他缺乏实现自己理想的必要条件。他崇尚自己的理性，敢于相信那些世人所不相信甚至表示轻蔑和嘲笑的东西。譬如他坚信地球是圆的，而当时的人们却认为地球是方的。他认定人们所还不知道的那些地表，不可能全是海洋，海洋中可能还有大陆。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对于缺乏勇敢精神的人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一个高贵的灵魂而言，它必将引发一种莫大的力量。在国人看来，哥伦布在茫茫大海上实现在一块新大陆上的登陆，幸免于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理智上哥伦布不仅是一个英雄，他同样是位果敢的实干家。他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游说那些皇帝和国王去游览基于理性他洞察到的在遥远的海洋中的另一个新世界。一开始，他企图说服自己在热那亚的同胞，但是他失败了。接下来他到了葡萄牙，向那里的议会递交上自己的计划。这个提案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和胡思乱想，因而也被轻蔑地拒绝了。尽管如此，这位国王私下里还是接受了哥伦布的想法。因此在哥伦布这位航海家的带领下，一队船只从里斯本出发了。尽管由于受强烈风暴的影响，经过4天的航行之后，船队又回到了原港。 哥伦布再次回到热那亚，再一次向共和国提出自己的建议，结果再一次失败。然而，他没有灰心丧气，发现新大陆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目标。他动身去了西班牙，在安大路西亚的帕洛斯镇登陆，他碰巧敲开了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大门，向他们讨一点面包和水。开门的修士收留了这位陌生人，并给他以盛情的款待，从而也了解了他的经历。这位修士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并给足他去当时西班牙宫廷所在地科尔多瓦城的盘缠。国王斐迪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国王准备把这项计划交给他在萨拉曼卡的那些最有智慧的顾问班子讨论。哥伦布不仅要回答向他提出的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要回答一些《圣经》中的问题。西班牙的牧师们认为哥伦布的理论与他们的信仰正好相反。他们指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碟子。如果在海洋之外还有新大陆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人类就并不都是亚当的后裔。哥布伦被当作一个傻瓜赶了出来。 哥伦布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他先是给英国国王，然后又给法国国王写了信，但都石沉大海，毫无结果。最后，在1492年，哥伦布由圣安吉尔的路易斯引荐给了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随同哥伦布前往的朋友对他的事业深信不疑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女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答应立即着手筹划这一事情。他们准备了一支由3艘小吨位轻快帆船构成的船队，其中只有一艘上面装了甲板。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口起航。在经过长时间地同人类的愚昧无知作斗争之后，现在他又不得不同船员的迷信作不懈的斗争。他为此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对海洋的一无所知，各种深不可测的危险，时时降临的恐惧，至少是对可能要挨饿的担心，对静默洋面的烦燥不安，对发现新大陆的失望，有时会激起船员们的造反。而哥伦布却满怀信心，勇敢地去征服他们。最后，经过70天的航行，终于发现了陆地，哥伦布站到了圣萨尔瓦多岛上。接下来，又发现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它们被以西班牙国王和女王的名义占领了。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他们还建造了一个要塞，并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司令官和一些人员。然后，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去报告他的这些新发现。 返回后，哥伦布受到热烈的欢迎，声名远扬。不仅在西班牙家喻户晓，而且英名传遍世界各地。他在西班牙没有逗留很久，很快便动身去美洲，这一次他带了14艘小吨位轻快帆船和3艘大舰艇，总共约有1200人。许多贵族也加入了这一探险活动。他们发现了瓜德罗普岛和牙买加，对圣多明各和古巴进行了考察。但是，那些贵族们所期待的奇迹般的金子并没有出现。这时，派系斗争开始展开，并以流血冲突结束。哥伦布试图再次激起他们探险的热情，但都枉费心机。贵族们对他不屑一顾，把他看成是自己悲惨生活的始作俑者。 哥伦布第二次回到了西班牙，没有像以前那样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带着几分好奇接待了他，但多少有些冷漠。哥伦布发现这些朝臣大多对他产生了一种卑鄙而又充满邪恶的嫉妒。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另一次探险。6艘大轮船载着哥伦布和他的追随者再次开向了新大陆。这一次发现了美洲大陆和在加勒比海中的其他岛屿。与此同时，圣多明各的土著居民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的叛乱，由于西班牙人的残忍、殖民者自身的内讧，相互间的战斗接连不断。哥伦布对这些事件感到非常悲哀，他捎信给西班牙国王，请求他给圣多明各派驻一个地方长官和一名法官。 在朝廷中一些对哥伦布充满嫉妒和敌意的朝臣的唆使下，国王指派了唐·弗兰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为全权代表，担任新大陆的总督。博瓦迪利亚不是一名法官，而是一个刽子手，在他登陆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哥伦布和他的两个弟弟关进了监狱。他委派阿朗索·德·维勒戈把哥伦布兄弟押送回西班牙。哥伦布像一个犯人一样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放置在一条木板船上。在航行途中，维勒戈出于对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命运的同情，想解除他身上的锁链。“不必了，”哥伦布说，“我要把它留作纪念，这是对我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一种报偿。”“这些镣铐，”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德说道，“我父亲一直把它悬挂在橱柜上，并且说过，在他死后，要把这些锁链也埋进他的坟墓。” 船只到达西班牙以后，国王和皇后为博瓦迪利的这一行为感到耻辱，下令释放哥伦布等囚犯。哥伦布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这个世界给了我千百次的磨难，”他说道，“到今天我都已把它们一一战胜。然而，在他们野蛮粗鲁的对待下，我却不能用武力，甚至靠小心谨慎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但是，哥伦布毕生的热情和那种极其高雅的情趣仍属于那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他想方设法开始了第四次航行，他相信通过这次航行最终可以给西班牙带来财富。要知道，这个国度并没有因他的忠诚服务而怀有丝毫的感激之情。这次航海发现了古瓦那甲岛。他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沿岸航行，然后在维拉格尔斯登陆，并在这些地区找到品位较高的金矿。当他试图在贝伦河流域找到一块殖民地时，一场暴风雨发生了，船只被吹得东零西落，他不得不启程去圣多明各修理船只。此时的哥伦布已是老态龙钟，在饱经风霜之后更显疲惫不堪。正当他心力交瘁之时，海员们起来造反了，他们威胁说要结束他的性命。哥伦布孤立无援，毫无还手之力。好在危机之时已能望见远处的陆地，这样他才安全抵达了圣多明各。 此后不久，哥伦布又扬帆回西班牙。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他已年近70岁。经过“长时间的四处漂泊的痛苦”之后，最终，他很高兴地到达了西班牙。他期盼能够得到一些报酬——至少足于维持生计，但是恳求毫无结果。回到西班牙之后，几个月来，哥伦布一直生活在贫穷、孤独之中，并且受到致命的病痛的折磨。甚至临死之际，还过着无法忍受的乞丐般的生活。他抱怨说他不得不将自己的长袍卖掉，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无力支付住宿客栈的费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以一种朴实无华的语言说：“我是一个热那亚人，发现了遥远的西部大陆和印度岛屿。”1506年5月20日，哥伦布在巴利阿多里德去世了，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主哇，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了。”因此，他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的殉道者。他虽败犹荣，为此勇敢地战斗了一生，并至死忠贞不渝。 有些人为了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宁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早期的殉道者、早期的发现者、早期的发明家和文明的先躯们——他们全都是为了真理、为了宗教和为了爱国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当时他们几乎都毫无成功的希望。是的，即使他们的生活、劳动甚至牺牲都不能给个人带来任何报酬，但对他们而言，了解自己的使命，通过道德的力量完成它，这就已经足够了。一个人充沛的精力和非凡的天才往往是由他最高超和最敏捷的理解能力而引发出来的。遭受挫折并丧失勇气，艰难困苦或许环绕左右，但是，不屈不挠的毅力会使他振作如昔。死亡使他的生命结出了硕果，从而留下一个受人尊敬的英名，并使大多数人活着更有意义。“如果上帝允许他的牧师为了福音而死，”布朗逊说道，“那么，他们在坟墓中发出的布道声比他们活着时还要嘹亮得多。”“我们在瞬间或几年时间的空暇里所播下的种子，”杰勒米·泰勒说，“最终会生长成为幸福和荣耀的花冠和节杖。” 要激发出最高形式的品格、力量和才华，困难和痛苦难道不是必不可少的吗？努力和忍耐、奋斗和顺从、精力和耐心，是每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忍耐的美德往往比成功的荣光更加绚丽夺目。它需要容忍，经受痛苦；它需要耐力，希望盈胸。它会让人微笑着面对困难，在重压之下傲然卓立。富有耐心和耐力地去忍受苦难，这是人类的最高尚品质之一。正是这种品质，使人类产生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呀！弥尔顿有句名言：“谁最能忍受苦难，谁就最有做事的能耐。” 认为存在着一个不需要英雄品质的时代，或者说，只有殉道的时代或为了殉道必须做殊死搏斗的时代才需要英雄品质，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对于丧失了人的使命感而听任肉欲享受去取代生命职责位置的一代人来说，抵挡来自日常生活的诱惑，就像面对专制政权或面对刽子手的刀斧一样，需要具备英雄的品质。 即使在战争中，耐力和勇气同样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既然战争已科技化，那么耐力的作用更加重大。纪律严明的士兵必须昂首挺立在指定的位置上。“别动，军人！”这就是命令。当子弹在他周围呼啸，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时，他必须勇敢面对、纹丝不动。在行军之时，他同样需要耐力。在指挥官下达命令之前，他绝不能随便开火。冲锋也是如此。最大的忍耐力不仅仅表现在积极的冲锋陷阵的行动中，在失败后的撤退中也同样需要。从这种观点来看，色诺芬将军的撤退比亚历山大的征服行为要绚丽夺目千万倍，约翰·穆尔勋爵向科让纳地区的撤退和威灵顿的胜利同样伟大。 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捍卫自己祖国的荣誉而英勇捐躯。在法国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有。“这是一种耻辱，”克洛维看着加龙河领域肥沃的土地，说道，“这样肥沃的土地属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信仰的坏蛋。冲啊！我们要占领他们的土地。” 当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时，古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率领300名战士扼守德摩比利关口，阻击波斯重兵入侵。一场激战发生了，侵略者伤亡十分惨重。莱奥尼达斯和他所率领的勇士虽然全部壮烈牺牲，但希腊却因而得到了拯救。 朱达斯·马加比被称之为“重锤”，他的勇敢精神丝毫不比莱奥尼达斯逊色。当2万名叙利亚军队蹂躏犹太人神圣的领土时，他率领800名犹太游击队员进行抵抗，尽管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但朱达斯一直坚守在以利亚沙地段。他的追随者不得不劝他撤退。“上帝不允许我在敌人面前逃跑，”他说，“如果时间已到，那就让我们为自己的同胞而勇敢地战死吧。我们不能玷污自己的英名。”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朱达斯及其战士浴血奋战，英勇顽强。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名战士倒下。但是，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犹太民族精神为之振奋，他们向侵略者发起了反攻，并重建了宇宙。朱迪亚再次成为东方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罗马人也同样明白英雄品质的价值，懂得忠于自己的祖国。且让我们看看近代发生的事情吧。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疆域较小的国家也总是力图保持自己的自由，虽然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实际上要严重得多。一个国家的价值不在于它面积的大小，而在于它整体国民品格的高下。我们发现人们总是呼唤自由，但是却不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懒散、堕落和自私，他们那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就像狼群的嚎叫，却没有任何的尊严可言。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它建立在诚实正直、忠于职守、慷慨大方、自我牺牲和热爱自由的基础上。 举个例子吧，领土面积不大的瑞士共和国数百年来一直处于那些国家强权统治的包围之中。但是，瑞士国民是勇敢、节俭、诚实和自立的。他们不需要任何救世主，而是自己管理着自己。他们在亚平泽尔通过公开的举手表决选举自己的代表，声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瑞士和英国一样，往往成为那些在意志上受迫害的人的避难所。 瑞士人民也是不得不经过残酷的斗争而获得了自由。他们当中出现了许多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勇于自我牺牲的领导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481年奥地利侵略瑞士，前去抵抗的军队人数相对较少。两军在森帕赫小镇相遇，当时奥地利军队排着整齐的方队，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长矛阵容。两军交战时，由于瑞士军队的矛相对较短，人数也较少，他们被迫后退。瑞士军队想打破敌人阵容的任何努力都遭到了失败。看到这种情形，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对他的同胞们喊道：“我将为你们开辟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亲爱的同志们，请保护好我的妻子和儿女！”说完，他便猛冲向敌阵，用双手抓住尽可能多的敌军长矛，然后让它们刺进自己的胸膛。他倒下了，但是敌人的阵地也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瑞士军队迅速冲了进去，最终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牺牲了，但是他的祖国得救了。这个小小的多山的共和国保住了自由。这场战争发生在7月9日，直到今天，瑞士人民还会聚集一起庆祝通过自己领袖的牺牲从奥地利人手中赢得的自由。 而且，瑞士女性和瑞士男人一样勇敢。她们身上有着出类拔萃而坚韧不拔的精神，以最大的勇敢克服了道德和生理上的障碍，在面临突如其来的极其严竣的危险时，她们会表现出和男人一样的勇敢。有句话叫作“英雄是英雄的儿女”，这只不过是说明了他们受到英雄榜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并由英雄抚育成人。 1622年，即在森帕赫战役之后约200年，奥地利皇帝想主宰格里逊人，从而消灭新教信仰和它的牧师。奥地利军队首先出现在普拉蒂山谷。这个山谷夹在高山之中，它生长有茂盛的牧草，现在它仍以畜牧业而闻名。当时，男人们都在山上放牧，只有女人留在家中。当她们一听到奥地利军队到了克洛斯特尔斯山和兰德奎特山之间的谷地时，立刻就拿起丈夫们的武器——矛、镰和干草叉——冲向敌军。在瑞士境内有许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她们用石头雨点般的从山上砸向敌人，结果这些妇人大获全胜，奥地利军队被赶了回去。当然，男人们也表现出和女人们一样勇敢。此后不久，卡斯特尔的城堡遭到了奥地利军队的突袭，农民们就凭着棍棒冲向敌军，取得了胜利。基于女性在自卫战斗中的英勇精神，现在这个山谷仍然保存着这么一条原则：进圣餐的时候总是女人在前，男人紧随其后。 威廉·泰尔是瑞士人所崇敬的民族英雄，这是一位艺高人胆大的弓箭手；还有温克尔里德，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枪兵。前者可能是个传说中的人物，而后者却是个历史人物。温克尔里德居住过的房子在安特伍尔登州的斯坦兹镇仍然保留着，他所穿过的铠甲还保存在市政厅。在广场中竖立着他的塑像，他的怀里揣有一束长矛。 大约5个世纪以前，英格兰北部遭受过一次惨痛的失败，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次失败给英格兰带来了最大的幸福。苏格兰是个贫穷的地区，主要由山地和沼泽构成。它当时的人口还不到现在伦敦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极为分散。这个国家和英格兰接邻，时常受到它的侵略。它与爱尔兰不同，没有又宽又深的海沟作为保护。而且，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它的国民也不属于同一种族。在它的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凯尔特人或高地人；而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则是撒克逊、盎格鲁和北方人的后裔。高地人彼此之间也相互征战。在低地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罗伯特·布鲁斯在逃经洛丽时还差点被麦克多格尔斯人杀掉。 华莱士是先于布鲁斯起义的。当时低地国家已被英王爱德华一世征服，所有的根据地都已被英军控制。华莱士力图激起西部地区人民的爱国热情。虽然他个人英勇善战，但他不是个善于鼓动战争的人，不能鼓动足够的力量投入战争。在福克尔克战役中他惨遭失败。当时，他是苏格兰人民渺茫的希望，虽然实际上他是个失败者。然而，他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比他的后继者罗伯特·布鲁斯的胜利给国民精神提供了更丰富的养料。最后，华莱士被人出卖了，他被英军抓获，带到了伦敦。1305年圣巴特罗缪节前夕，他被用雪橇从伦敦塔拖到了史密斯·菲尔德。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被绞死了。华莱士为自由而牺牲了，但是，他的生命没有白白付出，他激起了同胞们对自由的热爱。以他为榜样争取自由的时机成熟了。 罗伯特·布鲁斯是诺曼人的后裔，他血管里流淌着一半英格兰人，一半苏格兰人的血。从他母亲这方面来说，他是个苏格兰人。在经历许多大胆的冒险和极大的危险之后——这都是以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无比热爱为支柱的——布鲁斯终于集结了一支爱国军队。1314年，他和英军在班诺克本展开了激战。在战斗打响之前，苏格兰军队跪地祈祷。爱德华二世看到了这一幕，转身对身边的爵士说：“阿根第勒，你看叛乱分子投降了！他们请求宽恕！”“是的，陛下，”爵士回答说，“但是他们不是请求您的宽恕。”战争的结局，英军不是取得了胜利，而是溃不成军。 在罗马教廷的英国使者唆使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把罗伯特·布鲁斯革出教会，并在苏格兰王国颁布教会的禁令。1320年，当这条禁令提交给在阿巴诺斯的议会讨论时，8位伯爵和21位贵族联名写信给教皇，这封信所阐明的原则比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文件更有意义。它请求教皇敦促英王尊重苏格兰王国的独立，管理好他自己的事务。“只要我们还有100个人活着，”这些联名写信的人说道，“我们就不会向英格兰做丝毫的让步。我们不是为了荣耀、财富和声名而战，而仅仅是为了自由。一个真正的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丧失自由。” 与此相类似，强大的国家试图把一种新的宗教强加给弱小国家，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结果都是一样，失败。苏格兰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专制暴政的历史。它给人的启示是：首先是个性的力量，其次是良知的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英格兰遭受了另一次惨败，虽然它同样被认为是可悲可叹的，但后来的历史表明，它和班诺克本战役一样，给英格兰带来了极大的福祉。那是在围困奥尔良的时候，阿诺德博士称它为“英格兰历史上的转折点。”“奥尔良之围是英格兰历史上的转折点。如果英格兰在法国的统治能建立起来，可以预料到它对英格兰未来的后果会是怎样，很可能它会成为法国的附庸。民族的兴盛并不在于战争中的胜利。我们在战争中的两次惨败却成了我们两次最大的幸运，这就是奥尔良战役和班诺克本战役。奇怪的是，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期间，我们在阿索里取得的对爱尔兰的胜利成了一次重大的灾难，而被苏格兰打败却成了一大幸事。如果爱尔兰保持独立，后来它可能就会像苏格兰一样被我们统一。如果苏格兰衰落下去臣服于我们，这就会像爱尔兰一样，对我们是另一个大灾难。”当时英国正在征战法国，他们在许多战斗中都赢得了胜利。他们进驻了巴黎，正在围攻奥尔良。法国处于沦陷的悲凉氛围之中，那些大贵族抛弃他们的国王（查理七世），每个人都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独立王国。那些城镇不做任何抵抗就沦陷了。税赋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征收，甚至连国王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维持军队的开支了。人民对国王和贵族都失去了信心，他们祈祷上帝能以某种方式解救自己的国家。 奇怪的是，一个极其细小的事情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女孩儿——一个在家里纺纱织线在户外放牧的乡下姑娘——出来挽救了法国。贞德出生在洛林地区的图利密村庄。她朴实、纯洁和虔诚。虽然性情急躁，但她有许多梦想，喜欢倾听人们对她所说的那些神圣的话语。当看到自己国家的遭遇时，人们告诉她“去拯救法国的国王”，而她也确定“她能帮助国王收复国土”。于是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包德雷科特上校，这位上校一开始还以为她神经出了毛病，最后还是被她的激情所打动，给了她一支武装力量，并引荐给国王。她穿过150英里的英军占领区，最后安全地抵达了当时国王和朝廷的所在地奇努恩。 国王只知道高兴，却不能提供任何方面的帮助。而主教和牧师却认为她是个女巫，受到了魔鬼的唆使。尽管如此，国王还是派她去奥尔良作战，因此她来到了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英国军队开始疲于奔命，寒冷的冬天里他们一直坐在奥尔良城外，士气开始消沉。自索尔兹伯里伯爵死后，他所招募的士兵纷纷离开军营，那些和英国人结成同盟的勃艮第人也开始重新听从自己的大公的召唤。英军总共只有2000到3000人继续留了下来，他们分散在12个城堡，并且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要看看带着军队围攻奥尔良的上校的名册，你就不会对奥尔良之围得到解救感到奇怪。”米什莱说道。 贞德率先向城堡中的英军发起了进攻。尽管在最后的猛攻中（进攻图尔里斯）这位少女受了伤，但英国军队还是被赶了出去。奥尔良之围得到了解救，但是贞德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认为，英国军队必须被赶出国门。贞德带领法国军队一直把敌军追到了巴特，在那里再一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接下来，查理七世在兰斯举行了加冕仪式，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贞德的创造性，”米什莱说道，“和她成功的奥秘，不在于她的勇气或她的想象力，而在于她良好的判断力。直接把查理七世带到兰斯，然后给他举行加冕礼，这就使得英国人都知道了整个法国的坚强不屈。” 她已经做了而且完成了她所想做的一切，此时，她想回到家乡，依偎在父母身边，或去照看自己的牛羊。但是，国王没有答应她的请求。他看到了她给法国军队带来的辉煌的战绩。因此，希望她继续留在军队。从这时起，贞德对自己已没有了以往的自信，她感到犹豫不决和难以平静。虽然她在继续作战，但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 英国人和勃艮第的法国人再次结成了联盟，对奥斯河畔的康培恩城进行围攻。市民们声称他们拥护查理七世，贞德立即率军开赴这里。同一天她突入重围，这着实让围攻者大吃了一惊。但是，她被赶到了城门，在城门口被法国人（勃艮第人）包围，他们把她从马上拖下，俘虏了她。贞德被自己的同胞引渡给了英国人，英国人又把她交给鲁昂的宗教法庭进行审判。审判团成员有教区牧师、博维斯主教、修克斯主教和其他一些法国牧师。博维斯的一个教堂牧师埃斯特维特被任命为这次迫害行动的筹划者。 法王查理七世的皇冠虽然应归功于这位英勇无畏的年轻的狂热女子，但是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救这位英雄。案件上诉到了索邦这位了不起的神学法官那里。他判决说“这位女孩是个彻头彻尾的魔鬼”，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法国勃艮第人对贞德即将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惩罚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在当时，所有的女巫和受魔鬼控制的女魔法师往往是要被处以火刑的，因此贞德也就被活活烧死了。她在鲁昂英勇就义的地方就是现在有名的拉·普歇利，离这里不远的德阿弗尔码头至今还竖立着一尊纪念她的塑像。 “历史上涌现了无数的殉道者，”米什莱说道，“他们多少有些纯洁，多少有些荣耀。自尊有自己的殉道者，仇恨和战斗精神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富于战斗精神的殉道者。毫无疑问，他们死得光荣，他们不能被抹杀……这样的设想并不是与我们的主题无关。这位圣洁的姑娘与他们不同，她有自己独具的特征——善良、仁慈、纯洁可爱。她有古代殉道者的可爱之处，但又与他们不一样。早期基督徒的纯洁只是在于他们避免了行动，不使自己参与尘世的斗争和接受尘世的考验。贞德在最野蛮的战斗中是温柔的，在邪恶的人群中是善良的，在战争中是平和的，她给战争注入了上帝的精神。”（注：米什莱《法国史》第七卷，第四章。） 法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贞德，他们竖立了许多纪念她的塑像，她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国军人崇拜的偶像。当士兵行军经过图利密村庄时，他们都会保持静默并向这位英雄的出生地举手致敬。这一习惯能如此长久地保留下来，这也是十分感人的。这位女英雄对祖国无限忠诚，她的事迹仍然让人记忆犹新。 第六章 责任比生命还重要 如果仁爱钳制了痛苦， 似乎孤独的心， 再度感觉到天上圣父，遥远的呼唤； 在他的怀抱里， 哪怕邂逅死亡， 也意兴盎然。 ——基布尔 使命已完成，不如赴死， 胜于尘世中备受宠爱。 ——乔治·麦克唐纳 并非所有的生活都有意义， 也非所有的死亡都有价值。 ——《赞美诗》 斗争的结局是什么，如果你只是淡淡地问我，我会告诉你它是胜利。可是，如果你问的具体而深沉，那么我会告诉你是死亡。 ——萨沃那洛拉（1452—1498年，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各会传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1494），建立该城民主政权，被教皇阴谋推翻后判火刑处死。） 让我们回顾一下意大利历史上涌现出的一些伟大的殉道者，如布勒斯彻的阿诺德、但丁和萨沃那洛拉。罗马帝国衰亡后不久，人性中一些卑鄙肮脏的东西又开始沉渣泛起，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基督教也不能战胜这些邪恶，相反地，跟着它们随波逐流。克莱维克斯的圣伯纳德以尖刻的语言批判了这些邪恶，他说：“谁会对自己的虚荣和傲慢一无所知呢？一个国家如果过于脆弱而不能抵制这些邪恶，难于或不屑于遵纪守法，那么就会出现骚乱。他们对于各种伤害过于敏感，却从来没有学会做好事的艺术。阿谀奉承、背信弃义和通敌叛国成了他们一惯的行为准则。” 达官显贵们道德沦丧且举止轻浮，这给社会风气带来了一个极其有害影响的榜样。它们传染给了下层社会，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同样的放荡不羁。意大利上层社会放任自流、挥霍享乐、轻薄无聊，与此同时，下层社会则普遍贫穷、生活悲惨而且道德败坏。传教士也绝不比一般群众好。“如果你想让儿子腐化堕落，那就让他去做牧师吧。”这是当时大家的普遍共识。因此，一个曾经是英勇果断而又充满活力的民族，已经到了道德沦丧的边缘。 在12世纪，布勒斯彻的阿诺德吹响了意大利自由的号角。他在教会中的地位是最为卑贱的，然而他却是个充满激情而又富于雄辩的牧师。他不仅宣扬纯洁、仁爱和正直，而且鼓吹自由。而鼓吹自由是他布道中最危险的行为。人们把他当作一个爱国者，对他极为尊敬。向教皇告发他的布道内容的敌人也大有人在。英诺森二世谴责了他的观点，布勒斯彻的地方法官准备判处他死刑。由于事先得到了警告，阿诺德穿过阿尔卑斯山脉逃到了瑞士，在瑞士首都苏黎世找到了一处避难所。 阿诺德并没有因为害怕而气馁，他再一次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发。在那里他声名大震，受到了贵族和民众的保护。10年的时间里，他雄辩的口才便在罗马家喻户晓。他向罗马人提出忠告，声称人的权利和基督徒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恢复共和国的法律和行政机构，要把传教士的权力限制在宗教领域。 在前两任教皇统治的那段时期，阿诺德的思想还能主导人们的生活。可是，当唯一的一个英国人艾德里安四世爬上圣彼得教堂教皇的宝座时，阿诺德就被剥夺了生命和权力。教皇向全体会众颁布了禁令，宗教改者家受到赦免的代价是把他流放异国他乡。阿诺德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他被活活烧死，当时那些冷漠无情和忘恩负义的人也在场。阿诺德的骨灰被抛进了台伯河，为的是不让他的那些追随者来收集和膜拜他们导师的遗骸。 意大利仍然在轻薄无聊、放荡不羁和道德败坏中徜徉。城邦与城邦之间的战争、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冲突，耗损着意大利的国力。13世纪，但丁出现了，他再一次吹响了自由的号角。蛰居在他心灵深处的真理和仁爱的光芒若隐若现，高屋建瓴般逼使意大利人蕴含在现实生活和人性之中那种最为高尚最为尊贵品质，在漠视之后一览无余。属于疯狂时代的意大利在天堂和地狱之间颤抖。在人类的艰难奋斗中，但丁坚信永恒的公正，并看到了它那光芒四射的力量。他的整个心灵由此进入忘我的境界。在上帝为人类所指引的明路上，他像一个无比天真、无所畏惧的孩子，以他手中的笔，像夜莺一样美妙的诗歌，凝视世界一泻如流。 在意大利走向堕落和悲惨的漫长世纪中，但丁那些火热的言语不啻于一堆篝火和一座灯塔，温暖照耀着他那些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的同胞。他是意大利自由的先驱，为了追求自由，勇敢地面对迫害、流放和死亡。和布勒斯彻的阿诺德一样，在《君主制》一书中，他倡导宗教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并且坚持说教皇的世俗统治是一种篡权行为。根据教皇使节的命令，但丁的《君主制》一书在波洛尼亚被当众烧毁，并且被列入了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他是意大利最具有民族特色并且最为人们所喜爱的诗人，他的作品也最受读者欢迎。1301年，他被赶出佛罗伦萨，开始了流放生活。他的房子被没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了火刑。在流放期间，他创作了一些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人们思念他、尊敬他和爱戴他。人们要求中止对他的流放，让他回到佛罗伦萨。 在佛罗伦萨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在纪念具有博爱精神的使徒圣约翰的节日时，可以赦免某些罪犯。但丁得到通知说，如果他承认自己有罪，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赦免。当但丁听到这个提议时，他大叫道：“什么！这就是对那个不公正的判决的体面的取消吗？但丁·阿莱利在遭受了15年的流放苦难之后就这样被召回国吗？这难道就是一个爱国者的下场吗？这难道就是我不懈的工作和学习的报偿吗？……如果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我回到佛罗伦萨，我宁愿再不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不回去又能怎样呢？无论在哪里，我依然可以看到太阳和星星，可以在天底下思考那些可爱的真理。我不会出卖自己，使佛罗伦萨人民蒙受耻辱。我还不缺少面包。不，不，我决不会回去！”但丁拒绝了对他进行赦免的机会，他又被流放了20年。1321年，他死于拉文纳。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个自由的使者出现了，他是一个最忠诚和最勇敢的人，是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个人就是吉罗拉姆·萨沃那洛拉。1452年，他出生在斐那拉。他的父母虽然贫穷，但却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在朝廷供职，这是一种世袭的特权。他的母亲是一个极具品格力量的人。一开始，父母亲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物理学家，但是他的天性却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意大利依旧放任自流，国民道德沦丧，恶习难改。富人对穷人实行专制统治，穷人则生活悲惨、孤立无助而又放荡不羁。吉罗拉姆幼年就接受了宗教思想，他致力于《圣经》和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研究工作。他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针锋相对，在他周围所存在的那些渎神的事件让他大为震惊。“没有一个人向往那些善良的东西，”他说，“我们应当向小孩儿和下层妇女学习，因为只有她们身上还保留了一点点纯洁的影子。善良受到了压制，意大利人和埃及人一样，让上帝的子民处于奴役状态。” 吉罗拉姆最终决定要遏制消除这个世界的邪恶，他完全献身于宗教事业。23岁那年，他告别父母去了波洛尼亚。在圣多明各修道院，请求让他做一名仆人。他立即就被接受了，并进入了他的见习期。 他当即写信给父亲，告诉他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我想进修道院的动机，”他写道，“是因为这个民族生活得太悲惨，到处充满了邪恶，他们通奸、抢劫，他们虚荣、盲从而且亵渎上帝……毫无判断能力的意大利人犯下了无数罪恶行径，使我无法忍受；而且，这世界到处都存在着人们对美德的鄙弃和对邪恶的推崇。现在，我已没有这种世俗的悲哀了，因此，我可以祈祷耶稣基督让我免遭沉沦。我不停地祷告，虔诚地恳求上帝指引我正确的道路。父亲，我恳请您作为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好好安慰母亲，也请您和她为我祝福。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那时，教会的腐化几乎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保罗二世贪得无厌、西克斯图斯四世背信弃义和寡廉鲜耻、亚历山大六世（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统治时期无疑是罗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那个年代，道德普遍败坏，这在约翰·伯查德的《日记》和潘维利斯·默拉特利、法布尔为勒弗里的《基督教史》所写的续篇以及其他一些天主教和清教徒作家的作品中有详细记录，在我们当今时代，那一切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罄竹难书的罪行使整个意大利有良知的人们震惊不已。萨沃那洛拉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感叹道：“年高德劭的学者、圣徒们哪，博学、仁爱之士以及昔日的纯洁呀，你们如今在何方？噢，上帝，但愿这些能导致毁灭的飞翼折断！” 与此同时，几乎不见自由的踪影。对人民施行暴虐统治的王公贵族们，根本不值一提。他们既无活力，也不具有远见卓识，满脑子想的只是攫取无穷的权力。他们的暴行有时也会遭到他们治下臣民的怨恨，因而，他们当中有几位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暗杀，死于非命。格利阿佐大公在米兰一座教堂被人暗杀，尼古拉斯·德斯特大公则在斐那拉死于非命，米利安罗·德·梅底西在佛罗伦萨大教堂也遭人暗杀。 萨沃那洛拉诞生在那道德普遍败坏的年代。波伦亚地区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长很快便发现了他杰出的心理品质，因而，提拔他去教导见习修道士们，他再也不用干仆役活了。服从是他的天职，他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开始了新的工作。后来，他又从教导见习修道士的教员升至传道士。30岁那年，萨沃那洛拉被派往他的出生地斐那拉去传教。但他的布道在那儿却不大引人瞩目。他只不过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而已。他们能从他这儿听到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吗？在他的家乡，他并没有获得荣耀。他也曾在布利西亚·帕维亚和热那亚等地布道。正是在热那亚，他的布道口才才开始更多地受到人们的欣赏。 在波伦亚地区多明我会修道院待了大约7年后，萨沃那洛拉最后终于被派往佛罗伦萨。道路引领他通往一个新国家，以前他从未到过如此之南的地方。因为是徒步游历，因而他有足够的时间欣赏沿途的风光美景。当他平平稳稳地爬上那座通往卢干那的山峰，站在山巅回首仰望时，波伦亚和沿途的风景已远远落在之后的北方，此后，他再也没有看到它们。越过荒郊野岭，他登上了海拔约3000英尺的拉弗塔山峰。经过了塞弗峡谷和亚平宁山嘴，正是此座亚平宁山将塞弗峡谷和阿诺峡谷分隔开来。然后，展现在他面前的便是宏伟的佛罗伦萨——他开创辉煌事业之地，也是展现英勇以及殉道之地。 一到佛罗伦萨，萨沃那洛拉便立即前往圣·马克修道院，在那里，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兄弟。那时，洛伦佐大帝的权力正处于顶峰，他通过放逐、羁押抑或处死等方式铲除异己；他用宴会、舞蹈和马上比武大会等使人民匍匐于其脚下，甘受其统治。他宛如王公贵族的亲信，也似乎特别受暴民的喜爱。他穷奢极侈的一生似乎被人遗忘了，因为他是文学和美术的主人公。维拉里说，在洛沦佐那个时代，“艺术家、文人、政客、贵族以及凡夫俗子们，在骨子里都同样腐化、堕落，根本没有公共的抑或私人的美德，也不存在道德情感体验。宗教或者被当作统治的工具，抑或被当作一种卑劣的伪善。无论是在世俗事务中，还是在宗教、道德伦理抑或哲学中，都不存在信义。甚至连怀疑的热情也没有。弥漫于全社会的乃是对道义节操的极度冷淡。”（注：维拉里教授《吉罗拉姆·萨沃那洛拉及他那个时代的历史》。） 萨沃那洛拉对所有这一切深恶痛绝。当他首次向圣·洛伦佐布道时，便对那个时代的腐化、堕落大肆谴责。他用“钢鞭”鞑笞邪恶。他严厉谴责赌博、撒谎、欺骗以及大量援引《圣经》词句的行为，听众首先震惊，继而厌恶，最终变得义愤填膺起来。这位翻山越岭来谴责佛罗伦萨的腐化堕落，身着棕色袈裟的僧侣是何许人也？他们纷纷鄙夷和嘲笑他。在一座美丽的城市中，他平淡无奇，一位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男子，尖嘴猴腮，相貌丑陋，鼻子呈大鹰钩鼻，而且嘴大唇厚，下巴深陷。甚至在23岁时，他的前额便已布满皱纹。他在世界显露的便是这副模样。这是一个即将在佛罗伦萨拥有赫赫声名的人物吗？ 当另一个博学的僧侣布道时，听者云集。他了解听众，并拿他们的丑恶开玩笑，但他并不谴责什么——甚至不谴责虔敬和自由的丧失。他是洛伦佐大帝的一位朋友。当萨沃那洛拉因那位僧侣成功的布道而受到嘲笑时，他回答道：“在宣扬正确的教义时，语言的优美应让位于语言的简明。”他确信他神圣的使命，并视之为生命的最高职责，而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才能最好地履行他的使命。 在圣·马克修道院，他重新开始了对见习修道士们的教导，有时，他也在修道院的回廊里对一些优秀而虔诚的听众布道。人们不断敦促他到布道坛上布道，他同意了，并于1490年8月1日做了一场精彩非凡的布道，其时他38岁。在第二年的四旬斋期间，他曾在大教堂做过布道。当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他炽烈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众多在场的兴奋不已的听众。他不再是以前那位向圣·洛伦佐布道的微不足道之人了。他竭尽全力大加斥责那些昏昏欲睡之人的种种邪恶，希望能使他们从中惊醒。他们痴迷于他的布道，对他的热情也日渐高涨。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洛伦佐·德·梅迪奇的极大不安。于是，他派遣佛罗伦萨的5位要人向萨沃那洛拉晓以利害，警告他不仅给自己而且还将给修道院带来危险。他的答复则是：“你们是受洛伦佐的指使而来，我非常清楚。你们回去告诉他，准备好好悔过自新。因为上帝不会饶恕任何顽冥不化之人，上帝也不害怕世俗的君主们。” 同一年，他被推选为圣·马克修道院的院长，他保留了刚直不阿的品格。尽管洛伦佐送给圣·马克修道院的礼物很丰厚，但萨沃那洛拉还是严厉指责他的不良品质。萨沃那洛拉深知他对公共道德造成的伤害，不仅把他视作自由的敌人，而且认为他是自由的掘墓人。萨沃那洛拉还认定，洛伦佐是人们向善和恢复基督徒生活习惯的主要障碍。谴责赌博成为他布道中的主要内容，尽管赌博也许于国有益；他严厉谴责富人们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认为这大大地败坏了人们的道德。 善德非常必要，尤其是人的自由意志。“我们的意志，”萨沃那洛拉说，“在本质上必定属于自由，它是自由的人格化。”上帝是最好的救助者，但他也喜欢被人帮助。“在祷告时务必诚挚，”他说，“不要忽视人力，你必须得用各种方法自救，然后上帝才会出来助你。拿出勇气来，我的兄弟们，首要的是务必团结。”他又说：“老实讲，透过一个人的言和行，我们或多或少能知道他的品行。虽然这不符合法律要求，但却是一项道德义务。言语的承诺必须通过行为结果，正像一笔债务，每个诚实、正直的人最终都会偿还给身边的邻居。阐明真理本身便是正义的核心部分。” 最终，洛伦佐大帝从佛罗伦萨隐退，回到他的科雷吉别墅直至终老善终。他死于4月上旬，其时正是万象更新、姹紫嫣红的时节，其时也正是野莺啼鸣最欢的时刻。别墅坐落在距佛罗伦萨东北部约3英里的阿诺大峡谷中。透过别墅的门窗，你可以看到大教堂、钟楼以及高于树林的许多教堂的塔尖。别墅的北面便是达菲耶索莱高地和远处托斯卡纳山峰线条柔和的轮廓。 然而这一切美景并不能消除病痛。洛伦佐临终时，一切治疗都试过，吞服用蒸馏法提取的宝石也不见效，什么也挽救不了这位伟大的人物。然后，他转而求助于宗教。当他接近死神时，他的罪孽似乎又加深了一层，最后的祈祷也救不了他。他对人类失去了一切信心，因为每个人都唯他之命是从。他并不相信他的忏悔者的诚挚。“没有人敢对我说半个‘不’字”，最后，他想到了萨沃那洛拉。那个家伙从来不曾屈服于他的淫威。“我知道，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诚实的修道士了。”他派人去请萨沃那洛拉以便对他忏悔。当萨沃那洛拉被告知洛伦佐生命垂危时，他立刻动身前往科雷吉。 维拉里教授向世人讲述了洛伦佐和萨沃那洛拉最后一次会面的情况。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一退下，在奄奄一息的洛伦佐的病床旁，萨沃那洛拉恭恭敬敬地站着。洛伦佐对他讲了他所希望忏悔的三大罪孽——掠夺沃特拉、从蒙特·德里·凡西拉榨取钱财以及帕兹密谋之后的那场血腥杀戮——并请求赫免。洛伦佐说这些时重新又变得焦躁不安，萨沃那洛拉说“你必须做三件事”时，洛伦佐才停止说话。“哪三件，神父？”洛伦佐问道。萨沃那洛拉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一边举起右手，一边开始对他说：“第一，你必须充分相信上帝的仁慈。”“我绝对相信！”“第二，你必须归还你非正义所掠取的一切，或嘱咐你的儿子们替你归还。”这一要求似乎使他感到诧异和悲伤，但是，思索再三后，他点头同意了。 然后，萨沃那洛拉站起身来，奄奄一息的国王却因恐怖而在床上缩成一团，忏悔神父似乎有点飘飘然，他继续说道：“最后，你必须得恢复佛罗伦萨人民的自由。”他的表情严肃，声音显得很恐怖，他的眼睛紧盯着洛伦佐的眼睛，似乎要从洛伦佐的眼睛里读到答案。可洛伦佐把吃奶的劲也用上了，费力转过背去，不发一言，这对萨沃那洛拉是一个莫大的嘲弄。因此，萨沃那洛拉再也没有赦免他便离去了。洛伦佐备受悔恨的煎熬，很快就离世了。 洛伦佐死后，他的儿子皮埃罗即位，其暴虐统治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终日沉缅于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对文学抑或艺术全无兴趣。萨沃那洛拉则一如既往地继续布道。他的热情不减反而更加炽热，他的英名远播，几乎家喻户晓。因为皮埃罗的作怪，萨沃那洛拉曾一度被逐出佛罗伦萨，此后，他曾在比萨、热那亚及其他城镇布过道，但最后还是重新回到佛罗伦萨，并在他主持的修道院里实行贫困法则，要求所有僧侣自食其力。他特别鼓励研读《圣经》，而且认为他和他的兄弟们应该去异教徒中间布道。当麻烦不断降临到他头上时，他想到过离开佛罗伦萨，以便专心致志于他的传教工作。 最终他还是决定留了下来，因为佛罗伦萨人民不愿意让他走。在大教堂向蜂拥而至的教徒、会众布道时，萨沃那洛拉不仅严厉谴责他那个时代的罪恶，而且还严厉谴责那些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职责的高级教士。“你看他们，”他说，“一个个头戴镶满宝石的金僧帽，手拿银杖，站在铺满锦缎的祭坛（祭坛周围有一架风琴和众多的歌手）和其他群众面前，慢慢地吟喃晚祷曲，他们的繁文缛节，令你如坠云雾……最初，高级教士们既没有如此多的金僧帽，也没有如此多的圣餐杯，他们放弃了那些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必须救济穷人。而我们如今的高级教士们却从穷人那儿巧取豪夺，夺走了他们的圣餐杯，这些圣餐杯可是穷人们的命根子啊！在最初的教会中，尽管圣餐杯是木制的，可教士们却是‘金制’的，而如今的教会中，尽管圣餐杯是金制的，可教士们却是‘木制’的！” 皮埃罗·德·梅迪奇为了获得对佛罗伦萨的统治权，曾与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但是，当他得知法军入侵意大利时，一下子便抛弃了他们。篡夺了米兰政府权力的鲁多维科、莫尔家族邀请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并征服那不勒斯王国。一支法国军队因此越过意大利边界并向南挺进。他们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这时，皮埃罗想去见查理八世，以便和他讲和。他拱手交出了重要的要塞萨扎那以及皮特拉桑塔镇和比萨、来克亨吉两座城市。 佛罗伦萨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即皮埃罗的卑贱行为激怒了，他们拒绝让他进入王宫。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他匆匆逃往威尼斯。佛罗伦萨正处于一场大暴动的边缘。 皮埃罗的追随者一心想迎回他们的国王，而人民大众则想建立一个共和国。两派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这时，唯有萨沃那洛拉才能影响、号召人民。他将两派邀集于大教堂，正是在大教堂，他设法平息了两派之间的纷争。与此同时，他要求他们忏悔、团结、博爱和讲求信义。因而，一场似乎是迫在眉睫的暴动就这样平息了。 一群由佛罗伦萨显要人物组成的使者被推选出来去拜谒法国国王。萨沃那洛拉是这些使者中的一员。其他使者乘马坐轿去拜谒法国国王，而萨沃那洛拉却是徒步前往，徒步是他习惯的旅行方式。那些乘马坐轿的使者们晋见了法国国王，均无功而返。在返回佛罗伦萨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徒步的萨沃那洛拉，他独自一人来到法国军营晋见法国国王。他请求，不，几乎是要求法国国王尊重佛罗伦萨城及城中的妇女、公民和自由，但这是徒劳的。不久法国军队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就开进了佛罗伦萨。法军继续掠夺皮埃罗王宫里的财富，并将最珍贵的艺术品运走。佛罗伦萨人自己也趁火打劫，他们公开抢走或盗走他们认为珍贵或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半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就这样毁于一旦。 当法军挥师南进后，佛罗伦萨便成了一座无主之城。皮埃罗的党徒仿佛魔术般的消失了。萨沃那洛拉于是便成了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人物。关于未来的政府，他向由他召集的市议会建议道，应当采用威尼斯的政府形式。他说，威尼斯形式是唯一从大破坏中幸存下来，并变得更加稳固、更有威权和信誉的政府形式。人们对他的提议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直到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为止。因此，仅仅在一年之内，就重建了佛罗伦萨的自由。 萨沃那洛拉继续布道，他极力主张对国家、教会、风俗习惯进行改革。他“强迫”人们使用自由。“真正的自由，”他说，“独一无二的自由，在于决心过美好的生活。屈服于情欲的暴虐统治能算得上是何种自由呢？这一演说的目的无非就是，你们，佛罗伦萨人，希望自由吗？你们，公民们，渴望成为自由人吗？那么，首要的便是爱上帝、爱你们的左邻右舍，彼此相爱，爱共同的幸福。一旦拥有这种爱与和谐一致时，你们就会拥有真正的自由。” 减税、增进正义感、废除蒙特·德·皮特制度下的高利贷是共和国所做的几件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犹太放贷者向那些小额金钱的借贷工人一直索要32.5厘的利息。另一方面，由于萨沃那洛拉的个人努力，“蒙特·德·皮特”被作为一个机构建立起来，以最仁慈的条件给穷人以临时贷款。遭到流放的但丁的后裔们也被召回佛罗伦萨。但丁流放时，一直陷于极端的贫困之中。 与此同时，整个城市的面貌大为改观。女人们纷纷将她们富余的装饰品弃之如敝，转而简衣素食。年轻人个个谦虚、谨慎。在中午休息时分，经常可以看到店主在他们的商店里研读《圣经》抑或萨沃那洛拉的一些作品。教堂里常常人满为患，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们免费得到施舍物。最令人称奇的却是商人和银行家们受到道德良知感召而归还金钱，数额有时高达数千弗罗林，这些金钱曾是他们通过巧取豪夺的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萨沃那洛拉个人人格魅力的衍生物。 1495年四旬斋后，萨沃那洛拉精疲力尽。因为忠诚地保持自己的斋戒，他过去一直吃的是营养很差的食物。他的床铺比其他人的都要硬，房间也少装饰。他曾经发过誓要与一切舒适的生活决裂，而且他以比对别人要求更严格的标准严以律己，因此他变得极其消瘦，精力也明显不济。衰弱的力量因体内疾病的侵袭而疯狂滋生。“但是，”维拉里说，“这位修道士如此之不屈不挠的勇气，以致使他几乎从未停止作政治斗争。以前，他在约伯做了一系列布道，体力衰弱反而增加了他的道德威望。他的眼睛光芒四射，虽然身躯颤抖不已，而演讲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激情且更切中时弊。” 布拉玛奇说过：“萨沃那洛拉曾经做过一次极其令人敬畏而又发人深省的布道，这一布道被逐句记下后呈送教皇。教皇看后非常愤慨，于是便召来一位与萨沃那洛拉级别相当的主教，这位主教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人，并对主教说：‘务必反击这一布道，我希望你继续反驳这位修道士（即萨沃那洛拉）。’主教回答说：‘我会这样做的，圣父！但是，为了战胜他，我必须得有反驳他的手段。’‘什么手段？’教皇问。‘这位修道士说，我们不应该有姘妇或鼓励买卖圣职。他说的是事实。’教皇回答说：‘那该怎样对付他呢？’主教说：‘奖赏他，和他做朋友，授予他红衣主教职位。这样，他也许会放弃他的预言并收回他曾经说过的话。”’ 1495年，佛罗伦萨一个支持皮埃罗的名叫“阿拉比亚提”阴谋俱乐部曾威胁要暗杀萨沃那洛拉，他们认为暗杀这位修道士后便可以结束共和制。基于此，一群全副武装的志愿者围着萨沃那洛拉，从大教堂一路陪同、护送他到圣·马克修道院。教皇波吉亚·亚历山大六世派人从罗马送来了敕书，敕书勒令他暂停布道，同时，敕书还指责他是一个虚伪教义的传播者。在他被剥夺了说话权利期间，“阿拉比亚提”组织却准备再度使狂欢节中猥亵的娱乐死灰复燃，使人们情欲横流。萨沃那洛拉力图用“儿童的改造”阻止这一切。追随者的孩子们排成一队，行进在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中。为了救济穷人，孩子们为圣·马克修道院的修道士们募捐。 教皇最后收回了成命，允许萨沃那洛拉像以往一样布道。如果他肯在将来的布道中改变措辞语调的话，愿意让他做红衣主教。但萨沃那洛拉拒绝了教皇的此番“美意”。翌日早晨，他在大教堂所做的布道中说：“我并不希罕红衣主教帽，也不希罕僧侣帽，不管其是大是小。我希望的只是为正义而承诺给圣徒们的那种东西——死亡。如果我贪图荣华富贵，现在就不会如此衣衫褴褛。我已做好一切准备，为了职责而献出生命。” 共和国的灾难接踵而至。在围攻比萨城期间，佛罗伦萨人处于大混乱之中。大街上，公路旁，到处可见饿得奄奄一息的穷人。那时，佛罗伦萨还爆发了一场瘟疫，瘟疫导致饥殍遍野，城乡一片荒凉凄惨。瘟疫也席卷了圣·马克教堂。萨沃那洛拉将那些胆怯者和有病者送到乡下，自己却仍然和他的忠实信徒待在城中。在佛罗伦萨市，瘟疫每天要夺走大约100人的生命。而萨沃那洛拉却随时准备去那些遭受瘟疫肆虐横行的房屋，为垂死之人做最后的祷告。约莫过了一个月，这场瘟疫才过去，但是，对共和国的阴谋却又开始在酝酿之中。 萨沃那洛拉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修道院里。他一直在勤于撰写《基督教的胜利》，同时，他还忙于勘校来自印刷工人的校样。在那篇专题论文中，他认为，基督精神应建立在理性、仁爱和良心上。这篇论文是对教皇敕书的圆满回答，并被作为学校的教科书，教会会众更是把它作为“神学的宣传材料”。尽管如此，教皇却于1497年5月将他开除出教会，并禁止任何人给他提供帮助，任何人都不准与他这样一位被开除教籍、被怀疑为异教徒的人接触。1497年6月，开除萨沃那洛拉教籍的教令在大教堂里被郑重其事地予以公布。牧师们、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们、主教们以及更高级的教士们都聚集在大教堂里。教皇的敕令被当场宣读，宣读完敕令后，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所有的人都在黑暗中沉默。 两天之后，当圣·马克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们正在诵唱乐曲的时候，被院外人群的吵闹声和扔石头砸修道院门窗的声音打断了。当地官员对此却不加干涉，因此，形势一天糟似一天，挥霍之风又日渐增长。教堂空空如也，而酒菜馆却人满为患。所有爱国主义思想和自由思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被人忘得干干净净。这些便是波吉亚开除萨沃那洛拉教籍后结出的第一批“硕果”。为使教皇收回开除萨沃那洛拉教籍的敕令，人们做了许多努力，但都没有成功。教皇威胁要褫夺佛罗伦萨市的教权，并说要没收佛罗伦萨商人在罗马的财产，还命令执政团将萨沃那洛拉送往罗马。但他们回答说，将萨沃那洛拉放逐出佛罗伦萨将使该城面临最大的危机。他们又一次劝他在大教堂里布道，他同意了。于是，萨沃那洛拉在1498年3月18日做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布道。 随后，公意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突然一发不可收拾，宛如随风倒的风向标。萨沃那洛拉在佛罗伦萨城曾工作了8年。他曾提醒人们忏悔，和睦相处；也曾提醒人们为自由而战，摒弃挥霍、赌搏及所有不良行为。至于他自己，他曾经敦促人们在上帝的帮助下，立即开始对教会的普遍改革。他过去是佛罗伦萨最受欢迎的人，可现在却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潮流突然转向了，萨沃那洛拉的追随者或者失踪，或者隐藏起来，因为现在整个佛罗伦萨似乎都是他的敌人。 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挑战似的要求他接受火刑——中世纪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刑罚。尽管忠诚于萨沃那洛拉的兄弟多米尼科愿意接受火刑，但是他却坚决反对。尽管其他人也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去就火刑，但萨沃那洛拉却看出了这一考验背后的色厉内荏和愚不可及，因此，他拒绝接受火刑。不接受火刑的后果很快就出现了。执意要将修道院付之一炬的“康帕格那西”率领一群暴徒围攻了圣·马克修道院，萨沃那洛拉的一些拥有武装的朋友也在那儿，双方剑拔弩张、互不让步。但萨沃那洛拉对他们说：“让我去吧，因为这场风暴乃因我而起；就让我向敌人自首吧。”但朋友们坚决不许他向敌人自首。 于是，“执政团”派了一支军队来到广场。持权杖者（即军官）命令修道院里的每个人都放下武器，并宣布将萨沃那洛拉流放，要求他在12小时之内离开佛罗伦萨人的领土。修道院里武装人员继续保护修道院，在冲突中，双方都有许多人阵亡。萨沃那洛拉继续祷告。最后，鉴于里外人员伤亡惨重，他要求他的兄弟、朋友们放弃抵抗，并随他进入修道院后面的藏书室。 在藏书室大厅中央，米西罗兹简朴的拱顶室下面，他布置好圣餐，召集了周围的兄弟，并向他们做了最后的演讲，他的话语令人难以忘怀：“我的兄弟们，在上帝面前，在圣饼面前，在我的敌人业已冲进修道院的情形下，现在，我更坚信我的教义。我说的一切都来自上帝，上帝在天堂里可以证明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我绝没有料到全城会如此之快地反对我，但上帝将会证明我的正确。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最后规劝。让诚信、忍耐和祈祷成为你们的武器吧！离开你们却交由我的敌人处置，我深感痛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要我的命，但我相信这一点，即，作为一个死者，在天堂里为你们做的事情将比我作为一个活在尘世上的人所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多。振作起来！接受苦难吧！这样你们将会得到上苍的救助。” 军队冲进来了，萨沃那洛拉被俘，他被反剪着双手押解到执政团面前。当时群情激愤，很难阻止人们要杀他。他的两个兄弟执意要和他共生死。到达执政团面前后，他们3个人被分别羁押在各自的牢房。萨沃那洛拉被羁押在那间名叫“艾伯格黑提罗”的牢房——广场监狱堡里的一间小房间——科斯摩·德·梅底西以前也在此被羁押过一段时间。 萨沃那洛拉很快便受到了严刑拷打。在巴格罗大厅，他受到当地官员的一番审讯、威胁和侮辱后，被套上绞索。在此种刑罚中，绞索的一端系在一个定滑轮上，该定滑轮固定在一根高旗杆的顶端。受刑者被反剪着手，绞索的另一端则捆住他的手腕；受刑时，行刑者先将他吊上旗杆，然后突然放落。反剪着的双臂因而成了半圆形状。肌肉因此被撕裂，四肢也因疼痛发颤。如此坚持施刑一段时间，受刑者不是昏厥就是死亡。 萨沃那洛拉从小身体便极其瘦削；由于长年如一日地坚持禁欲、守夜，几乎不间断地布道以及严重的身体疾病，导致他体质非常虚弱并且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的一生可以说一直处于一种痛苦不堪的状态，而仅仅是他那意志力的坚定才使生命得以延续。来自他生命中最后岁月所发生的一切变故——各种危机给他带来的侮辱以及对自己遭到佛罗伦萨人民抛弃的悲哀——对他的打击相当大。在此情况下，他竟然又遭此种酷刑的折磨。他被套上绞索，从旗杆上突然往下放，如此这样折腾多次，很快便陷入神情恍惚，回答也变得前后不一致、不连贯。最后，他似乎彻底绝望了，用足以熔化铁石心肠的声音大叫道：“噢，上帝！夺去……噢，夺去……我的生命吧！” 最后，行刑者中止了这种刑罚，他全身鲜血淋漓地被带回了牢房。人们肯定无法想象那一晚他所受的痛苦。天破晓后，在中午时分，对他的所谓审讯又开始了。法官都是他的敌人。他受审，他回答，一个佛罗伦萨律师，西卡姆，听到执政团因为不能找到反对萨沃那洛拉的理由而懊悔不迭地说：“尽管没有理由，但我们必须造出一个来。”如果西卡姆肯对萨沃那洛拉的答辩略做改动，炮制出一份与事实不符的审讯备忘录，以便法官们为萨沃那洛拉定罪量刑，法官们便答应给他400“达克特”（金币名）的金钱。 在四旬斋期间暗无天日的岁月中，在复活节万人狂欢的日子里，对萨沃那洛拉的折磨从未间断。审讯也持续了一个月。有一天，萨沃那洛拉被拉上绞索，然后被猛烈地摔到地上竟然达14次之多，但他决不屈服。肉体诚然痛无所痛，但决心信念决不动摇。行刑者们把烧红的煤块放到他的脚底，但他的灵魂毫不退缩。他又被押回监狱，并在狱中度过了一个月。 教皇的使者们于1498年5月15日到达，萨沃那洛拉第三次遭到审讯。在红衣主教罗莫里拉的指使下，他惨遭再一次野蛮残忍的鞭刑，因痛晕他的答辩也不连贯起来，那位名叫西卡姆的律师将他的答辩篡改得面目全非。这位律师想让他说行刑者们所希望的话，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这些审讯备忘录绝没有签字，也没有公布。 教皇的使节们于5月22日碰头后，决定判处这3位修道士死刑，执政团一致同意这一判决。3位修道士也很快知道了对他们的判决结果，他们准备慨然赴死。多米尼科把对他的死刑判决书当作赴宴的请柬。萨沃那洛拉则跪在地上祈祷。当他听到对他的判决时，他仍然继续诚挚地做祈祷。晚上，他拒绝了提供的晚餐，并说，这对赴死的心灵是必不可少的。 不久，一个名叫雅各波·尼科利尼的僧侣来到他的牢房。这个僧侣着一袭黑服，黑色头巾遮住了他的脸。他是一个“巴图”，即一个自愿陪伴死刑犯度过最后时光组织的成员。尼科利尼问萨沃那洛拉是否能帮他做点有意义的事。“能！”，萨沃那洛拉回答说，“帮我请求执政团，请他们允许我和我的两个同案犯人做短暂的告别，我希望在临刑前对他们说几句话。”在尼科利尼去履行他的使命期间，一位祈福僧侣来听取这些牢犯们的忏悔，这些牢犯虔诚地跪着，他们充满了无限激情，履行了上帝赋予他们的宗教义务。 3位修道士再一次相聚。这是历经40天羁押和折磨后的第一次见面。这时，除了慨然赴死之外，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想法。那两位兄弟跪在他们的修道院院长萨沃那洛拉的脚下，虔诚地接受他的祝福。回到牢房时夜已很深了，仁慈的尼科利尼还在那儿。为表示慈爱和感激，萨沃那洛拉坐在地板上，并枕在尼科利尼的膝上睡着了。他恍惚如梦中，一直在微笑，心灵是如此之平静。天破晓后，他从睡梦中醒来便和尼科利尼交谈，并试着让他明白佛罗伦萨未来的灾难。 早晨，他们最后一次相见，一道接受圣餐。萨沃那洛拉通过自己的手用餐，神情愉快而安祥。用完圣餐后，他们便被召到广场。在利格黑拉建有3个法庭，分别由瓦索那主教、教皇的使节以及哥发拉利主持。绞刑架伸展至普拉兹维西奥广场。在绞架顶端竖起了一根横梁，横梁上挂着3根绞索及3副镣铐。这3个修道士将被绞索绞死，3副镣铐将铐住他们的尸体，而下面的火将把他们化为虚无。 3个囚犯从监狱堡的楼梯上下来了。他们被剥去了棕色的长袍，身上仅余短袖束腰外衣，赤足，双手被捆。首先，他们被带到谴责他们堕落的瓦索那主教面前。主教抓住萨沃那洛拉的手说：“我要富于战斗性地、成功地将你从教会中隔离出来。”但萨沃那洛拉纠正了他：“富于战斗性地成功地把我从教会中分离出来，那不是你所能做到的！”然后他们便被带到曾经宣称他们为教会分裂分子和异教徒的教皇的使节面前。最后，他们来到奥托人面前，奥托人依照惯例，把对他们的判决付诸投票表决，结果判决被异口同声地通过。 3位修道士步履坚定地走上绞刑架。一个名叫利诺蒂的牧师问萨沃那洛拉：“你是以何等心情忍受这一殉难的？”萨沃那洛拉回答：“上帝为我遭受同样的苦难。”这是他最后的遗言。萨维斯特罗首先就刑，然后是多米尼科；之后，萨沃那洛拉被径直带到他们二人中间的空地。他站在楼梯上面，环视观看的人群，这些人以前曾迷恋于他在大教堂的布道。势易时移呀！这些变化无常的暴民现在竟然欢呼他的死亡。他被套上绞索，并被刽子手绞死。他很快断气。镣铐铐住他们的尸体，下面的火很快便使一切烧为灰烬。3个人的骨灰被运走，撒在“泼蒂维西奥”。这次行刑的日子发生在1498年5月23日，其时萨沃那洛拉年仅45岁。 虽然路德称自己为新教的殉道者，但他并非因此而死，［注：的确，萨沃那洛拉比天主教徒们更宽容。他最常用的指斥牧师们的证据之一便是他们不相信（圣餐）化体。）］他因自由而死。他的目标并非抛弃教会，而是使自由和宗教实现更加紧密的结合，恢复二者之间的真实本原。正因为这，他忍受了殉难，因为这，他为上帝和他的祖国献出了生命。他主张的那些改革变成现实之日，也就是基督精神获得真正充分发展之时。倘能如此，意大利也许会再次站在文明革新的潮头。 佛罗伦萨是最有纪念意义的城市之一。它哺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如但丁、伽利略、列奥那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注：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块属地）、多拉太罗、鲁卡·德拉·罗比亚、马基雅维利以及众多群星璀璨的人物。在佛罗伦萨可见到“使世界痴迷的塑像”、意大利最伟大画家的杰作、伽利略天文台、但丁的出生地、洛伦佐的临终地以及米开朗琪罗的故居和坟墓。 但是，佛罗伦萨最引入注目之处也许是这些地方：首先是大教堂，这是萨沃那洛拉曾经满怀激情布道过的地方；其次是圣·马克修道院，这是萨沃那洛拉度过他贫困、虔诚、学习一生的地方；最后是西纽拉宫殿——萨沃那洛拉在这儿落到暴徒们的手中，并于此殉难。在圣·马克修道院，你可以看到萨沃那洛拉曾经居住的单人小房，他曾经研读并在布道坛上布道过的《圣经》——一本很小的手写体《圣经》，《圣经》的空白处则是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的亲笔注释，注释的字迹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如果不借助显微镜便无法认清它们。所有这一切以及他的画像、手稿，他虔诚的各种象征物以及许多其他有趣的纪念品在这儿都可看到。 将但丁从佛罗伦萨流放出去的敕令业已取消很久了，意大利通过在她的所有大城市中为但丁竖立纪念塑像而指责这一流放。为什么她不同样公正地对待萨沃那洛拉这样一位爱国的殉道者呢？为什么她不能为他竖立一块纪念碑以作为后世的榜样呢？普拉兹维西奥广场正是萨沃那洛拉为了宗教自由和人身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地方。 第七章 海浪中的历练 英国，海上的霸主，尼普顿海神的狂浪拍打着他的岩石海岸。 ——法尔科纳 啊！光辉而又美丽的大海。 人们弯腰向你祈求， 所有的健康与快乐。 我听到你的声音，那一丝庄严、甜美， 你使我哭泣而欣喜， 为心爱的人葬身鱼腹而哭泣， 为征服死亡而欣喜。 ——欧律狄尔号船长哈利 船是另一个世界赐予我们的礼物。没有它，人类就无法与大海抗衡。将船首木板钉在一起的铆钉是全世界友谊积聚的力量所在，它的作用比天上的阳光还要巨大，使爱盈满世界。 ——拉斯金 大海培育了最英勇无畏的男人。海上航行教会他们必要的勇敢精神和强烈责任感。海员过的是一种需要富有耐心、活动敏捷和严密戒备的生活，它要求时刻小心并富有责任。它不像陆地，人们工作一天之后，可以毫不畏惧地上床睡觉。 海员必须日夜时刻监守大海。长距离航行，风平浪静之时，他们可以在船舱里静坐，但必须警惕风暴来临、大海狂怒。航行时要收帆、扬帆。晚上，船员到船顶收帆，如单独一人，他可能在冒着随时被狂风刮走或因船的摇晃而被掀走的生命危险。掉进大海后，或许无人知晓，而船还在照常前行。 第一次下海的新手，在敞篷而无遮挡的小船上，看不见陆地，他可能会畏惧于这种新的环境。在他周围除了头顶的天空，脚下的大海，其他什么也没有。人与死亡之间仅仅相隔一块木板。第一次下海的海员可能感觉到了一种新鲜的责任感和从未有过的勇气！而即使对于那些在岸上的人，大海也是一位伟大的导师。阿诺德博士说，在培养高智商孩子的品格方面，任何东西的作用都无法跟第一次见到大海相比。钱宁博士的孩提时代是在新港海岸上度过的。后来他说：“陆地上没有哪个景点能比得上那个海滩。” 有人认为大海是对水资源的极大浪费。站在靠近大海的小山顶上瞭望，它无边无际。向右看，向左看，都是水，晴朗的日子，涌向沙滩的波浪轻轻舔着你的腿脚。浪花旋转升腾，来势凶猛，它翻滚着，冲向海岸，激起很大的泡沫。它有时平静，但却笑里藏刀，有时却像美洲豹一样狂怒不止。大海毫无记忆能力，一会儿它在乱石中把船打碎；一会儿它又使人进入梦乡。杰勒米说：“在大海上是痛苦的，因为它没有片刻的宁静。”大海淹没人性和时间。它属于永恒，它总是以自己的韵律在做永远的吟唱。 但是，海洋与人性的发展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海洋的开发利用方面，英国怎样才能胜过其他国家的呢？这都因为我们是一个水手之国、一个商业民族。沿海岸线居住的渔民，源源不断地给我们送来鲜鱼；开着大型蒸汽船的水手到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大陆港口，给我们带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这都应该感谢我们的水手。要不是环绕我们周围的大海，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国家。 在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的那条深海沟，使得英国成为那些受迫害者的避难所。200年前，即在南特法令取消之前，我们营救了法国最优秀的商人。今天我们在商业方面的霸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从法国难民那里学到的工业和制造业的经验。商业发展给海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是商业给我们海滨的人们提供了面包。不仅如此，它还加速了世界的文明化进程。 在利物浦的一次讲演会上，塞缪尔·贝克勋爵宣称：商业活动是我们在非洲国家进行传教活动的最好手段。具备一般常识的本地居民会知道怎样才会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商业的引入比任何其他手段更有利于野蛮人的开化，它可以激发人们的力量，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土地适合什么作物的生长，并拿它去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其他国家的产品，这些其他国家的不同产品，生产者虽然现在还一无所知，但一旦为其所知，就会成为他们的欲望并变为需求。（注：在另一个场合，塞缪尔·贝克勋爵说：“作为一个旅行家，我们有履行自己职责的义务——这种职责可以说是对英格兰的。他们不仅进入了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国家，而且反馈了对我们国家有商业价值的信息。作为一个旅行家，他往往会注意到，不管他的旅行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如果他所到达的这个国家缺乏具有商业价值的自然产品，那么他的探险也就毫无意义。因此，随着他的脚步——而且是第一次的脚步——而来的一定是商业。在最近几个世纪中，即自伊丽莎白统治以来，英国加速了全球的文明进程，这是这些旅行家们所引以为自豪的。美洲新大陆的人几乎都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人也是如此。奇怪的是，英语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一种通用语言。这些与其说是旅行家发现的结果，不如说是商业发展的结果。这些现象是野蛮国家逐渐走向文明的征兆。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家和发现者是葡萄牙人、荷兰人；但是，这些旅行家的发现对人类的永恒价值，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可以说主要是通过商业行为产生。旅行家使英国人确信，中非发展的资源掌握在英国人手中。那些只有野蛮部落居住的国家终将而且已为时不远地走上文明的康庄大道。而这一过程只有通过商业才能完成。”） 所有新的国家的发现都应归功于水手——包括从哥伦布到库克船长的水手。据说是冰岛人首先发现了北美洲，但是他们没在那里定居。哥伦布和阿美坎纳斯是第一个把他们的发现告白天下的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是在哥伦布之后的伟大的发现者。麦哲伦是第一个环地球航行的人，当他发现美洲时，只有20岁。他的第一次航行到达了非洲和印度，后来是南美洲。他沿着几内亚、巴西海岸线航行，直抵利奥·伽勒洛海岸，继续往南，发现了今天的麦哲伦海峡。从麦哲伦海峡，他进入了太平洋。 荷兰人也是伟大的冒险家，他们在巴温兹的带领下试图找到一条去中国的道路，却在北部海角第一次遭遇危险。他们这次航行的唯一收获是发现了新地岛。荷兰航海家向南，发现了澳大利亚（新荷兰）、冯·迪蒙岛和马来西亚海上的岛屿。 瓦斯科·达·迦马向印度航行经过好望角路线上的发现被证明是商业史上的里程碑，它开拓了西方通向遥远东方的海上通道。荷兰人向世界宣布了这一发现。他们说霍特曼兄弟是第一个经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并在那里奠定了垄断的基石——建立了荷兰印度公司的人。通过这一公司，荷兰发展了轮船制造业，获得了殖民地和商业上的巨大利益。 在当时，英国人仍然还不是商业民族。商业贸易虽然指向西方，但却非英国。英国只能生产原材料，即使是国内的羊毛也要送到比利时去形锭并织成布匹。英国有大量的水手，但他们不受雇于航船，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商业。然而，他们非常好斗，当无外国入侵时，他们也要出海去互斗。洛韦斯托弗和牙茅斯是其附近的港口，那里经常发生战斗。他们时不时地以海盗的方式进行抢劫，并且对此毫不介意。他们冒险出海，抢劫经过他们港口的过往船只。 到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才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德拉克、拉莱、霍金斯和早期的海上英雄。他们驾着轻舟在海上盲目航行，驶向未知的海域，去寻找新的国家，以便将来成为他们子孙的家园。当时，西班牙与英国发生了战争，英国在海上与陆地上多次与它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一支英勇顽强而又纪律严明的海军就这样形成，并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这支海军满足了英国各方面的需要。西班牙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依靠其战无不胜的无敌舰队袭击了英国。这是历史上为了国家、宗教、荣耀和独立而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 弗兰西斯·德拉克勋爵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海上英雄。莫特雷先生说他是16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德拉克是一名完完全全的海员，他出身低微，先是在小拖船上做学徒，在那学会了驾船技术。船长死时，把船赠给了他。在近海航行一段时间后，他与阿德米雷德·霍金斯一起，将自己的全部积蓄冒险投资于远程航行。他曾经被西班牙俘虏过，并死里逃生。他后来反抗西班牙人则很成功。 西班牙国王发布封港令，禁止所有英国船只、个人和财产进入西班牙港口。德拉克与6艘武装船只出海，俘虏了圣多明戈、卡沙吉那和圣奥古斯丁。腓力二世还准备联合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海军，组建一支庞大的海上武装，横穿海峡摧毁英国海军。罗马教廷也为这一行动祝福。到处可以听到以各种隐晦的语言传播的预言，说1588年对“所有种植园是最致命和最不吉祥的”。人们发现，英国是这支庞大海军的攻击目标，然而，英国并不胆怯。整个国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所有宗教派别——新教徒以及天主教徒也已经拧成一股绳。那时，莎士比亚还在人世，他写诗歌颂英国人民为了捍卫自由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他写到： 来吧！从三个角落逼近的武装力量！ 你们将震惊于我们的决心：挥手让悲叹走开， 英格兰人民完全忠实于自己。 德拉克决定给执行计划的西班牙核心舰队以沉痛一击。他率领4艘皇家海军船只和24艘扮成商船的船队，从朴次茅斯港出发。1587年4月初，船队进入卡帝兹港，他们发现了准备去侵略英国的船只，其中部分是当时所知道的船只中吨位最大的：一艘1500吨位，另一艘1200吨位，还有几艘1000吨位和800吨位。德拉克与他的伙伴毁掉了总共1万吨位的船只。两夜一天，他们不断地破坏：打孔、抢劫、卸货、焚烧西班牙的战舰。他离开前，150艘船只正在燃烧，火光冲天，照亮了卡帝兹港。 返回英国途中，德拉克俘虏并毁坏了100多艘船，取得了部分财物，抓住了一些水手。他还抢到了西班牙的一艘大型拖船和一批价值巨大的物资，并将它们带回英国。他认为他所干的只是一丁点儿事情，只是给强大的、全面武装的西班牙政府的一个警告。他说：“不久之后将有4万名装备良好、供应充足的英国人等待你们。”英国将有能力抵御外来的任何侵略。 腓力二世全力经营无敌舰队，他在舰队上花了5万法郎。教皇借给他1000法郎，除此之外，他还存有200万法郎。无敌舰队有136艘船，远远超过其他舰队。它还有30万名西班牙士兵和水手，2000个划桨的强壮奴隶，290名修道士、牧师及顾问。除了这支大部队外，还有3万人的部队在西班牙尼德兰岸上，一俟接到信号就会上船出发，以支援无敌舰队。这就是英国人面临的敌人。在无敌舰队出发前，教皇西克图斯五世发布训令，宣布伊丽莎白为非法，是篡权者，并庄严地将英国赠予腓力二世，声称他是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英国是罗马的臣属国”。征服英国的所有准备都已完成，无敌舰队开始行动。第一艘船于1588年7月22日离开利沙德港。行动早已受到英军的监视，报警的烟火很快从利沙德传到费尔茅斯、多德曼尖兵队、格雷滨中心和拉梅中心。当消息传到普利茅斯时，无敌舰队已在视线之内，德拉克正与他的同事在玩滚球戏；但在夜幕降临前，60艘装备最精良的英国船只离开普利茅斯港口去迎击敌人。他们沿着英吉利海峡航行。第二天，穿过浓雾，他们隐隐约约看到了西班牙庞大舰队的影踪。又一天过去了，这时他们的船只相遇了。 英国指挥官是德拉克、霍金斯和弗洛比谢尔。他们都是真正的水手，有着久经考验的耐心、技术和勇气，并已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危险，且乐意为自己的国家承受一切苦难。他们的影响在第一次与敌遭遇中即得到证实。他们有天气预报器，利用天气的优势炮轰敌人，并随时撤离。轻巧的易于驾驶的英国船只，围着笨拙的西班牙帆船绕圈，在绕圈的同时向敌人开炮。西班牙人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但英国人不愿意，他们只是咬住敌人，尾随其后。这场追赶战在整个海岸持续地进行着，经过朴次茅斯，英国船队的力量得到了补充。当夜晚来临时，作为信号的火光冲天而起，人们总能知道战斗在哪里进行。西班牙船队互相冲撞，其中一艘被另一艘叫作弗莱明的船撞沉。还有一艘船舵失灵了。弗洛比谢尔和霍金斯指挥用大炮轰击这艘西班牙舰艇，一直到夜幕笼罩。但是，直到第二天早上，这艘西班牙舰艇才向由德拉克指挥的“复仇号”投降。 被英舰咬住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沿着德温和多斯特海岸作战，岸边的英国人观看着战斗，并准备随时加入。在西班牙舰队经过的每一个小港，如达特茅斯、泰根茅斯、利马和韦茅斯，都有英国小船不断补给英舰的人员和物资，许多小商船也加入了战斗。当西班牙无敌舰队到了波特兰·比尔与圣·阿尔方中心之间的港湾时，风向转向了东北，这使西班牙海军处于有利位置。英军有一段时间受到了西班牙的攻击，只好抢风行驶，不久西班牙舰队被分割，英国船只则首尾相顾，而西班牙船只则不能互相靠近，也不能强行登上时而攻击、时而逃跑的英方的船只。因此，沿着海岸炮声隆隆。战斗一场接着一场，但始终无决定性的结果发生。 无敌舰队在开往卡拉的途中，经过威特岛。从岛上已经得到给养的英军缓慢地跟在西班牙军队的后面，他们在等待与亨利·西摩尔和他的16只战船会合。会合后，英军就驶向卡拉。当时，西班牙无敌舰队正以半月形停在那里，他们在等待来自荷兰的3万武装步兵。按照计划，伟大的西班牙将军亚历山大·法尼斯将指挥着他的全部军队胜利地开往英国首都。但是，无敌舰队白等了。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封锁了荷兰的所有海港。所以一艘轻舟也逃不出来。 英舰指挥官霍华德决定召开一个高级指挥官磋商会议，决心向无敌舰队发动进攻。那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大海呈黑暗色，雷声在远处轰然响起。不一会儿，6艘着火的船只快速插向无敌舰队。西班牙军队一阵惊慌，整个舰队发出一片喊叫声。船之间的锁链迅速被切断，所有的船只开始漂流。大型的船只彼此碰撞。无敌舰队中有些舰艇着了火，最大的、装备最精良的船卡比塔拉号搁浅了，这艘船最后由法国人控制。当早上来临时，部分西班牙船只伤痕累累，更多的船只已经葬身大海，余下的仓皇开往荷兰港。英国船队起锚尾随其后，他们在格拉威灵斯追上了西班牙舰队，并立即发起进攻。他们冲破先头部队，进而攻击旗舰。他们在与西班牙舰队周旋中捉迷藏，咬住一艘船，就把它撕成碎片，或迫使其后退至船队主体中，4艘船相互碰撞。英国人又继续战斗了6个小时，几乎不让西班牙军队有任何喘息之机。 战斗结束前，又有3艘战船葬身海底，许多船只只能随风漂流，破烂不堪，已无力退回荷兰了。16艘最好的西班牙战船已经丧失，4000~ 5000名士兵殉难，然而，英军没有损失一条战船，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 狂风忽然大作，增加了船队毁灭的危险。觉察到这种处境后，西班牙舰队的总指挥官梅迪那·西多拉下令撤离。无敌舰队向西北方公海方向撤退，霍华德带领部分英舰尾随其后，其余的舰只由于缺少供养，暂退回泰晤士河待命。飓风随即大作，从南面吹来的风将西班牙船队赶至寒冷、严酷的北方海域。霍华德追赶他们远至“第四港湾”。不必再往前赶了，风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敌人的命运。西班牙船队的残缺船只一艘接一艘地往下沉。船队已经四分五裂，有些在挪威海岸触礁，他们不能向南航行了。英吉利海峡也已经对他们封锁，船队只能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西海岸线而抵达西班牙，但是这样的航行是极其危险的。为了抵达大西洋，许多西班牙船只在沙特兰和奥克雷岛屿海域相继沉没，或者在斯特兰沙和奔特兰港湾海域被巨浪打沉。 船队进入大西洋之后，仍然危机四伏，苏格兰西部海域的暗礁随处都有。季节又提前，西风强劲地刮扯着海面。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海岸上到处可见船只的残骸。西班牙船队中幸免于难的船只很少，海面上成堆的浮木诉说着船队被摧毁的事实。38艘西班牙战舰，包括巨龙海军上将奥昆德号，在爱尔兰海岸沉没。当时，船上几乎每个灵魂都到了地狱。无敌舰队中残存的船只破烂不堪地回到了西班牙，船队毁坏严重已经无法再次使用。 腓力二世再也不能重建他的无敌舰队，然而，却有必要保持大型船队以确保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的畅通。由于英国、荷兰不断地与西班牙作战，船队之间的海战时常发生。英国与荷兰一直注视着西班牙的海龙号舰队，企图抢夺他们装运的黄金，这些金子，是腓力二世用来发动战争，反对英国和荷兰的自由所需。 英国海上英雄的行为英勇无比。以理查德·格兰维尔——他是伊丽莎白皇家舰队的海军准将——最后一战为例。他被派往阿泽勒斯去拦截西班牙的普拉塔舰队。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得知这一情况后，派遣了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舰队，去挫败英国人的企图，并把黄金船带回海港，这支舰队拥有53艘战舰。两国舰队在海面相遇，6艘英舰对53艘西班牙战舰。后者的绝对优势使霍华德勋爵指挥下的5艘舰艇被迫后退。理查德·格兰维尔爵士待在“复仇者”号里，这艘船曾是弗兰西斯·德拉克爵士在英吉利海峡指挥攻打无敌舰队的船。他不能逃走，他承担着抗衡整个敌军舰队的职责。 他的船上只有100位与他一样英勇的士兵。12个小时后，西班牙人将他们的炮弹倾泻到这艘注定要失败的船上。他们15次想登上这只船，但都被英勇地击退。理查德爵士两次受伤，被抬到船的底部时，头上又受了枪伤，给他包扎的外科医生就牺牲在他的身旁。在这种孤立无助的情况下，他提出宁愿让船只沉入大海也不能投降，但船员们坚决反对。这样，“复仇者”号被俘虏，它是第一艘被西班牙俘虏的英国战舰。当时这只船船上的每一方位都被枪炮打得千疮百孔，已经无法在水面上漂流。两天后，它沉入了大海。 英雄的死亡与他的生命同样高贵。他说：“我理查德·格兰维尔，将会欢乐而平静地走向死亡，因为我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战士而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我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为国家、为女王、为宗教、为荣誉而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的灵魂将与肉体分离，荣耀将归于士兵的职责。”就这样，英勇的理查德·格兰维尔爵士逝世了。 权力与商业结伴而行，当国家失去商业优势时，她也就失去了权力，两者相辅相成。现代意义上第一个商业大国是威尼斯。如果我们沿着大运河行走，还可以看到旧时华丽宫殿的遗迹，虽然该城市现在正处于贫穷之中。勒庞多贸易战争向西纵深发展后，热那亚成为南部商业中心，北部则是德国的汉萨城。比利时虽然规模小，却是欧洲最大的生产国。即使是荷兰也几乎不能将自己从莱茵河的烂泥中拔出。 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恐怖主义者阿尔瓦破坏了比利时的经济。西班牙曾残暴地统治过新世界——德国、意大利、荷兰——现已成为欧洲的笑柄。荷兰挫败过西班牙，投入战舰与它作战，现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然而，西班牙的经济则持续衰退，现在在我们的眼中，它甚至已是一个贫穷国家。 英国的商业随着荷兰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两个水手之国，起源于同一种族，他们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纪元。“船队、殖民地和商业”是其座右铭。他们开垦了新的土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曾移民北美洲，虽然他们都很好地生存下来，但英国人的数目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好望角、西印度群岛，这些国家和地区居民都讲英语，下个世纪英语将成为世界性的语言。所有这些现象都源于船只和水手。 在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关闭了所有对英国船只开放的欧洲港口。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法国的土伦、西班牙的卡帝兹、荷兰海岸线、丹麦、德国到波罗的海的格但斯克，这些区域都向英国人关闭。拿破仑痛恨英国舰队。英国舰队曾把他追赶到地中海，并在阿伯基将他逮住。英舰在波罗纳毁坏了他的平底舰队，并运送部队到克拉拉、旺代和比利时去打击他。拿破仑决不肯饶恕英国人。 然而英国的力量却随处可见。英国舰队中有许多的英雄领导，其中最突出的是纳尔逊——一位非凡的天才人物。他观察敏锐，行为敏捷，以保卫祖国为天职。当纳尔逊守卫大海时，人们感到安全和安宁。他不仅是一位有能力、有勇气的海员，而且他的灵魂深处一直燃烧着一种爱国热情。休谟的一句诗——“最大的荣耀是为祖国而战”，很好地表达了他的宗教信仰。 他的生命是一个传奇。他的脆弱与他的天才和品质一样引人注目。然而，他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一生中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为此，我感谢上帝！” 海洋民族的传统造就出我们的水手，受商业欲望的驱使而本能地做出行动，对商业习惯性地做出反应，在烈日的暴晒之下，这些水手男人，使我们成为特殊的英国民族。在所有的人物画廊上，普卢塔克要求我们做的是，想到德拉克、格兰维尔或者柯林伍德、纳尔逊。我们的水手就是我们中的特殊成员。看看他们的品质吧！利物浦的桑顿勋爵曾描绘过。他对一些正在接受培训想成为商业水手的男孩子们说：“有什么能比做一个一流的英国水手更高尚的呢？英国水手的这种最好的品质包括什么内容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真实、勇敢、友善、关心弱者，对上帝和国家尽职尽责。生活中最快乐的往往是那些先考虑周围而非自己的人，是那些为别人尽职、信仰上帝的人。这是生命的最好回报，这就是最高尚的英国品格的形成途径。” 女王陛下对海军将士们做了如下高度的评价：“乐意服从权威，自尊自立的品格，对弱者友好并给予保护，时刻准备饶恕冒犯者，与不同的人相协调，无所畏惧地奉献于职责，坚持真理。”这些原则，如果能够被人认同并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各种生存环境下生活的人将因此形成十全十美的道德品质。 船上的水手就是这样实践的，在危险的时刻，船长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无论船只处于大火或者风暴的危机之中，船长首先考虑的是妇女和孩子的安全，其次是乘客，再次是他手下的船员，最后才是他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勇气和美德一样，它本身就是一种奖励。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这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我仅仅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是对海员最好的奖赏，危险给他们提供了高尚品德的表现机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尊严要求水手们尽一切努力去营救他们。即使需要最勇敢的人以最大的代价去冒险，但他们决不退缩，而是以英勇无畏的气概去迎接它，以平静的心态坦然面对死亡和生存。 在甲板上坚持至最后一刻的一位皇家轮船船长——利奥指挥官，便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他的船“守卫号”在海上行驶时，因为大雾弥漫而触上冰山。船只被撞坏，危在旦夕。发动机还在继续工作。凡是有可能使船的重量减轻的东西如枪炮、炸弹、储备物资全部被抛出甲板。经过48小时的持续工作，仍然没有获得救援的希望，这时船上响起了一片哭喊声，利奥的仆人催他上救生船，由他来代替利奥的位置。利奥坚持要与这条船生死与共，如果可能就挽救它，如果需要就与它一起下沉。 船员们上了救生船，准备离开之前，利奥写了一封信给英国海军部，告诉他们这次事故，并赞扬了他的官员和船员的行为，“看来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救生船走了，利奥与大约一半的水手留了下来。大部分救生船都丢弃不用，然而大船最终奇迹般保存下来。经过8个星期坚韧不拔和高技巧的劳作，“守卫号”船进入荷兰鲸鱼航道时仍然漂浮在海面上，直至最后被拖进港湾。利奥船长后来在哥本哈根的海战中英勇地牺牲在他的船上。 再举一例，这是一位很普通的商船船长，他有责任感、正义感。他就是我们要提及的楼勒斯船长。格拉斯顿先生认为他是一位比拿破仑更伟大的英雄，因为他的生命从来没有被自私所污染过。楼勒斯船长光辉的一生是这样的：当时在“北舰号”船上任船长。一次，他从伦敦出发开往霍巴特镇，船上载有大量的移民。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船在丹吉勒斯外的海域抛了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船上的灯全部打开以告知过往船只。不久，一艘西班牙船“玛丽洛”号向它撞来，使它的底部开裂了一个大洞。海水倒灌，船立即下沉。西班牙船只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就从“北舰”号的中部后退并开走，留下300人在黑暗中绝望。楼勒斯船长命令抽水机抽水，并迅速发出求救信号。当乘客看到船下沉时，他们乱成一团，场面一派凄惨。应急用的小船被放了下去，船长命令妇女和孩子立即上小船，楼勒斯手握左轮手枪，说他要枪毙往前面挤的男人。一个男人向前挤来，被击中了腿部。妇女和小孩儿上了小船。两条满载的船开走不久，“北舰”号下沉得更快了，海浪在拍打着它，不一会儿它完全沉没了。勇敢的船长与他的船一块沉没。他的新婚妻子却与85名妇女和儿童同时得救。 他坚定地选择了走向海洋深处， 却把欢乐、爱心留下， 属于他的职责召唤着他， 我的祖国，造就了他！ 您忠诚的儿子，可歌！可泣！ 大约14年前，当“伦敦”号及其船上的220人在比斯凯港内沉没时，全国各地陷入了一片巨大的悲痛之中。那船负载过重，即使在微风中，海水也能浸过甲板。浦利姆索尔先生没有与贪婪的船主发生争辩，因为当时还没有对船的运输做出有关吃水线的规定。除了21名荷兰水手外，他的水手与乘客都表现得非常优秀。著名的悲剧演员古斯塔夫·布鲁克，是船上表现得最勇敢的一位。他日夜用抽水机抽水，全力以赴使船能浮在水面。他没戴帽子，身穿红色的克里米衬衣，下身穿着长裤，赤脚在甲板上巡视。他从一台抽水机前走到另一台抽水机边，疯狂地工作着，就在船沉没前4小时，他还与同伴沉着地靠在门上。一位见过他得救的乘客后来说：“他竭尽全力地工作，事实上，他比船上的其他人都要勇敢。” 浦利姆索尔先生讲述了他为何发生转变，而开始支持那些商船上孤立无助海员的事业的过程。一次，在一个暴风雨猛烈的天气中，他乘船从泰晤士河到拉德卡尔，因为船上海员的细心观察和谨慎驾驶，后来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一路上，他们经历了3次搁浅，看到了3艘沉船的桅杆，船上的海员已经死得只剩下一个人。浦利姆索尔知道妻子在家中等待着他，并长时间地观望，经受提心吊胆的煎熬，这时，他想到了那些已被海水淹没的人和他们的妻子，那些女人同样也在苦苦等待，而男人们却永远也回不去了。从那时起，他决定全力以赴将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投入航海事业，以免再次发生船只因船主的贪婪而沉没的悲剧。船员要享有法律提供的安全保障，浦利姆索尔先生要获得信任，不仅要发起这场运动，更要达到运动的目标。 也许，相对于陆地上的军官和士兵而言，船长与水手之间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一些，后者是在“同一条船上”，彼此更加了解、更加忠诚，危机时刻，随时准备挽救对方的生命。这儿有两个很好的例子： 1880年2月，女王陛下的大船无敌号在洋面全速航行，航线从亚历山大到阿伯基港，突然，“有人失足落水”的喊叫声在整条船上响起，救生衣迅速地往外丢去，机器倒转，救急小船以最快的速度放入水中。同时，只见那个失足落水的人试图抓住船的测深绳，但是，由于测深绳偏离了正常位置，他没有抓到。这个人继续往下沉，在水中忽上忽下，已经奄奄一息。弗里瓦特船长这时正在舰桥上，他知道，再稍有迟疑，这个溺水的人将必死无疑。他只身跳下水，身上的帽子、大衣、靴子都来不及脱。他竭尽全力，很快游到出事地点，却发现那个人已经沉下水去了。他潜下去试图把这个几乎快死了的人托起来，但是，由于船长身上太重，而且已经筋疲力尽，很难将那个人的头托出水面。这时，海军中尉穆尔和船上的大副库宁姆跳下来帮忙，救急小船及时靠了过来，4个人方上了小船，安全地踏上甲板。被营救的人立即被送往病房，不久很快就苏醒过来；这位勇敢的船长，在休息片刻之后，也恢复了正常。夏普船长和约翰是阿拉巴拉·克拉克号船上的水手，他们的勇敢行为和无私奉献精神丝毫也不逊色。1878年10月，他们营救了起火的法国三桅帆船梅兰尼号船上的船员。两条船在贝约纳的阿杜尔河上近距离地停靠。梅兰尼号船上装了汽油，由于汽油起火，热量使船舱爆炸，很快，船上便成了一片火海，燃烧的汽油经过排孔流到了海面上，梅兰尼号船随即被火光包围。有些船员跳到了水里，另一些则因为害怕火与水的双重危险还留在船上。阿拉巴拉·克拉克船上的船员听到爆炸声，看到火光冲天，尽管十分危险，其中两个人还是决定去营救火中的法国人。莫尔船长跳进一条救急小船，船上的木匠约翰也跟着他。他们一桨一桨地划向火海。衣服烧着了，手臂也烧伤了，但是仍然坚定地划向梅兰尼号，营救法国水手，并把他们安全带回阿拉巴拉·克拉克号船上。这是最英雄的行为，它以最高的形式表现出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责任——他们不仅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且替别人履行了责任。高尚行为让人奋不顾身。船上木匠约翰的手臂烧伤十分严重，他再也无法干木工活了。他作为伤病员被送回到家乡阿德罗桑，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残疾人。船长和木匠得到了女王陛下最高级别的铜质奖章、法国政府的金奖和英国伦敦劳埃德保险社颁发的海上救生奖章。但是，永久残疾的人不能靠奖章来生活一辈子，难道就没有人愿意给这样的一位英雄提供经济援助吗？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美国，幸运的是，这个人在胜利的时刻死去，不再需要呼吁公众的帮助。一艘蒸汽船在埃雷尔湖上起火了，当时船上有100多人，约翰·梅纳德坚守岗位，他的目标是将船开到岸边，保住乘客的生命。火势蔓延，包围了他。衣服烧着了，身体烧坏了，但他坚决不肯离开罗盘，直到船最后抵达岸边。上百号人得救了，但是英雄却死了。他牺牲了自己，挽救了他人。 像滑铁卢战役一样巨大的胜利，正是由着了火的或正在往下沉的船上的人们取得的。谁不记得伯克哈德号船上的水手和士兵的伟大行为呢？大西洋中部的“沙拉·桑兹”号船上的人们的英雄行为，绝不亚于第五十四步兵团。“着火了”的喊叫声在船上响起，男人们立即回到自己的岗位，迅速靠近火源，但未能成功，现在可做的是清除隔壁房间的杂志。当人们正在进行清除工作时，两桶火药爆炸了，掀掉了船的一部分，火焰从帆缆处蔓延到船尾。幸运的是，船体经受住了这一爆炸，海员努力地用水灭火，以免火势向船的中层延伸。木筏已经准备好，救急小船也有秩序地排好，妇女孩子已经到了那里；士兵集中在甲板上，好像日常操练一样，他们在完成特殊使命，主要是灭火，这场火威胁到船的存在。 他们发扬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大火持续作战了两天，最后成功将其扑灭，但这时船已毁坏一半。风急、浪大，似乎又要吞没这些英勇的水手和士兵，但是他们坚守岗位，采取了诸如将粗绳放在船底部并将其系紧；用帆和毯子将船内的洞口堵上等救船措施。这种为了生命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最后，大海平静下来，船开始随风而行。经过8天的航行，在卡斯特船长一刻不停的指挥下，这艘破船在未损失一个人的情况下顺利抵达了莫里休。 在游客参观罗威其大教堂，问到圣坛上那面破碎旗帜的来历时，堂守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这属于“沙拉·桑兹”号船上54个人的伟大的光辉。大海中的英勇是他们主要的荣耀，虽然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述说的辉煌的军事成就。 在另一个场合，一条运载部队的船着火了，船上280人面临死亡，一位未结婚的军官通过抓阄得到了坐小船逃生的权利，但他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另一位有妻儿的军官。随后，那位单身军官与其他人一起永远地沉入了大海。这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的例子——他乐意为那些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为了别人更需要生存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 对船构成致命威胁的还不是狂风暴雨，而是暗礁。如果船在安全的范围内载重，人员配备齐全，它在海上航行就像在船坞里一样安全。只是在它离岸出发和进出目的地时，因为途中暗礁，它就可能存在船毁人亡的危险。因此沿着海岸竖立起许多灯塔，以使航行畅通是非常必要的。也许人们会忽略那些灯塔的益处。它们曾经在没有星星或风雪交加的晚上，搭救了无数条在海岸线上航行的船只；救助了那些经历过航海斗争的人，这些人总是在迟来的希望与难以名状的危险恐惧和突然毁船的担心之间挣扎。海岸上的灯，通过它们稳定的光线、颜色或位置，使船员分辨出海角或崖壁；灯塔指引船只通过航道，安全快速地抵达目的港，船员由此感到高兴。 建筑灯塔是海上最危险的事情。建在英国南海岸上的第一个灯塔是用木头做的。灯塔建得很小，开始时两个灯塔是建在有漩涡的石头上。塔基是小岩石。这种想法很大胆，一帮科利希矿工集结在沙尔瓦的陆地上，离海中的岩石相距大约20英里。他们乘坐小快艇出发，第一个目标就是在石头里打孔，这个孔必须能够支撑铁架子。这帮人从快艇上下来，拿出一根长长的铁杆开始凿岩石，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为了避免毁坏，快艇立即开走。而在岩石上的人抓住半松半紧的铁杆，在人与海之间进行着一场不要命的斗争。他们从白天干到晚上，第二天又是如此，直到第三天，风浪减少，他们才得救，却又投入了工作。圈和桩都被打入岩石，海水上涨时，他们就相互捆在一起。最后，木脚的平台在小支架上立了起来。它上面的灯为船员提供警示近100年，直到后来建立了更大的灯塔。灯塔建设可以称得上是千秋功业。 在修建阿迪斯坦灯塔时，温斯坦莱、卢底亚德和斯密顿表现出无比英勇的气概。这个灯塔位于朴次茅斯南部很远的地方。以前的两个木制灯塔，其中一个于1703年11月26日被狂风刮走，另一个被火烧毁。斯密顿来了后，他决心用石头和花岗岩支撑住灯塔。尽管圣父布莱斯伦宣称只有木头方可以在漩涡和石头上立起，但是斯密顿有自己的方法。最后，他获得了成功，石头灯塔立了起来。 斯密顿沿着朴次茅斯往下方位，观察了海中他所设想的建筑物的地基。海水巨大的力量穿越岩石顶，逼得人只能往后退，无法在石头上立足。3天以后，他才设法站到漩涡石上，并找到以前灯塔遗留下的两个铁打的孔。他3次努力想爬到岩石上去，但都被海水推了回来。第六次他终于成功得站在水浅的地方。接着他对要建的灯塔进行了周密的测量。其实在他面临如此危险的处境中，已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建筑师告诉他的方法去做了。斯密顿和他的伙伴曾经尝过沉船的痛苦。回到朴次茅斯后，风越刮越大，最后形成大风浪。纳普图号正驶往福伊，船在激浪中起伏，浓雾逐渐消退，海里的浪高超过船只。到早上，陆地已看不见，船漂流到比斯凯港。在海上漂流了4天，最后他们终于看到了陆地，在朴次茅斯抛锚。 斯密顿监视着灯塔的整个建筑过程，如果某个岗位出现险情，或某人因危险而退缩时，他立即站在前方并取而代之。他自己视之为荣耀之职。一次，在他用手指翻寻岩石时，拇指脱臼了，他决定自己来医治。他把拇指用力一拉，脱臼位置复原了，这件事激发了他的灵感，并构想出一个固定中心石头的方法。于是建筑工作稳健地进行直至工程完工。斯密顿希望这个工程永恒地存在。他说：“注视着这样一种结构的用途和优点，我预计它的存在时间不会低于一两个世纪，而可能会延续得更长久。”这是多么宏大的人类愿望啊！漩涡灯塔在抵挡了海洋风暴120年后，即将碎烂，然而一个新的灯塔又在建设之中。虽然老灯塔像岩石一样坚硬（甚至比岩石还要硬，因为它建在岩石上，不停地经受海水的无情冲洗浸泡），但需要给新的灯塔一个用武之地；于是留下的将是斯密顿的灯塔建筑遗迹。斯密顿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后来的海洋灯塔都成为他灯塔的复制品。 新的漩涡石灯塔的基石于1879年8月19日安装好。道格拉斯先生和斯密顿一样英勇，一样受人尊重，一样有技术。他在安置灯塔基石时遇到了许多危险，在比索的岩石上几乎被打在他身上的海水所淹死。像斯密顿一样，他在危险面前从不退缩，敬仰他的人都以他为榜样。在漩涡石灯塔的基石安装好前几天，人们在连续工作，海水不断淹泡着他们，当潮涨时，甚至淹没了头部。他们顽强地从海水中爬出，浑身湿透，却一个接一个安全地回到灯塔上。 作为一名伟大的灯塔建筑者，年长的道格拉斯先生被詹姆斯·沃克介绍给威灵顿公爵。沃克先生说：“这里有个人，他打仗的次数与你一样多，但从未损失过一条生命。”公爵说：“我多想说同样的一句话。”真的，血战赢了，战役胜利了，指挥陆地作战所能见到的危险其实比海上的灯塔建设者们日夜遇到的危险要少。负责的工程师总是走在最前面。他第一个跳上岩石，最后一个离开；他做出表率并以此来激发同事们的勇气，使艰难的工作能够如期进行，并引导他们能够适应这种特别恐怖的景象。 近代最大胆的灯塔建造工程是于40年前建立的史克雷沃尔灯塔。史克雷沃尔悬崖远远地刺向海面，对面是特里岛，它位于苏格兰的西海岸。那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海难，遇难船只的碎片随处可见，因此，北部灯塔委员会决定在史克雷沃尔上建造一个灯塔。阿兰·史蒂芬森先生接到命令后便开始了前期勘探工作，这一工作他必须在1835年完成。建塔工作将于3年后进行，这还包括为搭建临时工房作准备。为建塔用的金字塔式的台阶在工人们离开岩石前差一点就要完成了，但第二天早上整个台阶却被水冲走。这项工程于第二年又开始了，42英尺高的底座开凿出来。1840年，临时工房也建了起来，工程师和他的伙伴们很满意这一大本营。 英勇顽强的主管说：“在这里的头一个月，我们的工作间一直随海水漂流。有一次，整整14天我们未能与岸上取得联系，大部分时间里只能看到海上的白色泡沫，听到海风的呼啸声和波涛的轰鸣声。如此情景，特别是当前一个工作间在离我们20码远的地方被毁，使我们感到非常沮丧，这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一天晚上，大海波涛冲击着我们的工作间，醒来后，可怕的感觉闪现脑海。海水的撞击使我们的床碰在墙上，紧接着就响起住在我上方人们的恐怖叫喊声，大部分伙伴由于这种可怕的声音和震颤的惊吓而从床上惊起，都认为整个橡皮工作间要被大海吞噬了。” 风浪减弱了，工程师们已没有食物，他们只好忍饥受饿。在补足给养后，他们又与从前一样精神勃发地开始工作。接下来，大块石头被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固定好，经过6年的艰辛劳动，灯塔终于建成。1844年2月1日，灯塔上的光辉开始照耀和指引西海岸行驶的航船。 在暴风雨天气中，帮助海员靠近岸边，灯塔仅是需要的一部分。多礁海岸，海水猛涨、发怒，吞噬了岸边的火炮声音，这就注定要给船只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灯塔可以指向港口，但是到了港口就能安全抵达岸边吗？我们来看看《海难章程》，它每年出版一期，从这本书里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海难都发生在西海岸沿线，即从纽卡斯尔到伦敦的运煤路线。其中次数最多的是在伦敦的东北海岸，特别是在泰勒茅斯附近。第一个构想发明潜水衣和自救船的人是南希尔兹的亨利·格雷哈德。伦敦的亨利·卢金也发明了一种海上救生的不沉船。巴摩罗附近的海岸——芬恩岛所在地——经常有海难发生。尊敬的夏普先生，当时他在城堡，送了一艘平底船给卢金先生，以便制造成一艘不沉船。在头一年的使用中，这艘船救了好几个人的命。然而，它未能广泛运用，唯一的一艘在巴摩罗。 1789年，纽卡斯尔的“冒险”号船在第纳河的河口搁浅，搁浅的位置在哈德沙滩上，这地方水流湍急，洄流又多，船上的船员一个接一个地从船上跳下逃生。这里距离岸上300码，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但没有一艘船或哪怕一个人冒险去营救——一般的船在那个水域根本无法生还。在这种悲剧的刺激下，该地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设立一项奖金——奖励设计最好的救生船模型，前提是必须能够在最危险的水域救人。结果，该委员会采用了两个设计模型，一个由威廉·沃德哈夫设计，另一个由亨利·格雷哈德设计。盾牌委员会奖励了格雷哈德，因为他设计的模型的龙骨很有创新。但造船时为了使船更有上浮力，更多是采用沃德哈夫的模型。现在，绝妙的救生艇发明出来了，沃德哈夫当然有权分享奖金。沃德哈夫开始是一位画家，后来是圣希尔德教堂的伙计。在他去世的地方，人们竖立了一块纪念碑，碑顶是他发明的救生艇模型；这个模型作为灯盏的垂饰物在圣坛上挂着，同时它也保留在伦敦自由图书馆里。沃德哈夫的纪念碑上写着：“对人类无价赏赐之发明：救生艇。” 由于格雷哈德建造的救生艇采用了沃德哈夫的技术，在第纳河口救了近200人的生命，洛斯休伯兰公爵订做了另一艘救生艇，并拨付年金以维护这条船；公爵又为沃波特订做了另—艘。德姆斯特尔则为圣安德鲁斯订做了一艘，它挽救了许多生命。1803年以前，格雷哈德先生已建造了31艘救生艇——5艘在苏格兰，8艘在国外，18艘在英格兰。现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格雷哈德号救生艇建于1802年，它是雷德卡地方船员的财产。雷德卡是一个被危险岩石暗礁环绕的地方。这种船营救了许多生命，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浮力，而且还因为其船员的勇敢。（注：斯特拉特福子爵在看到这艘古老而又精致的船舶时，创作了一些诗歌，下面摘录的就是其中一首： 被挽救者的声音依然清晰可辨， 他们之间的人数有据可查； 我们的妻儿垂泪， 因这难以表达的情感； 这艘宝贵而又古老的救生船， 它唤醒了人们的怜悯之心， 这无疑将是人类最缺乏的东西。 那些想阅读这艘救生船勇敢船员们故事的人，以及那些想知道他们每年所营救的人数的人，请参阅《救生船杂志》或《救生船的历史和作用》。） 救生艇界现已成为一个神圣的国际组织，仅仅老孟拜船长的救生艇每年就营救了数百名海员的生命。这个组织现在已有高级救生艇300条，英勇的从业人员25000人。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把27000人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想想这些人的妻子和孩子会是怎样的幸福啊！ 这里不可能完全详细地将救生艇的英雄行为一一述说。在救生艇国际组织中，有一条船名冯·库克，它是由e。w.库克提供的，此人具有德国血统。这条船于1865年在迪尔出厂。它现在已经救了161条生命，并协助挽救了7条遇难的船只。当这位年老的艺术家躺在棺材里时，他那些勇敢的水手们仍然在从事着最英勇的援救工作。 1879年12月28日，星期天，凌晨1点，从南沙滩古德温的灯船上传来一声炮响，那里相距迪尔7英里，炮声发出船只遇难紧急告示。当时台风从西南方向刮来，即使船躲在丘陵草原的避风篷里，也会很快地被刮走。这种狂风，有人形容“能把你的牙齿吹进喉咙”。教堂里的人快速地往外冲，他们的伞根本打不开，只知尽力往家里跑。但是英勇的海员却在海滩上，应铃声的响起，勇敢地做出回应。14个船员紧跟着舵手罗伯特·威尔兹，在他们强大的推动力下，救生艇被推向了波涛翻滚的海面。岸上连绵不绝的欢呼声把他们送上了危险的差事。 事实上，这次有3艘船只在古德温沙滩搁浅，一艘船上的水手已经坐上他们自己的备用小船，进入马盖特，而大船则成为碎片。另一艘纵帆船，可能是汉姆雷特号，已经消失。还留在水里的那艘船是德国的“利达”号，从纽约运汽油去德国的不来梅。救生艇上的船员来到古德温，看到大船及其船员被漩涡包围，很快就要卷到海域最危险的部位——南岬。那儿的波涛，即使是风平的时候也特别骇人。无论如何必须靠近那条船。当救生艇靠近“利达”号时，却发现该船的主桅杆已经断裂，船员们则紧紧抓住舷墙，坚硬的海浪在他们身上形成一个个清晰的打击的痕迹。 冯·库克借助风力向利达号靠近了一点，然后抛锚，并沿着它转换方向。如果绳子断了，救生艇就会全力撞向这条船，那么，一个人都救不出来。但是救生艇上的水手说：“我们一定要挽救他们，这是勇敢的人应当做的事情。”他们沉着冷静，集中力量操纵着救生艇与遇难船只靠近，然后把绳子抛向“利达”号。波涛铺天盖地地从他们头上甩过去，但舵手们毫不退缩。另一个巨浪打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喊叫，“当心，当心”，为了保住宝贵的生命，他们双手抓住座板，屏住呼吸。一个海员将船猛地推至大船，并在前面的气箱上钻了一个孔，以便系上绳子，供大家安全撤离。 他们终于把绳子系到了甲板上，遇难船上的水手们抓着，每次一个或两个，进入救生艇。最后一个人得救了，英勇的舵手叫喊着：“切断绳子，向前开！”救生艇带着34条生命向回家的方向驶去。其中一个被冯·库克救过两次的船员，向伙伴们绘声绘色地叙述起他前一次被营救的情景。最后，救生艇载着疲惫不堪、感激不尽、全身湿透的德国人到了迪尔海滩，那里，虽然还有暴风，但已有成队的好心人在迎接着他们。爱德华·库克在活着的时候，总能听到“做得出色”的赞美声，在这件事发生7天之后，他去世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流传于世，同时也在其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是的，在我们沿海地区，有关救生艇上发生的与此相似的英雄事迹，每年数以百计。当一艘轮船，甚至是一条渔船，在海上漂流，其他任何措施都不能阻止其停止的时候，英勇的人们便驾着救生艇，经受无情暴风的一次又一次吹打逼回，然后一次又一次地重试，最后，凭借最坚强的勇敢，冒险出海，昂首驶向神圣的目的地，去营救遇险的人们。不久以前，雷德卡救生艇曾到离岸4英里的海面营救一条渔船上的船员。那次他们成功了。 同一年在弗莱斯堡，在一次飓风狂飙中，救生艇出海去营救“奥古斯塔”号纵帆船。这艘船在港口的下风处撞到几块岩石后搁浅了。当船员被救起时，“奥古斯塔”号已被大海撕成碎片。困难还远不止于此。更糟糕的是，因为逆着狂风向港口前进，划桨手拼尽全力也不能使救生艇移动半步。抛下的锚，却又够不着海底，救生艇撞在岩石上，海浪从它顶上盖来。舵手命令将绳子割断，相信海浪能够将如此有浮力、如此轻的一艘船托起，然后将它划动。救生艇上的境况尽管比遇难船上要稍好一些，但搭载着17人，结果还是碰在了坚硬的岩石上；幸运的是，这些人全部得救了。 另外还有一个动人的自我奉献的例子。那是3月里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星期天，当人们从大雅茅斯教堂出来时，一声求救的信号枪响从格罗比沙滩处的一条船上传来。该船撞在沙子上，波涛打得船身隆隆作响。救生海员立即站在沙滩上，准备推下救生艇，想等风浪小些以后，再驾救生船破浪前进。这时一个年轻的队员跑上前来，对其中一个船员喊道：“不，不！杰克，这次你别去，你已经为了我结婚的事而出海3次了，为了公平起见，现在我要重新值班了。”救生艇开动了，它乘风破浪前进，一个大浪将它托起，然后整个将其彻底掀翻，3个船员都留在了大海深处，其中一个刚刚结婚，却不愿让他的兄弟顶替他。不一会儿，另一艘救生艇又出发了，当驶到出事地点时，为时已晚，沙滩上的大船已成碎片，所有的人都已葬身大海。 第八章 像士兵一样的伟人 我上有官员，下有士兵。我对士兵说，走，他就走；来，他就来。对仆人说，干这，他便干这。 ——《马太福音》 不仅仅是职责，更是命运。即使位处殿堂之高的人也不过是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士兵。 ——怀特·米威尔 男子汉的血应该为家庭、朋友、上帝、国家、民族而流。否则就是虚荣，就是犯罪。 ——伯克 在这里，我履行着职责，除了奉献于祖国，任何快乐与我无缘。 ——《威灵顿在葡萄牙》 职责就是士兵的生命。他必须服从、守纪并时刻处于戒备状态。号令之下，应声而到。在危险任务面前，无条件执行。这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是冲向敌人的枪口，他也毫无选择。 服从、顺从、守纪、勇气，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具备这四种品格；一个真正的士兵同样也需如此。必须互相信赖、严格服从，服从比他位置高的所有人。“在这易怒、不文明的物质世界之外，”拉斯金说，“是士兵的纪律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力量。在其他环境下，即使一个人已经养成了懒散、放荡的习惯，只要他能听从召唤并发挥其潜能，就一定能重新获得体面的生活。” 无论胜利或者失败，士兵必须坚守岗位，保持时刻警惕。晚上放哨时，哪怕片刻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整个部队的毁灭。士兵必须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前线睡觉就等于死亡。 士兵必须敏捷和活跃。他必须时刻准备着。“准备。”这是劳伦斯勋爵的座右铭。亨利四世的勇气和活跃弥补了他资源的贫乏。他仅用5000人的部队抵御缅因尼公爵25000人的进攻，并取得阿格斯战争的胜利。这超乎寻常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两位将军巨大的个性差异。缅因尼将军动作迟缓、为人懒惰，用亨利的话说，他在床上磨蹭的时间比在办公桌前损失的时间要少。他很少穿绒面呢，但却有许多皮革靴。曾经有人当着亨利的面吹捧缅因尼的能力和勇气。亨利说：“你是对的，他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但是，我总是能比他早5小时起床。”亨利早上4点起床，而缅因尼则是10点。这可以说导致他们之间的所有差别。 马歇尔·特尼是士兵们的偶像。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们也完全信赖他。1672年，他和部队被派往德国与布南德伯格的选帝侯作战。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冬天，泥泞路上的行军非常费劲，士兵们一个个疲惫不堪。部队在蹚过沼泽地时，有一些年轻士兵曾一度抱怨，但老兵说：“信赖他吧，特尼牵挂更多，此时他正在思考如何解救我们。当我们在睡觉时，他还在照看着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亲，他能预料到伟大的结局，而我们则想象不到，他不会让我们如此兴师动众、劳而无功。”这些话传到马歇尔的耳朵里，他宣称这个对话给了他最大的快乐。特尼很快就打听到了敌军指挥官的优秀品德。在佛兰德尔的战役中，他指挥着皇家部队，卡德将军与之对阵，尽管谈判时有人向他报告说卡德不在军营，但根据敌人攻击的姿态，特尼立即知道卡德已经返回部队。“一点不错，”他说，“卡德就在那里！”他观察到了敌人巧妙的部署完全是一个军事专家所为。 在法兰西和普鲁士战争之后，一个德国诗人写了一本赞美诗称赞冯·莫特克，在这本诗集里他坚持认为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和马波罗，与卓越的普鲁士军事首领相比仅是军事上的瘪三。冯·莫特克认可了这本诗集，并谦虚地给诗人回了信。他告知他的赞扬者：真正伟大的品格要经受逆境的考验才会广为流传。他说：“我们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功，可称之为机会、命运、天命，或天作之合。单独一人是难以达此境况，巨大的征服本质上是事物状态的结果和表现，而这些我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控制。”卓越而命运不济的阿德里安教皇墓志铭上写着：“即使最优秀的人物，由于生活时代的不同，他们的行为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在看不见环境力量的影响下，最有能力的人也会不止一次地失败。遗憾的是，无能者却往往能够成功。” 士兵必须有自我牺牲的勇气。1760年秋天，路易斯十五派了一支部队到德国。喀斯特雷司侯爵派遣了一支25000人的武装部队到温伯格，他们在柯拉丝特修建了坚固的防线。10月15日晚，法军一位年轻的军官艾斯被派去侦察敌情，他单独走进一片树林，那里距离他的部队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突然，他发现自己被敌人包围了，锋利的刺刀明晃晃地逼近他的胸膛。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不许出声，否则你会被杀死。”一会儿，他明了了局势，敌人正在偷袭法国营地。他高声喊道：“注意！这里有敌人！”他这句话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头被砍下了。但是，这一死亡挽救了整个部队。偷袭失败，敌人仓皇退却。 据说，国家处于战争时期，艺术之花开得最为繁盛，文学天才涌现得最为光彩夺目。（注：布鲁斯：《古典的和历史的肖像》。）这些话或许值得怀疑；但以希腊为例，苏格拉底、埃斯库罗斯、索夫克勒斯、色诺芬都曾为自己的祖国战斗过，这之后又都以文学艺术而著名。罗马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恺撒大帝是最伟大的武士，同时又是那个时期最伟大的作家。甚至诗人贺拉斯年轻时也是一位士兵，布鲁图曾让他指挥一个军团。 有这么多卓越的人——诗人、作家、科学家——都曾经有过士兵的生活经历，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们在海洋、陆地、国内、国外战斗过。服从、训练和纪律是士兵生命的灵魂，而这些，对天才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丁曾在卡帕底娜战争中，在格尔佛骑兵部队前线英勇战斗过。就因为这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佛罗伦萨遭到流放。彼得隐士——十字军首领——早年也是一名士兵，在与佛兰德的战争中，服役于博勒格。由于不能明确自己作为一名士兵的职责，所以他退伍了。结婚后，他有了几个孩子。当妻子生命垂危的时候，他搬到修道院，从这以后，他成为隐士。后来，他又到耶路撒冷朝圣。在回家的途中，他散布有关朝圣者所遭受的苦难的新闻。接着在全欧洲布道，领导了一支上万人的十字军部队。尽管有其他部队的跟随作战，还是避免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诗人中，乔叟曾于1379年爱德华三世入侵法国时当过兵。在热特城他当了战俘，并被监禁了一段时间。乔治·布齐麦年轻时是苏格兰军队的士兵，曾参与1523年攻打瓦克城堡的战斗。本·约翰逊在低地国家当士兵。菲利普·悉尼勋爵在临死时的高尚行为被传为历史上的美谈。（注：菲利普·悉尼勋爵在苏特芬战场受了致命之伤，因失血过多而感到口渴，于是他让人给他找来一点水。当他把嘴巴伸向瓶口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士兵走了过来，眼睛直盯着这瓶水。菲利普勋爵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喝水就把瓶子放下，然后把它递给这个可怜的士兵，并且说：“你的需要比我的更迫切。”几天以后，菲利普勋爵在阿纳姆去世。一位受伤的丹麦士兵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同样伟大。他把自己的一瓶干啤递给躺在自己身边的另一个受伤的瑞典士兵。这个瑞典士兵曾用手枪在他肩膀上开了一枪。“现在我要惩罚你，”这位丹麦士兵说，“我本想把这瓶啤酒全部给你，现在你只能喝一半了。”）阿格尼·悉尼在平息爱尔兰叛军时，曾经指挥过一支骑兵。敦维和洛维拉斯在查理一世手下任指挥官，与此同时魏孜在议会部队任将军。班扬在英联邦的部队服役。欧威在佛兰德骑兵部队当号手，而法奇则在奥勒里军团任职。 斯迪勒报名参加骑兵，他的才能很快就被发现并晋升了军衔。在纳美围攻战和以后的温路攻击战中，他的才能得到酣畅淋漓的展示。科勒律治在重骑兵团，但他的指挥官只教他学习开枪，而未获提拔。科勒律治曾对一个朋友说：“有时候，我拿自己与斯迪勒相比，啊，太不一样了！我很少属于自己，胳膊骨折，名字后要加‘士兵’，我多希望‘士兵’加在别人的名字后面。由于这种失落感，当别人突然问我名字时，我会说，‘卡门贝拜客’。我的真正兴趣不是当一名骑手，我的马肯定会同意这种观点。” 除此以外，撒思比在成为诗人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农事诗集》的翻译者之前，是第十军团的军官；威廉·卡比特在成为作家以前，曾当过军士长。f。r.李，在他对山水画感兴趣之前，是第五十六步兵团的军官；在成为当代著名地理学家以前，麦其森先生是恩尼斯克灵重骑兵部队的将军。 在意大利文艺鼎盛时期，所有的诗人和伟大的作家都曾是士兵和冒险家，他们都在国内、国外、海上和陆地战斗过。洛波·得·威格曾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士兵，是所剩不多的能够活着回来写多幕剧的人之一。后来他成为类似天主教法庭牧师性质的法官。伟大的塞万提斯曾是一位士兵，在陆地和海上战斗过。在勒盘头战争中，以其勇敢而闻名，在那里他中了3枪：两枪在胸部，一枪在头部，这使他终生残废。但是，正如他后来所说：“长矛从来没有妨碍钢笔。”他写出了巨著《堂吉诃德》。 另一位西班牙士兵卡得隆，成为了戏剧家和牧师。西班牙士兵门得扎，是胡安三世时期最伟大的雄辩家。而巴斯克、孟得麦、卡西尔戈、尔丝拉等既是著名的士兵又是伟大的作家。（注：1643年，由贡扎罗·德·科尔多瓦组建的最后一支古典西班牙步兵团在洛克洛伊战争中全部牺牲。这支部队步调一致，无人打破行列。他们至死秩序井然。但是，在半岛战争中的西班牙步兵团则完全不同，遵守秩序对他们来讲实在困难。有一次，威灵顿公爵发现他们当中有1万人当了逃兵，从他的视野中跑着消失。） 在西班牙的骄傲塞万提斯与葡萄牙的骄傲卡门思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人都是士兵和文学家。塞万提斯在战斗中断了左手，而卡门思则失去了右眼。二人在粉碎性骨折后同样都能名垂千古。塞万提斯出生于何地并不为人知晓。塞维利亚和卢卡拉都在争夺其出生地。他死时穷困潦倒，葬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遗体所在地也毫无荣耀。 不久以前，葡萄牙为他们的伟大诗人卡门思诞辰30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里斯本举行了游行、音乐演唱会、升旗和狂欢等活动。然而，300年以前卡门思也死于饥饿，死时几乎没有一片烂布盖身。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勇敢的战士和受人尊敬的诗人哪！当他受雇于部队时，他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在吉比拉塔海战中，他不幸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是，他既没有得到任何物质报酬，也没有获得提升。回里斯本以后不久，又出发去印度，据说是为了创作《鹭鸶阿德》。他从印度到了中国的澳门。在回果阿（印度一地区）途中，船在梅根河口搁浅。他一只手拿着诗稿，用另一只手游向岸边。他丢掉了所有的值钱东西，回里斯本的途中，他不名一文，后来也一直如此。两年以后，《鹭鸶阿德》出版，并受到极大关注，年轻的国王答应给他5先令抚恤金。但是卡门思已经身患疾病，而且抚恤金也没有支付。朝廷忘了他，他在施舍中艰难度日。他的忠实仆人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不得不晚上偷着出去乞讨面包。1580年他死于医院，遗体被送到撒塔·阿那教堂，并葬于那里。 男修道士乔色佛·朱迪斯在《鹭鸶阿德》扉页上写道：“这是多么悲惨之事，如此伟大之天才，所得却是如此之少！在里斯本医院默默死去的他，身上无寸布半丝；在印度英勇地折断手臂，航行了16500哩。这对夜以继日工作学习的人是一个警示，因为蜘蛛编网目的为了捉蚊子。”卡门思就是这样一个人，上天怜悯，在距他死亡300年之时的1880年6月10日，他终于获得应该属于他的迟来的荣誉。 在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伊格拉修·洛约拉是西班牙士兵。帕泊露那攻击战中，他腿部受伤严重，致使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生活都是在睡椅上度过。在仔细阅读了《神圣的生命》一书以后，他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去了蒙塞拉特修道院，并在那待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在去修道院疹所治疗手臂时，按照古代的骑士风格，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维金斯武士”。他提出，耶稣信徒们，都要戒绝好逸恶劳的恶习。 雷纳·笛卡儿是法国著名士兵，1596年，他生于托雷尼，杰苏兹在拉·佛雷奇办有一所大学，由此给了笛卡儿接受教育的机会。前者与著名的牧师马色尼建立了友谊，马色尼认为笛卡儿应攻数学和哲学。笛卡儿没有冒险出版他的第一部随感。由于他具备良好的当兵条件，他入伍了。他先是在荷兰的法国部队里当志愿兵，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巴瓦里亚公爵。1620年笛卡儿在布拉格作战，在那里勇猛无敌，作战之余，他研究数学和哲学。部队在布雷达期间，有一天，他看到一群人在看用弗莱芒语写的布告，虽然不懂。但他能猜出其中的意思，并惊喜地发现这是解决数学难题的一个机会。多特大学校长贝克曼对他作了解释，同时对这个青年士兵感兴趣于数学有点不相信。然而，笛卡儿承诺，第二天一早便将答案交给校长。 巴伐利亚战役后，他的部队开往位于达露比的莱堡之冬季营房。在那里，23岁的笛卡儿想将现代哲学进行全面革新。不久以后，他离开部队，游历了荷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大部分国家。随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哲学和数学的研究中，并想，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改变整个科学界。由于深知在法国皇帝专制统治下的危险，他卖掉法国的部分遗产，退休后居住在荷兰。但即使在那里，他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教会甚至不惜以暴力来压制他的哲学思想。于是，他接受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移居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一直工作至离开人世。笛卡儿完成了他想做的事，他更新了哲学、几何学和光学。 另有一些法国士兵以他们的科技生涯而闻名。莫伯修对数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他曾经是骑兵团的将军。马鲁在部队是一名机械师，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光学。涅普思是法国第一骑兵团的将军，那时他开始研究化学，并特别研究光的化学活动，这最终导致摄影技术的发明。德拉兹当过几年兵，随后，他进入学术圈并最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道德与政治学教授。博物学家拉马克，曾当过多年士兵，当士兵时，勇猛无比，因多处负伤，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被迫离开部队之后，投身于科学研究，终使他的名字和其科学成果广为人知。其著作《无脊椎动物之历史》是他最好的纪念碑，这本书被认为是自然史上最宏伟、最全面的著作之一。 法国文坛上，德·拉·罗谢方考德早年是一名士兵，在福莱尼得战役中的波尔多攻击战中，严重负伤。后来他创作了《朴素的德斯考丝》。保罗·路易斯·考雷尔曾在莱茵河畔的共和军部队服役，后来到意大利当火炮军官。 对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战争都是极其残酷的，在疯狂的征服中，城市被蹂躏，国家变成废墟，无数生命丧失。中世纪，为了解除战争恐慌，创建了骑士团。男人为了符合骑士的品质要求，从孩提时代就训练服从和谦恭，训练马术和长矛武功；在女性面前，他被训练成礼貌、谦虚和雅致，在男性面前更显庄严。宗教与此有密切联系，所以高尚的英勇和真正的崇高在许多方面得以建立。如：严格的纪律、教堂的监守、洗礼、忏悔以及圣礼等。 谢瓦列·拜亚尔勇士可以说是真正具有骑士气概的骑士，无所畏惧又不喜欢指责别人。拜亚尔于1476年出生于多菲利省的拜亚尔城堡。他选择了从军，经过了骑士的常规训练，后为国王效劳。在福兰西斯一世指挥下，他主要在意大利、佛洛瓦、米兰、热那亚、帕杜阿、威娄纳拉·巴斯夏和贝莱斯亚等地服役。他指挥攻打贝莱斯亚，越过堡垒时，大腿被标枪刺中，标枪头断后留在肉里。他说：“城市得到了，但我不会进城去了，我即将死亡。”尼莫斯公爵得知第一个要塞已经拿下，但拜亚尔受了致命之伤，悲痛得如同己受，他喊道：“同志们，冲啊！为我们最优秀骑士的牺牲报仇！”威尼斯人被悲愤的战士们赶了出去。 当法国士兵抢劫城镇时，拜亚尔得以从死人和垂死的人堆中被抬出，并被护送到最近的一所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绅士，已经逃走，留下妻子和两个年轻美丽的女儿照看财产。那妇女打开门把拜亚尔迎进屋内。他尽管濒临死亡，但还有足够的力气命令士兵们不要抢劫这所房子里的东西，并保证财物安全。 妇女让士兵把拜亚尔抬到一间好房子里，随后跪在他前面说：“长官，根据战争法，这所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都属于你了，我只是乞求你能够保护我及两个女儿的生命和尊严。”拜亚尔虽然开口说话艰难，但他还是说：“我不知道我能否痊愈，但只要我活着，你和你的女儿就不会受到伤害，目前最紧急的是尽快给我提供帮助。” 妇女在一个士兵的陪同下，找到了一个外科医生，医生检查完他的又大又深的伤口后高兴地宣称伤口不是致命的。尼莫斯公爵也派来了他的外科医生，由于精心护理，拜亚尔很快康复。拜亚尔问妇人的丈夫在哪儿，妇人哭着说：“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我相信他会被带到女修道院中的避难所。”当他们得知他的隐藏地点后，拜亚尔派了两名弓箭手和妇女的管家把她的丈夫接了回来，并说只要他的房子接纳伤员，他的安全和财产就能得到保证。 外科医生确认他的伤口已经愈合，在仆人的帮助下，为他贴上药膏，他的伤疤很容易痊愈。拜亚尔用他常有的慷慨奖励了医生，并准备在两天后重返部队。房东夫妇想到因拜亚尔的保护而要给拜亚尔赎金时，拿出他们自己的全部财产——精美装饰铁箱里的2500金币。妇女进入拜亚尔房间，跪着。拜亚尔，这位善良的骑士命令她起来，如果她不坐在他旁边，他就不听她讲话。她说：“尊敬的人，我要终生感谢上帝，使上帝快乐，当我们的城市遭到洗劫时，派来了如此慷慨的骑士；我的丈夫、孩子将把您视为监护神，我们将永远记住，我们的生命和荣耀都归功于您——我坦白，我们是您的囚犯，这房子，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您的；但您显示出如此的慷慨和伟大，所以我乞求您怜悯我们，能够满意地收下我们十分乐意给予的小小礼物。”她将铁箱递给拜亚尔并将其中之物倒出。拜亚尔问：“这一共多少？”“我的老爷，只有2500金币；但如果您不满意，请告知数目，我们会设法去弄到。”视金钱如粪土的拜亚尔立即回答道：“即使你给我10万金币，我认为这也不能与你们给我的友善相比，你及你家人的相伴已使我永远感激。” 妇女再次跪下，眼里含有泪水，乞求拜亚尔接受礼物，“如果您不接受这些，我将是世上最不幸的妇女。”拜亚尔回答：“既然你这么厚意，我就收下，但请把你两个女儿叫来，因为我就要离开她们了。”拜亚尔把金币分成3份，1000金币的两份，500金币的一份。姑娘进来后，拜亚尔请她们起来坐好。 年长的一个说：“我的主人，您面前的两个姑娘，她们的生命和荣耀都归于您。我们很遗憾不能用别的方法向您表示感谢，只能用生命向上帝祈祷，请求他永远赐福给您。”拜亚尔感动得流出热泪，对她们的帮助和迷人的家庭表示感谢。因为，她们是他受伤期间的伙伴，每天给他换洗、唱歌、弹琵琶，使他快乐无穷。“你知道，”他说，“士兵一般不拿珠宝送女士，但你母亲迫使我收下这些金币，我给你们每人1000金币，作为你们的嫁妆。余下的500金币，我想分给这镇上遭到抢劫的穷人。” 事情就这样解决，在整个家庭的眼泪和感激声中，拜亚尔走了，他真正拥有了中世纪骑士所有的快乐、友好和自我牺牲精神。 此时，波普·裘力斯请拜亚尔做教会部队的总司令。对这一提议拜亚尔答道：“在宇宙中只有一个主宰，那就是上帝；在地上，也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法国皇帝，除此之外，我拒绝听从于任何人。” 战斗和惊险往往都伴随着忠诚和英勇。拜亚尔曾在米兰附近的雷伯克负过致命伤。法国国王福兰西斯一世也许由于妒忌，将他置于这一特别危险的位置。在他的战斗岗位上，西班牙部队的一个火炮手向他开炮。碎石穿过拜亚尔的腰，打碎了他的腰骨。他倒下去时喊道：“哎！上帝，我被杀死了。”接着他吻了剑柄上的十字架。战友们想将他撤下去。他说：“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想第一次背向敌人。”士兵将他扶到树下，他仍然大声喊着：“开枪！”“让我死吧！”他说：“让我面朝敌人。”旁边的战友泪流满面。“上帝要我去见他了，我在这世上已经待得够久了，他给予我的已经太多——请你们离开我，以免做俘虏，那将会是我的耻辱。我已濒临死亡，别再管我。” 拜亚尔成为西班牙人的俘虏。伯斯卡拉爵士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拜亚尔勋爵，在不致死亡的前提下，我愿献出我所有的鲜血使你这样一个囚犯身体健康。自我创建队伍以来，我还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人，这位爵士对这位垂死的英雄表达了所有的礼貌和敬意。但是当布尔本家族的总管来到跟前（这位总管曾背叛了他的皇帝和国家，转而服侍西班牙国王）时说：“啊！拜亚尔，我多么地可怜你呀！”拜亚尔从沙发上站起来，以坚定的口气回答：“绅士，谢谢你了。我不可怜自己，我死得正直，为国王而死。你才是值得可怜的人，因为你举军背叛你的国王、国家以及你的誓言。”不久以后，他便去世了。 直到拜亚尔死后，福兰西斯一世才认识到他失去的这位骑士的价值。福兰西斯是根据个人偏好而非属下的诚实与高尚来判定他的部队行为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国王说道，但为时已晚，“一个伟大的人，单他的名字就使人害怕和敬仰，事实上他应该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占据更高的地位。”在巴维亚战争中，福兰西斯一世“失去了除荣誉之外的一切”。他觉得他的损失太严重。“如果，”他说，“拜亚尔勋爵，还站在我的旁边，以他的勇猛和经验，足能抵得上100个将军。啊！拜亚尔勋爵！我多么地想念你。如果你活着，我宁愿不在这里（一切由拜亚尔做主）。”然而国王悔之晚矣。拜亚尔走了，而且是他使自己成为了俘虏。 拜亚尔具有男子汉气概，高尚而纯洁。他毫无瑕疵并无所畏惧；他公正、慷慨、仁爱而真诚；他的勇气总使他化险为夷；他鄙视富人，除非他们也善良；他分发了他所有的金钱；他从不拒绝帮助他的邻居，而且一切总是秘密而善意地进行。据说他为100多名高雅而朴素的失去父母的女孩提供了嫁资。寡妇一定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和安慰。他对所有手下人都很友好。他会给士兵重新配备武器，把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并帮第三者还债。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他的士兵抢劫的东西在没有归还之前，他不会离开。他痛恨诽谤者。这些品德在他童年时代就开始显现，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成熟。他的声望和荣耀赢得了许多后人的尊敬和羡慕。 保卫国家的战争是荣耀，征服别国则是耻辱。然而侵略战争通常披着传播文明的外衣。在此种情况下，征服者往往是一些贪得无厌的家伙。爱国主义精神则是充满热血的激情和高尚的思想，它来源于人们对国家无私的爱。谁不同情塞蒙帕西的阿诺德·冯·温克雷德、班拉克的布卢斯、茵斯布卢克的霍夫？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了无数的国人，人们永远铭记他们留下的有关职责的思想。 爱国主义与全球性的博爱不能共存。前者被家乡情结缠绕，是一种纯情、一种热烈的同情、一种全力以赴的精神，它极易受到感染。它不同于个人中心情感，后者浪费时间于游乐、轻浮和冷淡。每个人都应有这样一种观念：他是一个创造链中的一环，尽管他热爱国家，但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需要奉献。 爱国精神、崇高、士兵气概在华盛顿的一生中达到了顶点，他是18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绝非仅仅只是因为他的天才、纯情和宽容。他的英语口音是一份绝妙的遗产。他来自国教区的德汉县，他的祖先大约于1657年移民到美国的弗吉尼亚。 乔治·华盛顿的品性是如此之好，以至在早年他就被任命于责任重大的岗位。他敏捷、服从命令、有责任心。19岁时他担任弗吉尼亚的副官，少校军衔。23岁时在弗吉尼亚被提名为殖民地各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与英军合作抵抗美国西部的法国武装。他从成功和失败中得到锻炼，这养成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华盛顿的生平已书甚多，他的自我牺牲精神、纯洁的动机，只简单提及，就可唤醒有关他一生的全部内容。这两者使他完成了解放国家并使美国独立的任务。没有人比他更纯洁、更自我克制。胜利时，他没有欣喜若狂；失败时，他也镇定自若。他宠辱不惊地表现出纯洁而宽宏大量的气质。人们难以确定应该最钦佩华盛顿的什么：品德高尚，还是爱国热情，抑或是行为纯洁？ 在结束对一些州的演说及从总司令位置退下时，他说：“我不断祈祷，上帝将使你们、整个国家和对国家的治理在他仁慈的庇护下；他将培养国民的从属精神，使其服从于政府，拥有兄弟般的情感，彼此相爱，爱整个国民，特别是爱在田野劳动的兄弟们。最后，他将特别乐意驱使我们走向公正、怜悯、自助、谦卑、胸怀博大，这是上帝自己的品质；没有谦卑，我们就不能希望建设一个快乐的国家。”多么简单，真实而优美的语言。 谈及士兵的生命，不提及威灵顿公爵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是英国的拜亚尔。职责是他生命的主要原则，是他的第一词汇和最后词汇。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所，他都坚定不移地信奉它。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威灵顿公爵眼里只有一个目的，即尽最大的努力奉献于国家，提高服务国家的技巧。他对荣誉和权力从未动心过，他的个人抱负满足于其职责。 在作为团部官员时，他深入了解所要从事的工作，不久之后，被任命为营长。无论命令要求他干什么，他都能精神饱满，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认真地干好事情。服从是他的另一特点。例如他在印度指挥大量部队，并管理相当于欧洲许多王国之和的事务；从印度调回后，被任命指挥在萨斯色斯的一个步兵旅，尽管反差巨大，但他仍是毫无怨言。当人们幽默地嘲笑他优越条件的变更时，他回答：“我吃着国王的饭，他要我干什么，那都是我的责任。” 对他来说，帝国政府就是国王的政府。御座是权力的源泉，它不仅是荣耀，更是人民享有权力和特权之源。然而，御座沦为被法律甚至习俗所包围，被最为恭顺的臣民所簇拥。因此像查理一世时期最好的骑士一样，为了皇冠及国家的神圣，他随时准备赴汤蹈火。 无须再谈及他的勇气。在步兵部队和火炮部队，将军应该指挥而非战斗，职责不要求将军去面对危险。然而，如果需要，威灵顿公爵经常以他一贯的英勇出现在危险地点，或在攻击部队的前方，或其他哪里。在阿塞战斗中，他的两匹战马被敌人打死于胯下；在都罗战役中，他被一队法国骑兵包围，而手握利剑，冲出重围；在沙拉曼斯，他腰负内伤，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他的帽子。纳皮尔说：“在沙拉马尼卡的那个晚上，我在附近，火炮和步枪的火光随处可见，所有能看到的一切在眼前如此清晰。他独自一人，驰骋在战场上，火光在他额头闪耀，他的目光像鹰鸷迅速而尖锐，声音却很冷静甚至甜美。” 公爵的耐心超乎寻常。1810年在托列斯·威德拉斯被麦西拉的部队包围时，他属下的军官几乎要反叛他，要求返回英国。他说：“此刻，我们这有7个军官要回家或已经回家，除了我自己和坎普贝尔，国家却没有人带领部队出来。他们几个在后期行动中开小差的结果是我必须有义务兼任骑兵团和高级警卫团指挥官，几乎在同一天，我成为两三个军团的司令。” 在国内，报纸利用这件事攻击公爵，并诋毁“他不敢在战斗中冒险”；那些贵人、市长和伦敦的枢密院，敦促国王调查公爵的行为。众议院诋毁他，首相推波助澜。然而，威灵顿坚守在托列斯，他有英国部队支持，葡萄牙人没对他干什么。对于英国报界的指责，他说：“我希望大英帝国公众舆论不会被报纸上的几段文字所影响，在这一问题上，那几段文字根本不会改变公众的舆论和情感。所以，我（我更有理由抱怨那些诽谤性文字）决不会在意他们，也不会制造矛盾，也不会发表声明以回击这些众多的无稽之谈。”对于来自尊敬的市长和市政务院的威胁，他说：“他们可以做他们喜欢的，但只要计划还能执行，我就不会放弃。” 英国军队在托列斯·维德拉斯战役后期挫败了法国，最后法军撤退。公爵紧追不舍，法军为了轻装后退毁掉了大部分锱重武器。溃兵以掠夺、烧毁农舍为乐；许多村民被吊死在路旁，仅仅是因为他们表示了对法国侵略者的不友好。法军撤退的路线从他们路过村庄时纵火的浓烟可看得一清二楚。公爵在芬德斯·德洛罗袭击了马塞那的部队，并给以重创。随后攻击了阿尔梅帝亚、绥旦德·罗德里高、巴达乔兹，打败了沙拉马里卡的马蒙特，很快就进入了马德里。很奇怪，西班牙的米兰达旅长当时手下只有不足43人，威灵顿将军一路乘胜追击到马德里，这时他已只有一个军官相随，那个人就是菲兹罗莎美塞特勋爵。 威灵顿对所经过国家的人民都很仁慈。西班牙人害怕英国人，但更害怕威灵顿的部队。西班牙军队到哪里就抢劫到哪里，而英国部队则禁止抢劫。但后者的资金和运输工具就受到很大限制。当威灵顿的部队在追击马塞那时，他的士兵拿了老百姓的木头烧，慷慨的公爵从自己的口袋里付了钱。他说：“部队的使命之一是对不幸的居民施以同情，保护其财产免受抢劫。” 他部队中的西班牙士兵通过多种途径，散布对英国人的敌对情绪。公爵仍坚持，“平和的居民应该受到尽可能最友善的对待”。当西班牙士兵进入法国时，立即开始烧杀掠抢。公爵发现此种情况后，立即命令他们回国，并在没有西班牙士兵的情况下发动阿兹之战。他对唐·弗雷尔说：“我决不允许抢劫的发生，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抢劫，那我就必须任命别的指挥官。” 在国内，威灵顿所得到的支持很少，他没有权力对他土兵的英雄行为以奖励。法国将军则有权通过提升职务来激励士兵的士气，威灵顿则不能，所有的提升都是国内掌权者说了算。从未离开英国的军人都是越过威灵顿将军而得到提升。 弗勒谢尔将军，他用壕沟防御托勒斯·维德拉斯，指挥攻打西乌达德·罗德里戈、巴达乔兹、伯戈斯和沙拉马尼卡等地，然而真正任命他为将军则是3年后的事，那时他在圣塞巴斯帝安战壕中已被一个炮弹炸死。英勇的不屈不挠的瓦特斯将军则于1815年在滑铁卢得到了他于1809年攻打多鲁时就要求的军衔。是的，无奈之下的威灵顿只能不断地通过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来报告他的有价值的战绩。 他的士兵欣赏他为改变条件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他们为他挽救士兵生命的热情而感动。他们敬佩他的公正、真实、公平、无偏见。他对手下的官员和士兵总是赋予完全的信任。他原谅的士兵多，惩罚的士兵少。遵守纪律绝对必要，但他总是用最有利的眼光看待士兵的错误。一次，一位军官在敌人面前表现软弱，他没有将其送到军事法院，而认为这位可怜的人仍有可取之处。他说：“我宁愿让其退伍，而不愿驱赶他出军队。”一次，一名军士偷了同伙的钱，被判了刑，原因是一名妇女诱使这位军士犯罪，他以前的品性良好。公爵原谅了他。他又当了官，并执行军事任务，后来成为英国的优秀军官。 威灵顿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服从品质，他能做到非常冷静、文雅和迷人。他从不发布命令，只是恳求和要求。在与军官的谈话中，他恳请他们不要对下等人使用粗话。他说：“粗话完全不必要，可能使人受到伤害，但绝不会让人心服口服。” 即使在战争中，他对士兵仍抱有最伟大的同情。纳皮尔说，公爵在一旁默默地流眼泪，在他得知前方的2000名士兵度过那个可怕的夜晚之时。6月18日清晨，休默医生来到公爵房间向他报告在瓦特鲁战斗中的伤亡情况，他发现公爵躺在床上，因一夜未眠，他脸没刮、没洗。公爵醒来后，坐着倾听伤亡报告，报告很长，医生不时抬头看着公爵，他发现他的拳头紧握、满脸泪水。 同一天，公爵写信给他的朋友马歇尔·比雷斯福德，信中写道：“伤亡震撼了我，我对战争的所谓得失已冷淡。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战争，失去这么多老朋友和同志，我的心已经碎了。”在给阿德尼勋爵的信中，他写道：“这样的胜利对我毫无安慰。”是的，他赢得了巨大的战争，盟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他骑马穿过田野，听到伤病员的喊叫声、呻吟声时，这位武士迸发出炸裂般的情感说出了难忘的词句：“世上除了失败之外，再也没有比胜利更可怕的事情了。” 后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他说：“我是在战场中应该牺牲而没有牺牲的人当中的一个，如果有国内战争，我将牺牲自己来避免它。” 公爵是一位仁慈的人，他保护西班牙免遭自己士兵的虐待。他甚至保护敌人。在塔拉维拉战争之后，英国人给古斯塔的士兵以打击，以免他们杀死或者肢解受伤的法国人。m。查特欧比尼德说：“我仍对威灵顿公爵抱有太多的敬意。真的，我们感动得流泪，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受尊敬的人，在葡萄牙撤退期间，给每个活着的法国俘虏两个畿尼（旧时英国金币），让他们安心回乡。” 公爵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此类事件息息相关。在印度，他医治并培养都尼帝阿的儿子长大成人，当时小孩躺在一群伤员中间，奄奄一息。他热情地帮助弗兰西斯将军恢复健康——当时他被西班牙人抛弃并处于自生自灭境况。他放走了年青的马卡里拉斯和许多西班牙政府残酷行为下的受害者。他焦虑地保护着法国伤员，以避免遭受葡萄牙士兵的愤怒攻击。“依据战争法，”他说，“他们应在我的保护之下，我也决定向他们提供这种保护。”他允许法军外科医生参加伤病员武装，在营地巡逻，以保安全。对敌人，他也抱有相同的荣誉感。在印度，有人提议暗杀都尼帝阿瓦以结束战争，他轻蔑地否决了这种提议。西班牙国内有反叛迹象，他断然拒绝支持反叛分子的建议。他眼里的军事胜利只属于能力和勇气的荣光，而非通过别国军事政变来取得。 在托勒斯·维德拉斯，爱斯林亲王焦急地察看英军防线。他在一法军炮兵连的掩护下，在一座低矮的花园墙壁上支起他的望远镜。英国军官看着他，他们可以制服这位“统帅”，于是发了一枚炮弹，以提醒统帅注意危险。这一炮非常准确，把亲王支撑望远镜的墙打倒。马沙理解这一谨慎的提示，他命令炮兵连开走。 威灵顿在瓦特鲁也是如此。当公爵正在观看法国工事构建时，一个火炮军官骑马赶到，指着拿破仑站的地方，“我们的炮火很容易够到他，打翻他们几个绝对不成问题。”“不，不！”公爵回答道，“在大战之中指挥部队的将军有别的事情要做，而不是互相射击。” 皇帝倒台后，威灵顿拒绝了处死拿破仑的要求。他说：“杀死拿破仑，我们的子孙将引以为耻。”在给查尔斯·思特瓦特的信中，他写道：“布拉奇希望杀掉拿破仑，但是我告诉他，我抗议。我坚持按公意办事。作为朋友，我建议他不要与这卑鄙的勾当有牵连；在成为迫害者的问题上，我与他泾渭分明；并且我决定坚持如果君主被处死，他们就是刽子手，而我不是。” 他这样急切地保护拿破仑，真是一个奇迹。拿破仑曾拿出1万法币给那些烂崽，试图暗杀威灵顿公爵。 公爵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希望他的下属与他一样。1809年，他给克勒曼将军的信中写道：“英国军官送来假释犯，你可以相信他们不会逃跑，如果逃跑，我再给你送来。”公爵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贿赂收买不了他，威慑吓不倒他。身处卑微时，他会说：“下命令吧！我服从。”是的，他的服从、正直和忠诚是完美无缺的。他关心别人，不考虑自己，不嫉妒。他决不为自己美言而与人争功，注重自己和下属的声誉。出错时，如在伯格司，他完全承担错误。他支持戈汉曼、西尔、克劳福德反对国内的诽谤。他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精神，这使他鄙视不公正和污蔑。当马德里市长赞美他时，他不说自己的功绩，只说：“战争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威灵顿最伟大的品质在于他的强烈责任感。履行作为一名士兵的职责，是他活着要干的唯一事情。即利用一切方法，一切机会，用尽最大的能力和发挥最大的资源去取得最大的成功。持之以恒的要求和毫不动摇的决心，保证了他一生责任的言行合一。对于我们来说，观察他的和睦、纯朴和坚强的品质，并加以理解和效仿，这对形成自己的个人品质是大有裨益的（注：见托马斯·比尼所著的《威灵顿》）。布莱尔蒙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他是一个时代创造的最自豪而又最真实的人。他最聪明，视保卫英国王权为其神圣的职责。” 以国家的建立为例，普鲁士当时在拿破仑的统治之下，政府是一个空架子，它是法国皇朝的附属国，凡·思特尼前来拯救他的国家。1807年10月，思特尼构想了一个解放国家的计划，这个计划便是充分赋予人民自由。其核心包括一些激烈的语言：“国家的外部损失，必须用我们的内部力量加以弥补。”他说，皇朝的力量不在于贵族，而在于人民。“唤醒人民，给他们以自由、独立、财产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让我们解放农民，因自由的劳动能使国家更有效率；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恒产能增加一个人保护国家的勇气。把市民从独裁中解放出来，并监护贵族，因为工厂和城镇的自由会给古老的德国人民以骄傲。告诉贵族，贵族立法只有在他们的行为无害于国家、人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他们必须纳税，并剥夺武力上的特权。资产阶级不要满足于卖弄学问，而要向人民学习，与人民一起生活，适应时代的生活标准。” 这就是思特尼炮制的计划。威勒齐因保护贵族而被罢免，歧视性的法律被废除，市政体系得以建立，普鲁士青年逐步而广泛地训练使用武器。就在此时，拿破仑已听说了“一个思特尼”，一个着手解放普鲁士的思特尼。1808年，思特尼被迫离职，到奥地利避难。不过，他的计划正被他的继承者康尼特·凡·哈德伯格周密地进行着。不久以后，雷谱系科战争爆发，拿破仑的部队撤回法国，思特尼的部分计划得以进行，然而，他提出的全国代表制被无限期地推延。农奴制被废除，普鲁士的财产制度得以建立。思特尼死于1831年，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坚定品质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大约3年以前，思特尼纪念碑在柏林落成，法学教授格思雷特博士号召人民记住这位历史上的英雄，记住他为普鲁士所做过的事情。他说，思特尼证明了宗教是道德生活唯一真实的基础。除非有爱国精神、与邻友爱的热情，否则，感官上的快乐、无聊、富裕彼此是不能中和的。除非有民主的存在，否则宪法就是一种相对的冷淡。“我们感激他的教导，他是一个实干家，活力、爱国、真实而忠诚。由于深深地敬畏上帝，人与人相互之间隔膜的虚伪面纱被撕下，彼此消除了害怕。他不畏艰难，订立规则，指导人们执行。他怀着君子般的愤怒去抨击害怕、胆怯、自私、假装、傲慢、粗鲁和专横等这些不良品质，并大胆地与偏见和陈腐作斗争。这是上帝仁慈的委任，这位可敬的思特尼，这块宝石，我们的根。他是一位坚定的有活力的改革者。竖立这块纪念碑是帮助我们记住这位离去的政治家，现代德国所有的惯例都有他的思想痕迹。我不吹嘘这块纪念碑是光荣的象征，这种想法会玷污他纯洁的思想和行为。但碑文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不是光辉之碑，而是感恩之碑，不是胜利之碑，而是感谢之碑。” 我们所有活着的人，用自己的眼睛已经看到这个国家逐步出现的活力。40年前，意大利前途黯淡。自治政府的能力，虽然曾一度被认为是意大利的荣耀，但是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人民已经丧失了旧时的政治品质。在拿破仑倒台后，意大利被一群绝对主义者分割，他们以铁的手腕统治着人民。直到1848年，撒底尼国王查尔斯·阿尔伯特大胆地宣布了立宪政府的基本原则。那年，一场伟大的战争席卷欧洲。巴黎街头路障林立，路易斯·菲力普国王流亡英国。柏林，军队和人民巷战，城市处于紧急状态。波兰爆发起义，后被残酷的屠杀所镇压。米西纳被那不勒斯国王所炸毁。波普流亡到戈尔塔，罗马共和国建立。米兰人民起来反对奥地利人并将他们赶出国土。威尼斯也步其后尘，在麦尼灵的领导下，建立了临时政府。 哈里思·阿尔伯特去增援米兰人，将奥地利军队赶回都灵，并在纳华那将其击败，收回了叛乱省份。国王在其儿子威克多·伊努曼尔的逼宫下退位。年轻的国王把剑指向了奥地利军营，说：“把奥地利人赶走！”当时，这话近乎吹牛，然而目标实现了。马歇尔·拉德滋克提出废除由他父亲创立的人民立宪宪章，而效仿奥地利的专制政策。年轻的国王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宣称要尽快签署文件，准备与所有的君王断绝关系。他说：“王室只知道流亡的道路，而不知道耻辱为何物。”拉德滋克，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位征服者，但不得不承认年轻国王的伟大。他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将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有能力的政治家群起支持国王。在纳华那取得成功过程中所经历痛苦的日子里，卡温说：“存在一天就多一分收获。”当与俄国的战争爆发时，撒底尼国王只派了15000人的军队到克里米亚，这是大胆的行动。有人告知卡温，撒底尼的步兵在泥水中作战，他惊异地嚷道：“意大利将从泥巴中诞生！”奥地利非常愤怒地注视着撒底尼国王力量的增长，威胁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威克多·爱猛麦尼尔发表宣言：“奥地利正在我们边境增加部队，威胁要侵略我们的国土，其原因是因为这里的民主，这里的人民与统治者和谐相处，因为意大利在发出呐喊。奥地利胆敢问我们，谁为自卫而武装？它要我们放下武器而屈从于它的仁慈，那污辱性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它应有的回答：我拒绝它的要求——士兵们，武装起来！” 拿破仑皇帝与撒底尼国王组建了联盟，向奥地利宣战。战争开始了，奥地利士兵相继撤退到门特比洛、帕雷思特洛、马几尼塔、马里格那鲁和索菲利鲁。一纸威拉发尼卡条约结束了战争，这样，伦巴蒡、托斯卡纳、帕麻、门德纳和巴那格那统一为北意大利。随后，格里巴勒帝动议侵略西西里区，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利。格里巴勒帝只身乘坐火车进入那不勒斯。王国从来没有这样被征服过，但是，时代变迁，人民倒向意大利联邦。威尼提亚和罗马是最后加入联邦的。 意大利已经融合为一个联邦并团结起来，建成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这是欧洲最有力的国家之一。几年的时间内，意大利已经逐渐变得伟大。我们把这一事实视为最伟大的道德征服。民族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只有经过多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一个民族才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请不要遗忘战争的恐慌。欧洲到处都是军队。科学只为战争服务，制造各种武器：来福手枪、迷你枪、格林机枪、马丁尼·亨利炮、水雷和其他战争武器。民族之间都彼此警惕地监视着，任何轻微的挑衅都相伴着巨大的复仇、霸权乃至征服的战争。在法国、德国、俄国都一样。 欧洲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欧洲东部。俄国攻占了土耳其，经过残酷的较量，土耳其人被赶到君士坦丁堡。当战争的光环消退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战场：军事联盟、指责、得意忘形、英雄行为、胜利的荣耀。在1879年5月，罗斯先生陪着斯戈比罗夫将军参观西普卡关口。（注：《塞洛瓦和西普卡（修订版）》，作者金纳尔德·罗斯。见《绅士杂志》。）罗斯将军说：“在西普卡村庄附近，斯戈比罗夫将军走出帐篷，在他的指引下，我们一队人观看了地形。刚走出几步就看到4棵山毛榉树树荫下立起的木制十字架。将军立即脱帽，我们大家都脱帽致哀几分钟。走开后，将军告诉我，那是英雄之墓，在战斗的那天，我特别命令要把十字架立在他的墓上，以便标识他安息的地方。他仅仅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出生在俄国的一个良好家庭。战争期间，受军队的热情和神圣的俄国军队的正义事业所感染，他逃离学校和家庭，独自来到战场。在攻打普罗旺时，我接受他为志愿兵，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在色挪华指挥第三十二团攻击中心据点。满腔热情和全不考虑危险的他，英勇迅速地带着他的人走上战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前进，最终进入据点时，被敌人的刺刀刺进了胸膛。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但却是英雄的一生！” 这就是英雄主义；其次才是结果。“穿过溪流，我们进入那个小岛的中心据点，呈现在眼前的是什么景象啊！据点所有门的周围都散落着破碎的弹筒、炮弹片、破烂的军服，好像战争就在前几天刚刚结束。据点内部的恐怖景象是我没法想象的，几百号人被匆忙地埋在那里，雨和雪敲打着尸体旁边的松土，狐狸和狗吃掉旁边还没埋掉的尸体，据点底部到处是尸骨。这些骨头混合成奇形怪状，但都已被太阳和雨水漂白。 “‘看看这些已不再呼吸的嘴！看看他们怎样地嘲笑你们大家！然而，他们曾经与你们一样！’这以后我们似乎经历了战争的震撼，这个地球被泥土所覆盖，这些泥土是：骑手与马匹，朋友与敌人，但事实上都没有这个场面的一半恐怖，这一恐怖景象出现在战争骚动16个月以后。当我们盯着这堆尸骨存放所时，斯欧比罗夫将军对我说：‘这是一种光荣！’我回答道：‘无论如何，是的，将军，擦干眼泪比流血更好。’他回答道：‘对，但我是士兵。’” 第九章 真正的英雄 耐心战胜一切。 ——苏格兰谚语 此世之责任心，即来生得救之路。 ——费维希哲人 不为自己活着，才能为他人死去。 ——圣保罗 古时候，美德和勇敢是同义词。勇敢，在罗马人看来，就是财富和价值。它意味着力量和魄力，可用来达到高贵的目的。谁最重视于其伙伴，并拔高、解救他们，谁就是最勇敢的人。 毋庸置疑，还有一种内在的勇敢，它表现为良心、忠诚、忘我、自我牺牲、敢于在这个无耻的世界面前举止得体。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忍耐和热情，乃是价值的两个灵魂，它们才是真正的勇敢。 最高贵的勇敢并不只属于战场上。在战刀飞舞、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男人们激昂高涨、无所畏惧，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切荣耀皆属于他们！ 女人，似乎天生就是忍耐和克制的代名词。她们的忍耐力，丝毫不比男人逊色。在充满血腥的战争故事里，有的女人女扮男装，跟着她的爱人一起奔赴战场、出生入死；看着爱人倒下，拼死守卫他们的尸体。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故事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了。其实，世上有多少这样的战士呀！她们与生存的命运抗争，为自己的地位奋斗，却从来没有成功；她们在饥饿贫穷中挣扎，在打击和羞辱中苦斗；一切是那样的渺茫和绝望，但她们何尝有所畏惧！ 基督教英雄的英勇行为，与战斗英雄有所不同。其活动方式，不在于侵略和斗争，而是忍受和自我牺牲。没有鲜花戴在他们的胸口，没有旗帜飘扬在他们的头上。当他们像司空见惯的那样在履行职责中倒下时，没有得到国家的桂冠，也没有获得假惺惺的哀哭，得到的只是悄悄滴落在他们坟头上的几滴眼泪。 人生在世，并非为了声誉和荣耀，抑或为了功勋卓著，而是为了某种比世界所能给予人的更高贵、更伟大的东西。杰勒米·泰勒（1613—1667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士，以所著《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圣洁死亡的规则和习尚》而闻名）曾说：“人生虽然短暂，而永恒正是在短暂中求得。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有许多敌人等待征服，有许多邪恶等待驱除；我们必须克服许多险恶，也必须摆脱许多困境；太多的要求期待我们去满足，也有太多的善事期待我们去完成。” 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真谛。最善的人，从来都不会是一个自私者。把自己给予别人，而从未考虑过声誉和光荣，在履行职责的良知中他们寻求到了最好的报酬。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令。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至少对于那些生活富足或碌碌无为的人来说是如此。 世上，在偶然的事情面前，我们并不仅仅只是理解；生活中，每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我们明白它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其延伸的影响。即使是不幸，它也通常是人是否高贵的最可信的试金石。一首最有名的德国诗歌这样说：“一个没有含泪啃过面包的人，一个没有在悲痛的夜晚哭泣过的人，是不懂得上苍之伟大的。”不幸之事，也许仅仅是为了试探和确证我们。在这样的考验时刻，如果立场坚定，心灵将因此镇定自如，从而使一心一意履行自己职责的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对于一切悉心向善的人，机遇都是同等的。最执着的精神往往能通达别人的心灵，耐心和容忍能够战胜一切。多少男人，同样有多少女人，甘愿在默默无闻中死去。他们警醒自己要关注穷人；他们照料患病者，与病人共苦，甚至染上了病人的疾病而死亡。由于他们的劳苦和仁慈，多少生命从此得到了安宁！爱就是他们的一切报酬。天生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所做出的牺牲，永远是神圣的。 克利特哲学家和诗人阿皮门尼德被人请到雅典去扑灭瘟疫。他四处奔波，坚持不懈地与瘟疫搏斗，并且拒绝了一切报酬，除了雅典他所居住的地方——格诺修斯——的人们对他的善意。 古时候，瘟疫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人们对它避之唯恐不及，互相之间也是猜疑恐惧。因而，受瘟疫侵袭的人常常在孤苦伶仃中死去。于是那些高贵的、仁慈的人们挺身而出，献身于驱除这种疾病。大约300年前，米兰（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爆发了一场瘟疫。大主教查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那时候（1576年）正在罗底逗留，他闻讯立即赶往受灾地区。牧师们劝他留在当地，等到瘟疫自行消退之后再去。他回答说：“不！一位牧人，他的责任就是把生命献给他的羊群，怎么能够在危难之时却弃它们于不顾呢？” “是的，”他们回答说，“守卫在它们身边，是一项高贵的事业。” “那么，从事高贵的事业不也是牧师的责任吗？” 于是，他赶到了米兰。 瘟疫持续了大约4个月。在这期间，红衣主教亲自访问了那些病人。在病人的家里、在医院里、在任何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探视他们，给他们食物、药品，他们临终时为他们主持最后的祈祷仪式。他的所作所为深深感染了他的牧师们，随之，他们也步他的后尘，全心全意献身于自己的人民。直到最后一个患者康复，仁慈的红衣主教才回去尽他的主教责任。 红衣主教在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深思。他是第一个创办为穷人的孩子提供读书机会的“主日学校”的人之一。“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任何一件善事都可以在这一天里做。正如在平常日一样，星期日下午，红衣主教从大街上把孩子们叫到米兰教堂里，教他们读书写字。孩子们带着自己抄的书，带着石板，来听他的教诲。在他的教士协助下，这所学校日渐兴盛。300年过去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的“主日学校”仍然继续存在着。1879年春天，笔者看到孩子们集合在教堂里，拿着石板和书籍，正在他们的“主日学校”里接受教育。 红衣主教把他的税贡收入全部花在建学校、做善事上。在他生活的时代，贫穷是非常普遍的，因而他想方设法给予消除。他与自己的同道一起，努力支持僧侣改革，特别是庙宇制度的改革。他引领那些由于行为放荡而臭名昭著的尤密利塔提人进入到全新的生活境界，虽然这些人认为红衣主教在大教堂里教穷人的孩子读书，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丑行而已。他们认为红衣主教亵渎了安息日、玷污了神圣的处所，也是僧侣制度的破坏者。（注：一位美国作者写道：“今天，如果有谁还试图以这种包揽孩子全部生活的大型方式推行‘主日学校’教育，他得到的只有谴责。例如，让他试一试用他那些健康安全的藏书，去抵挡汹涌而来的有害书籍的侵袭，或者让他在他的学校设立一个职业委员会，来压制学生的动荡不定，那么，一切捍卫安息日的人、所有提倡只读圣经的人，都会立刻抬头。因为，伪君子是不会希望有任何人君临于上帝之上的。他作为上帝的骨肉兄弟，难道不希望那些碍手碍脚的人全部死光灭尽？”）他的“主日学校”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发明”。于是，他们雇了一位杀手，企图把红衣主教杀害在圣坛上。当唱诗班正唱着圣歌“别让你的心灵困惑，也别让它忧惧”时，刺客向红衣主教发射了一发火绳钩枪子弹。子弹打中他的后背，但主教穿的柔软而结实的外衣把它挡住了，子弹掉在地上。红衣主教勇敢而镇定。当周围所有的人都惊惶失措时，他自己反而仍然安静地在祈祷着。 还是回到瘟疫这个话题吧。哪儿的人们缺衣少食、健康状况极度恶化，这种疾病就会不请而至。伦敦就是一个典型的可怕的例子。它的街道狭窄、肮脏，通风性能极差，下水道也不畅通。伦敦最近一次瘟疫爆发于1665年，它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使得城市的人口锐减到不足现在的六分之一。它还从伦敦蔓延到周围乡村。虽然无数的人们逃离了疾病区，但仍然传颂着许多高贵的自我献身的例子。约克郡的莫顿主教就是这些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他的眼里只有他的人民。由他建立的一所收容穷人的庇护所或医院，把病人从他们那阴暗的房子里解救出来，加以细心的看护。虽然寻找服务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主教一直坚持不懈。像战士一样，他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穷人们没有粮食了，他跑到自己的乡下农场里，把一包包的粮食驮在马上，送到他们身边。他不让仆人去冒本来应该是自己冒的险，也不让自己的马匹奔波不停。在自己家里，他没有另外开一扇专供自己出入的门，以便使自己与农场里的人们区别开来。这样一来，瘟疫就被限制在约克郡以内。主教是一个忘我、慷慨、善良的人，他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用于乐善好施，用于奖励一切有功绩的人。他的一生是虔诚的一生，是充满基督教善行的一生。 在伦敦，包括西顿汉姆在内的许多医生都逃离了，但仍然有一些忘我的人留了下来。在这些人中，霍基斯就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懈地照看着病人。他的忘我工作，除了人们的衷心赞誉以外，没有获得任何报酬。后来，他的生活状况愈来愈差，并由于债务而被投进了卢格特监狱，1688年死于狱中，死后留下了对最近一次瘟疫起因的最好说明。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疾病从伦敦蔓延到了乡村。人们遥指着许多偏僻的地方，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是他们埋葬了瘟疫。”例如，在德贝郡埃亚姆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一位理发师收到了伦敦寄来的一包衣服。当他把衣服在火上烘干时，人们发现他染上了伦敦的瘟疫，并于4个月之后死去。疾病蔓延开来。当地仅有的350名居民，准备逃离这个村子，但这种打算被当地修道院院长威廉·莫鲍逊的英勇行为给阻止了。他警告人们，如果他们逃离，将会把疾病传播得到处都是。于是，人们留下来了。莫鲍逊把自己的孩子送走，并打算把瘦弱的妻子也送走，但她还是坚持留在了自己丈夫的身边。 莫鲍逊博士决定把村子隔离，这样瘟疫就不会蔓延到周围地区了。德文希尔伯爵则倾其所有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包括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共处一所教堂里做弥撒，莫鲍逊博士在露天场地举行宗教仪式。他选取了一块石头作为讲台，把人们安排在绿色斜坡的两边，使他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可怕的瘟疫持续了7个月，来听弥撒的人群越来越少。院长和他的妻子坚定不移地活动在病人中间，照顾他们、护理他们、喂养他们。终于，妻子染上了瘟疫，加上她的体质弱，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在她的葬礼上，院长站在她的坟头，像往常为许多教区居民所做的祈祷那样，他声音哽塞：“愿死者安睡在上帝身边，她的灵魂永存。生者生还，是因为死者的劳苦！”院长早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他还是凭着希望顽强地活下来了。瘟疫夺去了五分之四居民的生命，人们把他们埋葬在村子上头的石南山坡上。“老实说，”院长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村子变成了一块坟地，一座地狱。……我探视了教区内的76个家庭，它们中死去了295人！”莫鲍逊博士寿终正寝，他拒绝了林肯教区教长的席位，而宁愿留在他的教区居民中间，靠着亲爱的妻子的坟墓，直到1708年去世。 说起来奇怪，50多年之后，一些工人在“埋葬瘟疫的地方”掘土时，发现了一些毫无疑问与死者有关的亚麻布，他们立即染上了斑疹伤寒热。3个人死了，但传染病在村子里蔓延开来，使70个人带上了这种病毒。斑疹伤寒症似乎是那场遍布英国各镇、夺去了千万人生命的可怕瘟疫的余威。 33年前，笔者曾经在利德斯目睹了一场斑疹伤寒热的爆发。它首先在镇里最贫穷的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富裕的地区。28个感染者挤在一个院子的7间房子里，3间连床铺都没有。其中住着12个斑疹伤寒症患者的房子里，空无一张床铺。其他院子里、房子里情况大同小异。康复中心和伤寒医院里，病人早已爆满。人们搭起了一所临时当作医院的小木屋，辟出一座工厂，专门用来接待伤寒病人。 时任利德斯教区牧师的胡克博士以及海尔阁下（后来担任了哥伦比亚的主教），天天视察这些地区，不遗余力地为病人分忧解难。最卖力的要数天主教的牧师们了。斑疹伤寒症瘟疫刚开始爆发，他们立刻就赶去帮助穷人。在那些人口密集的传染病住所，也许吸一口毒气就能致人死命，可是毫不畏惧的他们，尽职尽责地穿梭其间。人们总能在濒危患者和刚死病人的床架边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危险面前，他们的决心无法动摇；面对死神，他们毫无惧色，即使面临染上了瘟疫、一个接一个病倒死去的危险。亨利·瓦姆斯莱阁下，一位天主教副牧师，首先倒下了。接下来的一天，他的助手死去，后者到利德斯才3个星期而已。宛如一场攻城战，他们刚死，其他的人又立刻接上岗位。这些人快乐无比，因为他们被允许占据一个危险的位置。瓦姆斯莱先生的后继者接着牺牲了。加上已死的另外两个人，牧师们一共有5个人献身。为了纪念他们，后人竖起一块简陋的石碑，上面写道：“为履行神圣职责不幸染上伤寒病之五烈士，1847。” 此外，一位当地教堂的助理牧师也为这一事业而捐躯。一位因力倡戒酒而闻名乡里的绅士，也在这一场瘟疫中死去。镇里的两位外科医生染上了瘟疫，其中一位去世。这场瘟疫，一共夺去了400多人的生命。医生总是和疾病打交道，不管疾病是否会传染人。他们时刻勇敢地与死神搏斗，却往往连最少的报酬都得不到。哪儿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奔赴那里，有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们花费精力，忍受折磨，直到精疲力竭，在病入膏肓之时默默死去。他们是这样——生命在默默中奉献的英雄，荣耀却从来不会青睐他们。无名英雄才是真正的最伟大的英雄。 外科医生在战场上履行职责，与在贫困地区一样。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出去，带回来的却是急待包扎和看护的伤兵。在这方面，法国的莱瑞医生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在莫斯科大撤退期间，有人看到他在敌人的炮火下从容地动手术。当时只有一张营房篷布可用来保护病人，他叫人举在头顶，挡住纷飞的大雪。另一次在埃及燃烧的沙漠中，这位身影活跃的小外科医生表现了同样的热情。在首次与英国交火的时候，希里将军的膝盖被子弹击中了。莱瑞发现除非马上动截肢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建议将军截肢，将军同意了。手术就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而且时间只有3分钟。可是糟糕！英国骑兵已经逼上来了。这位法国医生和他的可爱的病人怎么样了呢？“时间不多了！”莱瑞说，“我把受伤的将军背在肩上，朝着我们那些溃退的军队飞跑过去。我发现一片壕沟，周围长满了丛生的灌木，我于是横穿过去。可是骑兵在这个沟渠纵横的地方不得不绕道而行。这样一来，我就有运气在这队骑兵之前追上自己的部队。最后，我终于背着这位光荣受伤的将军到达了亚历山大，在那儿，我完成了他的治疗。” 下面是另一个英雄。萨尔多夫博士，一位撒克逊皇家外科医生，在瓦格拉姆战役刚开始时，他的腿炸伤了。躺在地上，他看到离他15步远的地方，侍从副官克思伯格被一颗子弹击中了，正倒在那里鲜血井喷。外科医生明白，要是不马上动手术，这位将军很快就会死去。于是他拼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沿着地面一步步爬到将军的地方，替他止了血，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克思伯格来不及拥抱他的恩人。这位受伤的医生就已被转移到维也纳，他精疲力竭，截肢后4天就撒手离去。 在战斗中，部队往往在队伍后面预先准备一些马车，用来运载伤病员。当有人倒下时，他们就会被抬到医生那里接受护理。如果队伍被敌人赶回来，医生和伤病员往往来不及撤退，只好做了俘虏。在阿尔玛战役中，英法联军追击，俄国军队溃退，结果留下了一大批伤病员。几百名俄国伤兵被抬到战场的东边，在靠近河流的阴暗处一字排开。 幸运的是，当时的司令部里有一位外科医生。强烈的意志力、不可抗拒的热情、公正的判断力，以及很少和当局合拍的性情，使他的荣耀感和责任心极其强烈。他就是第四十四军团的汤姆逊医生。虽然俄国部队已经放弃了这块领土，他仍然成功地获得了400磅的饼干，以及协助他工作的必要人手。他立即让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的伤兵们饱餐一顿，下一步着手把伤兵伤口全部包扎好，这样整整花去了他从晚7点到半夜近12点的全部时间。 这时，留下来的士兵全部去运送英国伤兵了。他们把伤兵运送到停靠在欧帕托亚的战舰上去。可是，汤姆逊医生和他的助手约翰·古纳斯，仍然留在俄国伤兵中间。白天烈日似火，夜晚寒冷如冰，就这样，他们单独留在那里三天三夜。终于，运气来了，交战双方休战了，他们把伤兵装在船上，运送到一个俄国码头。“最后，”肯拉克先生回忆道，“在26日早上，‘阿尔比’号船长路希顿上岸后发现了他的两个同胞，他们正处在求助无门的时刻。路希顿船长为他们的幸运而高兴万分，也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而倍感同情。” 与他们一样，伯纳瑞斯医院的外科医生恺依，在印度兵变期间，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那时敌人正向他们扑来，准备把他和他可怜的伤兵一网打尽。对于发生在考坡尔的那次可怕事件，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死了，从男人到女人，连孩子都无法幸免。在暴乱的印度兵的战火焚烧下，英国兵拼死支撑到最后。“简直不可思议，”纽约的库勒先生说，“在这些普通士兵面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无宗教信仰者。生活的艰难和亲友的穷苦，使他们很难具有任何宗教意识，即使有，也是少得可怜。可是，在印度兵大暴乱的时刻，他们的宗教意识突然产生了。无数的英国士兵，面临着印度兵强加于他们的两难选择：或者信奉暴乱者的宗教，或者宣布自己信仰基督教，从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野蛮人以各种残酷至极的方式处死。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毫无疑问，这些普通士兵死得异常刚烈，世上没有什么比他们所走的路更能通达光明之境了……他们是属于基督教阵营的，即使烈火金刚，都无法把他们刚毅的心灵撕裂……所以，在缺乏优美雅致的地方，刚毅仍然存在，除非你认为优美雅致就意味着高尚之物、就意味着纯洁高尚的生活，以及一种发自心底的宗教意识。” 接着就让我们谈一谈两位士兵的例子吧。在玛尔腾最近爆发的霍乱期间，他们服役于第七十军团。在没有妇女的情况下，他们承担了护理病人和死者的任务。在霍乱医院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德比希下士由于疲劳过度，终于倒下了，但他的岗位马上又有人替补。另一位霍帕下士，自愿到托帕医院去服务，在那儿，他受到了院方和军方的双重嘉奖。两位下士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时刻与死神搏斗。过了不久，部队领导来到玛尔腾视察，当着许多可敬的同志之面，公开表扬了德比希和霍帕。 同样的品质闪耀在战火纷飞中。1812年，法军围攻凯狄兹城。在大街上，在窗户边，在屋子门口，到处可以见到倒下的人们。敌人的炮火一来，人们就拉响唯一的一口大钟，警告居民赶快逃避。一天，报警的钟声拉响了。可是，炮弹偏偏纷纷落在大钟上，把它击得粉碎。负责拉钟的僧人毫无惧色，拉响了另几口小钟。这位善良的人战胜了死亡恐惧。 在这场围攻战中，女人表现出了同样勇敢的行为。玛塔高达是一个偏僻的堡垒，没有沟壑，也没有防空洞。在这个堡垒中，驻扎了140名英国士兵，任务是阻止法国军队的进攻。一队74人的西班牙士兵和一支全副武装的小舰队合作，共同抵御敌人。可是，一艘伪装的敌舰悄然进入码头，向着小舰队猛烈攻击，士兵们纷纷落水，舰队被驱赶到凯狄兹码头去了。58门大炮和最大口径的迫击炮集中火力向着小堡垒猛烈轰炸。脆弱的围墙在如雨般炮弹的攻击下，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光秃秃的城隍和勇敢无畏的卫戍部队。激战进行了30个小时，只剩下玛塔高达妇女在抗击。 一位名叫丽旬的陆军士官妻子在炮塔里照料伤兵。病人口渴了，急着要水喝。她叫来一位当鼓手的男孩儿，请他到井里去打水。男孩儿犹豫着，因为他知道水井正处在敌人的炮火攻击视角之内。于是她自己抢过水桶，冒着密集的炮火冲向水井。在井边，她终于打满了一桶水，随即一颗子弹打断了水桶绳，她又从容地把它修好，带着水回到病人身边，完成了任务。 炮火密密麻麻地掉落在堡垒中，一个小时之内把西班牙国旗旗杆打断了6次。最后，指挥官托马斯·古拉汉姆（之后是里拉多奇）见抵挡不住，便派一个小分队把幸存者送走。在副官莱福瑞的指挥下，他们占据了一座阵地，可是不久副官就牺牲了。战士们拼死抵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才最终放弃了阵地。小船载着幸存者，包括这最后一名战士和英勇的玛塔高达妇女，回到了凯狄兹。 有谁会相信女人也能在战时护理伤兵呢？这样做，确实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高贵的精神。护士往往来自日常家庭妇女阶层。在南丁格尔小姐献身于照顾伤老病残从而使自己名垂青史之前，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护理是一件需要专业培训的事情——它需要聪明、坚强、专注，以及仁慈、同情心和爱心。“据说，甚至书上都这样写道，”南丁格尔小姐说，“每个女人都是一个好的护士。相反，我认为男人对护理的知识知之甚少。” 然而，她把自己奉献给护理职业，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一句话，出自爱心和责任感。她本来根本就没有必要从事如此令人厌烦、如此不为人喜欢的职业的。她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小姐，懂得多种多样的手艺。她是家里的宠儿，逗人喜欢，也是交际圈里的中心。上帝给了她一切使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都幸福无比的东西，然而她放弃了所有这些追求，走上了一条通往痛苦和悲哀的路。她对自己的同类永远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心。她在学校教孩子，看望贫困穷人，当他们生病时则救济他们、护理他们。她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不过是英格兰的一个小角落而已——汉普郡的恩布雷。然而，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做的好事，也能在暗中悄悄完成。美好的世界在向她招手，她本应该做镇里其他女孩儿所做的事情，可是她的心灵把她引向了别处。（注：1曼彻斯特主教在欧斯维忒布道时，收到一位年轻女孩儿的来信。她告诉主教下面一些关于她的生活的事情，并问他在这样的生活中是否还有时间做善事：“我们10点钟早餐。早餐占据了一小时的大部分。其间我们阅读来信和报纸上的新闻。之后我们必须回信，母亲希望我替她写请柬或对别人的请柬进行答复。接着我必须去温室喂金丝雀和鹦鹉，并修剪树枝和花。然后就到了着装去午餐的时间。我们的午餐常常在午后2点钟举行。3点，我母亲喜欢我陪她去打电话，然后估摸着朋友们来访了，就回家喝5点钟的午茶。这以后，我们准备开车去公园，然后回家吃晚饭。晚饭后我们去剧院或歌剧院看戏，之后当我回到家里，已经精疲力竭，连自己这一天做过什么都记不清了。”）对不幸者、失落者、被蹂躏者，她怀着浓厚的同情。她看望医院、监狱和管教所。当别人在瑞士或苏格兰或海滨消磨快乐的假日时光时，她却一头钻进德国护士学校或德国医院里。她从零学起，先学习如何使用抹布、硬毛刷、掸子，然后循序渐进地学习护理技术。接连3个月，她日日夜夜守候在病床边，从而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 南丁格尔小姐回到英国以后，继续从事她的工作。“女家庭教师医院”由于不懂得如何管理，几乎濒临倒闭，于是她负起了管理这所医院的责任。她忘记了对自己家庭的爱，忘记了乡村里新鲜的空气，全身心投入到哈雷大街那可怕的医院里。在那里，她把自己的精力、时间、才学，全给了她那些病弱的姐妹。虽然医院被挽救了，可是巨大的压力使得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她不得不抽空跑到汉普郡去呼吸宜人的空气。 然而，一件急待救助的事情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急需一大批专业护士。伤病员躺在博斯普鲁斯的医院里，少人看护。南丁格尔小姐服从了自己高尚的冲动，立刻赶去救助他们。她上了一艘开往斯库塔利的船。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生命威胁，艰难困苦，船只失事，总之是什么样的危险都有。然而，当责任感推动勇敢精神时，谁会考虑危险呢？南丁格尔小姐几乎是有求必应。她深入到伤病员中间，护理那些受伤的士兵和水手；她安排了一切护理事务，管理着整个医院的大小事情。 在这位英国小姐的耐心看护和救治下，伤病员很快得到了康复。当士兵们看到她俯身拾起他们掉落枕头的身影时，默默地为她祝福。他们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只是称她为“光明小姐”： 睡吧，谁替他圆一个安静的梦？ 敌人已离开，他的心思与谁共？ 天使不曾来过， 唯有一张美丽的面孔， 在人间里，焕发着生命的温暖！ 战士们崇拜这位年轻的小姐，他们禁止一切可能伤害她的粗言秽语；需要动手术时，他们毫不畏缩，强忍住一切痛苦；对她的建议和劝告，言听计从。而她，也十分关怀那些普通的士兵。她不仅对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关怀备至，而且与他们那些英格兰、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偏僻山区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她替他们节省开支。每一周，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替他们发送给家乡朋友的汇款。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莫逆于心的相知之情！ “勇气，说来简单，”她说，“无非就是耐心、善良，以及默默忍受痛苦的力量。一个民族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比一个普通士兵所表现的，又多到哪里去呢？……就拿一个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别人——不管是他的女王，还是他的国家，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比一切禁欲、斋戒、谦逊、坦诚都强过许多。在英国，这种自我奉献而不叫作牺牲的精神，确实什么都比不上。”因而，即使从最普通的士兵生活经历中，我们都能读出许多。 丝坦蕾小姐回到英国以后，就投身于帮助那些士兵的妻子和寡妇。她在约克大街和威斯敏斯特购买了一所房子和花园，建起一个机器洗衣店。她从政府那里取得了一个专门提供军服的合同，从而保证了一大批被遗弃妇女的就业机会。丝坦蕾小姐以巨大的热情致力于安慰和护理伦敦穷人的妻子。在千万个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但那些善良的女人所做的工作与她并无二致。她把终生献给了为他人服务的事业中。她是自我牺牲的化身。至于是否获得他人的嘉许，这并不重要。对那些希望步她后尘的人，她说：“永远别忘记阿诺德医生。对他日志中的最后一条，我每天都重复两次：‘做上帝所愿做的，也别怕别人做你所做的，如果神愿意，它就会如此。’” 好的榜样永远带来好的结果，其他的女人也都走向了同一条道路。在这些人中，佛罗伦斯·利丝小姐，就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她不仅亲自从事护理工作，而且还教别人科学护理知识。她心中第一次萌发做善事的念头，说起来奇怪得很。这起因于她亲爱的哥哥之死。她的哥哥死于中国上海的一所海军医院里。每当她想起他，想起他在陌生人手中受到的照顾，便感到一种巨大的动力，使她希望为别人做别人为她哥哥所做的一切。 这件事发生在她还是女孩儿的时候。她向已故的威彻斯特主教请教。他说，这么小就从事这种工作未免太早了，“等你的悲哀过去，心灵真正成熟了，才能从事这种职业。”但她的决心和心愿已定。于是她向心目中的真正英雄——南丁格尔小姐请教。从她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建议和培训帮助。终于，在3年的等待之后，她进入了圣托马斯医院，开始了护士生涯。不久，她到了皇家大学医院，获得了珍贵的实践经验。为了完成护理知识的学习，她花数年时间跑遍荷兰、丹麦、德国和法国。在德国的凯塞沃斯，经过护理女执事的常规临床训练，获得了从业证书。在法国公共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汉逊的关怀下，她获准在罗马天主教姐妹的指导下进入巴黎第一医院工作。作为一名助理医师，她与奥古斯丁、圣托马斯·威兰乌菲等人合作。姐妹们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而这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她与她们合作得非常愉快，虽然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各不相同。 姐妹们对她的友好，非言语所能形容。她们对待她，更像是姐妹和朋友，而消除了信仰、国家和世俗生活的差异。除了学到临床知识以外，她从她们那儿还学到了困境中的沉着和乐观，在极端困苦时对万能之主的期盼和信奉，坚定的忘我精神，以及放弃一切既得的属于主的东西。在那儿，她也学会了对于所有那些伺奉和护理病人的人来说值得珍惜的乐观情调。属于利丝小姐最后的也是最可贵的锻炼，是在勒巴佛将军（后来担任了法国国防大臣）的允许下获得的。他的影响使她进入法国军事医院工作。这是一次具有双重收获的锻炼，在这儿，医院主管、已故的米歇尔·勒维将军对她的进步产生了兴趣。这位将军称自己是克里米亚的南丁格尔小姐的“同志”，由于后者的原因，他使利丝小姐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训练和培养。他承认，这比可能给予任何一位法国护士，或者通常而言给予任何一位英国女人的训练，要严格得多。然而，从米歇尔·勒维将军那儿得到的实践经验，是如此之宝贵，以至于在她以后的从业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忘掉。 经过这次长期的护理见习之后，她回到英国。不久法德之战爆发，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这次残酷战争的结果。胜利的一方无情地屠杀伤病员，或者任由他们死去。他们成千上万地躺在露天里，缺少护理，也得不到救治。利丝小姐的心被仁慈和同情触动了。她立刻出发来到欧洲大陆，随同而来的还有3名德国小姐，不过不久之后她们分道扬镳。利丝小姐穿过比利时来到科隆，在这里，她看到伤病员一排排地躺在车站的平台上，孤立无助。经过科布伦兹、特里维斯，她到达了目的地迈兹。这是她下船之后的一次艰难行程。在一片混乱中，她丢掉了包裹，只身来到了这里。 这时，巴扎雷元帅正带着一大批部队在迈兹驻扎。弗里德雷克王子向这个城市增援了一支由德国人和巴伐利亚人组成的部队。利丝小姐被指定到玛拉格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这儿正处在增援部队的后部。她到达指定地点后，发现所谓的医院不过是一个废弃农场，所谓的病房只是几间谷仓。这是一个极为糟糕的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护士们睡在用稻草填满的布袋上。药品和食物奇缺。最主要的病症是斑疹伤寒热，这是由于战壕潮湿所致。这所传染病院里只能容纳22张床位，因而总是人满为患。 一所乡村医院的护士，工作上当然没有轻松可言。热病患者被抬进来时，她们首先得把他洗刷干净。从战壕里出来的人，脚上的泥巴都结成了硬块，因而护士们必须在清洗之前把泥土刮下来。清洗后，患者被放到病床上，开始行医用药。有时，护士们得清洗病人黑乎乎的嘴巴，有时则要帮助他们洗净全身。晚上，病人常常说梦话，护士们就用湿毛巾替他们敷头，或者替他们洗手净脸，并把床铺移来换去，以免弄痛他们。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 病人有时会变得狂躁不安。利丝小姐讲述了一则自己在迈兹热病医院发生的故事：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值班，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她爬上楼，发现一个狂躁的士兵正在拼命打门。这个可怜的人盼望回到家里，见到他那位“文静的多嘴多舌的人”。她叫来另一位病人帮忙，告诉他明天就会回到家里，这才把他重新弄回病床上。楼下另一位狂躁的病人，这时正从床上的枕头下抽出一把刀。利丝小姐连忙冲过去，把刀抢过来。原来枕头底下一直放着一把刀。她把刀藏在偏僻的地方，外科医生一回来，她就恳求他，以后千万别把她一个人留在医院里值夜班。 护士们在那儿工作了几周。士兵们有的死了，有的治好后却成了残废，被送回家里，只有极少数人重新回到岗位上。最后巴扎雷投降了，他把俘虏送回德国，而“铁血王子”和他的部队则行军去围攻巴黎。利丝小姐完成了在迈兹的任务，但她自愿接受的工作却没有完结。她远途跋涉（中间坐了一段车）去了汉堡，被安排在处于普鲁士加冕公主监督下的伤兵医院工作。在那儿，她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保证正常的空气流通。德国医生讨厌气流，所以每当这位护士打开窗户，医生就趁她不在之时叫人把窗户关上。她向加冕公主申诉，最终赢得了开窗的权利。 利丝小姐的故事在继续。从德国回来之后，她准备航行到加拿大和美国，去视察那里的医院。1873年，她完成了任务，沿途视察了哈利法克斯、魁北克、蒙特利尔、多伦多、克利夫兰、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和安纳波利斯，看了一切想看的东西。最近几年，利丝小姐成了威斯敏斯特护士协会的会长，至今仍在继续她的辛勤工作。许多女人，不管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都把自己献给了这种神圣的职业。她们深入到城镇的庭院或弄巷里，护理那些没有她们就必然躺下或死去的病人。她们的双手抑或心灵，并没有在为她们那些可怜的病人做最卑下、最烦闷的工作时受到玷污。这里要提及的是工作在波普勒穷苦女孩儿中间的沃凯尔夫人、工作在西部最高法院的欧卡塔薇亚·西尔小姐、工作在布赖顿的韦凯斯夫人、工作在朴次茅斯的士兵中间的罗宾逊小姐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难能可贵的人。因为世界上存在许多求助无方、哭救无门的无助者、堕落者、贫困者、饥饿者，她们甘愿默默奉献着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无数的英雄行为不为人所知。或许，穷人会比富人的英雄行为更多一些，因为前者更加同情他们的邻里。一位街头乞丐说，他从贫穷的街头女孩那里得到的施舍，远比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多。美德穿得破破烂烂，却能博得尊敬。 “人们谈论英雄和英雄行为，”比利先生说，“常常认为英雄行为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城市生活中，也能得到充分的表现。而英雄，也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高尚地生活和工作。最高贵的自传，并不一定非形诸笔端不可。世上有许多伟大的英雄，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受尽折磨、痛苦和失落，却一直保持着完美的品德。谁服侍上帝，帮助他的亲人，追求美德不辍，谁就能在心底拥有真正的勇敢和善良的品格，他就应获得主教、将军或法官给予的荣耀。” 我们最近常常谈到玛丽·卡比特这位仁慈的女士。有生之年，她全身心投入到救助那些被人遗忘的穷人中去。她在布里斯托尔设立了一座教养所，并亲自担任总监。她怀着纯洁的目的，出入连警察都不太敢去的街头巷尾。面临眼前展现出一片贫民窟的可怕景象，她从不沮丧，也不厌烦。她把孩子从这些悲惨的地区带到她那简陋的教养所。这种无畏的工作精神，比之约翰·哈佛毫不逊色。她笔耕不辍，不停地把自己的设想公之于众。最后，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政府采纳了她的计划，建立一所“感化劳动学校”，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孤儿。在我们的军队中、工厂里，有无数的人有理由向“玛丽·卡比特”这个名字表示感谢。年龄并不能阻止她的慈善工作。60岁那年，她到了印度，把她教育体系的种子播撒到东方世界。她一共到过印度4次。最后那次是在1876年，这时她已接近70岁。有生之年，她亲眼见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全面开花。整整一代人，要不是有她，就会沦于邪恶和犯罪的紧紧包围之中。对于这些女人，关于她们那些忘我的工作，除了给予人类所有的荣耀和祝福，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已故的希丝霍姆夫人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工作领域。她致力于帮助年轻女人移民，照料直至她们得到妥当的安置。一次，在带着一大批移民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她和她的丈夫参加了一次宴会，在宴会上，她阐述了自己从事这一工作的动机。“生命的价值，”她说，“就在于顺利的境况下，通达一种无法言说的天堂般的幸福。我懂得这一点时还是一个小孩儿，当时还在利格·瑞奇曼德的膝头咿呀学语。童年时，我常常玩一种用胡桃壳做成的船的游戏，把分开的家庭成员运送过海，使他们在另一个国家团聚。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把一个卫斯理公会教徒和一个罗马天主教牧师放在同一个胡桃壳里，而作为游戏的一部分。这种念头肯定是由我母亲的做法所引起，她在邻居叫门时要我待在房子里。这些邻居有的是旅行家，见多识广，他们热烈谈论着传教的事——当时传教已经开始成为人们的话题。后来这种念头便在我成年之后根深蒂固。她是一位好母亲，属于我的一切热情和品格都受益于她。不要掉一滴眼泪，也别让恐惧改变自己的主意。她的格言使我坚定。”长大后，她爱上了一位在印度军队服役的军官。然而在订婚礼上，她告诉他，她感到上苍给了自己一个使命，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解救人类的痛苦，而不管他工作的地方是国内还是国外。由于她的坦诚直言，他更加爱她并同意她的一切想法，不久，这对美满的夫妇结婚了。丈夫非常忠诚于自己的婚姻，而且还帮助妻子开展工作。时机终于到了，1850年，一大批被遣送的移民亟待安置。希斯霍姆上校立即自费航行到澳大利亚。出发前，二人把他们微薄的收入分成两半，然后就分手了。希斯霍姆夫人随后也到了印度。在那儿，她建起了一所专门教育欧洲军人的女孩的学校，名叫“工业女校”。这所学校至今还在。1838年，她和丈夫曾经到澳大利亚旅游。 “在那儿，”她说，“我发现了几百个无依无靠、没有工作的单身女人，而且乘船抵达的人数越来越多。显然，她们当中绝大部分过着不光彩的生活。我说服自己，决心肩负起为这些可怜的人提供安全和正当职业的责任。我在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面前坚定不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地方长官后来同意我与那些女孩同睡在临时移民营的一间小屋子里。真的，我在那里睡的第一个晚上，便发现老鼠成群。于是撒了毒药，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样一来，我便在那些女孩儿中间树立了个人威信，她们开始对我言听计从。我创办了一所大学，通过教育使她们尽快融入当地生活，并使几百个女孩儿得到了妥当的安置。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我发现，只有使这些孤独无依的女孩儿组成大的团体，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她们才能真正得到安置。而且，我还必须与这些团体朝夕相处。每个团体人数从100到150人不等。就这样，我在澳大利亚连续坚持工作了许多年。为运送移民而预付的一大笔钱款，因为她们的诚实守诺，这些预付金很快被收回。这么多年来，我仅仅才损失20英镑，这个数目微不足道。上帝保佑，我成为一位获取职业的中间人。在离开那儿之前，我一共抚慰了不少于1000颗柔弱的心灵。在那些被从不光彩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年轻女孩儿当中，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我应该永远记住当初接受我的人给予我的温暖，记住我的丈夫和孩子对我的支持。我的孩子，他就在我的格言下成长起来的——相信自己，自谋生存，并且，像他们母亲教导的一样，从不寻求政府的津贴，也不要拿政府的工资。”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并非英雄行为的贴切事例，最感人的例子，应该要数献身于在海难中挽救乘客生命的那些人。一个来自澳大利亚西部的故事，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年轻淑女的英勇行为——她的名字叫古丽丝·布瑟尔。“基尔格特”号汽船在帕兹附近的海滩上搁浅了。船上派出一只小舟，把妇女、孩子抢送上岸，可是冲天的海浪随即便把小舟淹没。可怜的人们抓住小舟的边缘，拼命挣扎，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在陡峭的海岸上，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年轻姑娘。 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去救这些淹没在水中的妇女和孩子。她飞奔冲下悬崖——真是不可思议，她与她的马冲进海浪中——在下一个高潮来临的瞬间，靠近了小舟，并成功地把妇女和孩子救上岸。当时海面还有一个男人在水中挣扎，于是她重新一头扎进水里，也把他救了上来。在如此汹涌的海浪中，她花了整整4个小时才把50个人全部救上岸。这些人上岸后，英勇的姑娘已是全身湿透，身心疲惫。但仍挣扎着回到12里外的家中，找人来安抚这些脱险的人们。这时接班的是她姐姐。她随身带着茶水、牛奶、糖，以及面粉，穿过丛林来到岸边。第二天，人们被带到她的家里，受到了悉心的照顾，直到完全恢复之后，才走上他们孤独的路。令人痛惜的是，英雄的姐姐，布鲁克曼夫人，在救援当中着凉了，几天后死于脑膜炎。 色得兰群岛一位年轻女孩的行为同样英勇无比。没有人愿意去救几个落水的渔民，她却只身入海，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当捕鱼队正在海上捕鱼时，一场暴风雨突如其来地袭击了遥远的乌斯特岛。渔船一艘接一艘安全上岸，可最后一艘却始终无法靠岸。岸上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艘渔船陷入可怕的困境。船翻了，水手们在水中苦苦地挣扎。在这节骨眼上，海伦·比特丽，一位瘦弱的少女，一边往前冲，一边呼吁人们不管多么危险都得赶快去救他们。可是人们回答，在这样可怕的暴风雨里救人，无异于送死。 海伦·比特丽却甘愿去送死。她快步冲向一艘小船，这时她的嫂子加入了她的行列。她的父亲一只手已瘫痪了，也冲过去为她们掌舵。渔船上有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另两个人则死死抓住还没有翻的船边，只等这些女流之辈过来救他们。她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船划到渔船边。这时，一个人已经被水冲走了，要不是海伦及时抓住头发把他拉上船，他肯定会被淹死。几经周折，其他的人也被救上船，安全地回到港口。海伦·比特丽后来靠当一个家庭女仆默默地挣取自己的面包，直至老死，人们才想起她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故事。（注：见1879年6月28日出版的《凡人》杂志。）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肯定能盛产女英雄。也许真是这样。 可是谁又能忘记她，兰斯通塔的女英雄古拉丝·达利？在诺森伯兰海岸的东北部，有一个荒凉的费恩岛。它只不过是一堆冰凉的石头，黑乎乎、光秃秃的，被一片咆哮的海洋包围着。在长达几周的暴风雨季节，谁也不能够接近它。这里除了在岩石上嗷嗷尖叫的海鸥和角嘴海雀，就没有居民了。然而，就在它的一个最偏远的角落，一座名叫“兰斯通岩石”的灯塔高高地耸立着，向往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船只发出信号。两个老人——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与一个年轻女人——他们的女儿，在1838年9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守护着这座灯塔。 “佛伐西尔”号汽船正航行在它从赫尔到邓迪的航程上。船上情况糟糕透顶：锅炉在离开赫尔不久就坏了。在勉强抵达圣阿布斯赫德之后，又被狂风暴雨刮了回去。它在暴风中漂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便盲目地撞在霍克斯岛的岩石上。船只的后部被撞裂成两半，9名船员被迫站在船只的前半部上面呼救，它仍插在石头里。而许多旅客和船员都被淹死了，从此长眠海中。 在半里外的灯塔里，古拉丝·达利听到了他们的呼救声，在她今天最后一次查看灯火的时候——太阳一升起，就可以把灯火吹灭。虽然海面大雾仍然弥漫，海浪在咆哮，但她还是看见了那几个抓着船只前半部的船员。她恳求父亲把自己的小船放下海，去救那些落难的人。父亲威廉·达利虽然认为这不过是冒冒失失去送死，但还是把船只拖下了水，古拉丝·达利第一个钻进船里。老人都同意了，何况女儿？当时，救人的机会，甚至自救的机会都微乎其微，然而上帝使她的手臂变得强健有力，宛如洞烛观照她的心灵。两个人在极端恐惧和担心中，渐渐离岸远去。 经过一段时间小心谨慎的划行，小舟终于靠近了岩石，这打通了通往落难者求生之路的第一步。划行过程中，古拉丝拼命摇桨，同时在岩石缝里左点右撑，以免船只被撞成碎片。9名获救者被一一拉到船上，送到了灯塔里。那儿，母亲正在恭候。她悉心照料、护理他们，直到落难者的健康和体力完全恢复。他们在那儿整整待了3天，直到风暴平息，能够被送回大陆。 古拉丝的英勇行为震撼了整个国家，无数的礼物纷纷寄到她的手里。艺术家从远方跑来为她画像，诗人为她创作了一首首优美的诗歌。阿德耳菲剧院愿意每晚给她20英镑，让她在上演海难场面时坐在一只小船里守望。但她是不会离开她那片被海水环绕的石头孤岛的。她无法离开那座灯塔，因为那里的光荣属于她、适合她，她的一生需要这样的坚守。见过女孩儿的人，无不对她的天真朴素、文静善良赞颂备至。救人事件发生3年之后，她得了肺病，几个月不到就去世了，死时安宁、快乐，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在她去世前不久，菲力普先生说，一位穿着朴素的女人来向她道别，祝福她在最后的路上好走。这位善良的姐妹就是诺森伯兰公爵夫人。她的桂冠将由于这次慈爱的、温柔的道别而永放光芒。贞德有一座纪念碑，而诺森伯兰的古拉丝却一无所有。她的事迹被登录在： 天堂的簿记中，不灭永生。 当天使为高尚灵魂的美德而载歌载舞时， 受福的人间却如此无情。 在与费恩岛方向相反的诺森伯兰陆地上，有一块很高的三角形岩石，上面耸立着巴伯拉堡。自古以来，它就是一座抗击苏格兰人入侵的坚强堡垒，同时也是英国内战时期一座重要的要塞。最近几年，它成了失事水手的避难所，这主要应归功于库勒维先生、杜尔汉姆（注：英国一地名）主教、夏普执事长等人。库勒维先生在这里所做的善事，其数量比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沿岸的船只经常失事，库勒维先生竭尽所能给予援助。由他组织配备的一个30人的小分队，在每个暴风雨夜里沿着8英里的海岸线不停地巡逻，一旦发现处于险境中的船只，则立即派出救生艇。遇到大雾天，巴伯拉堡就会警钟长鸣，提醒船只躲避。如果发现船只濒临险境，则鸣炮一次；如果船只搁浅或撞沉在岩石上，则鸣炮两次。同时，堡里会升起一面大旗，告诉遇难者，岸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不幸。当陆地上的救援船只不能及时赶到失事地点时，堡里就会发出信号，请霍里群岛的渔民赶往那里。这个耸立在悬崖上的撒马利亚碉堡，不仅为海上的人，而且为陆地上的人，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因而，像一个强大的守护神，”威廉·霍维特说，“耸立在云端，俯视着那片汹涌而险恶的海洋。这神灵般活生生的高尚，是世上所有善良的人终生追求的光荣榜样。无论谁，只要他遥视这神圣的建筑那高飞的檐角，得到它那无微不至的关怀，看到它为海洋和陆地送去吉祥时，请别忘记库勒维先生。那些穷困潦倒的人，那些在深夜里恐惧战栗的人，当他们默默为他祝福时，他已化为尘烟、长眠不醒。” 第十章 最伟大的力量根植于同情心 神秘而莫测的同情心， 如同银线和丝带， 将心和心、情和情穿针引线， 把肉体和灵魂拴成永恒。 ——瓦特·斯哥特 请你温柔地爱我， 凝视我眼睛里的一朵花。 心灵将从此豁然开朗， 你可以看到，我那隐没其中 深深的一片同情。 ——娃丽茵 人人都爱着自己：即使最穷的人， 在困乏的生活中也渴望光辉的时刻。 当他们明了自己已经成了 福佑很少的丈夫和父亲， 仁慈仍然永在，因为 属于人的同一的心灵在胸膛跳动。 ——沃兹沃斯 同情心是永恒的生命之谜。它战胜了邪恶，弘扬了美德；它解除了反抗的武器，融化了最顽固的心灵，促长了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它是基督教得以立足的伟大真理之一。“爱你同类的人”，包含了足以使世界焕然一新的福音。 据说，圣约翰很老的时候——老得几乎都不能行走和说话了——在朋友的搀扶下，参加了一次教会举办的儿童集会。在会上，他站起来说：“孩子们，爱你同类的人。”接着，他又说：“爱你同类的人。”有人问他：“您没有其他什么对我们讲的吗？”他回答道：“我一再重复这句话，是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别的就不再需要了。” 同样的真理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同情心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它无非是无私和爱心的另一代名词而已。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忘却自我并将自我投入于他人。我们同情他，帮助他，安慰他。因而，没有爱，就没有同情。仁慈、同情心和爱心，是同时受到祝福的；祝福，既为那给予者，也为那接受者。当它们在给予者心中结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也就是在接受者心中生长出仁慈和爱心之时。 “我们经常通过同情心而非劳动，”凯隆·法拉尔说，“做更多的善事，并通过嫉妒心的缺失和美德的意识，而不是雄心勃勃的坚韧努力，来使世界走上更持久的幸福之路。一个人也许会失掉地位、影响、财富，甚至健康，但如果他认命的话，同样会生活得舒适。可是，有一件东西，少了它，生活就会成为负担，这就是人的同情心。” 确实，仁慈的行为并不一定总是受到欢迎，但对于怀着同情心的帮助者，无人可以将他拒之门外。这属于我们生存竞争中难以征服的困难之一。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应该得到常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帮助。我们应该记住，正如边沁（注：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所深刻指出的那样，野蛮人的幸福与一切人的幸福并无多大差别，与人类中最善最高贵者的幸福也是一样的。因而，一个人既然自己未曾从善从恶，对他人也不会为善为恶。 或许，在唤醒人心中的情感方面，没有什么比同情心的作用力更大了。即使是最粗野的人，也会深受感动。它比暴力的作用要大得多。一句友善的话语，一次友善的注视，能使无法征服的人乖乖顺从。同情心导致爱和顺从，野蛮则招致厌恶和反抗。还是一位诗人说得好：“暴力本身，其力量不过是温情的一半。” 假如允许同情心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它必将成为一种广泛的公共慈善事业的形式。对于那些极力帮助朋友摆脱贫穷和悲惨境遇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改善劳苦大众苦难状况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把文明成果深远地融入人类生活中的人，对于那些极力把破碎的家庭联结到和平友爱的纽带中的人，同情心有着其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情是每个人的责任，特别是那些与别人相比命运更加钟爱他的人，那些享有别人没有的财富、知识、社会影响力的人，更应如此。他们，至少应该为改善普通人的状况，贡献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同情心的力量并非金钱的力量，也非大智大慧的力量。人们往往过分高估了金钱的力量。保罗和他的信徒把基督教播撒到半个罗马世界，用的钱绝不会比从普通集市上赚取的多。伟大的基督教社会学说是建立在“兄弟之爱”这个观念之上的，“尽量为别人做，直到别人为你做”。每个人应学会帮助别人，强壮的帮助虚弱的，富裕的帮助贫穷的，渊博的帮助无知的，并且，反之也是，那些拥有很少的人并不缺乏帮助那些拥有很多的人。一切依靠力量的强度而定，因为信徒是无法教导他的教师，无知者和无助者无法帮助那些教导和帮助他们的人。 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生活。他拥有的力量越大，能够给予自己和别人的生活的价值也越大。当环境并不与之相悖时，他就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他能够为自己做很多，并且，上帝给他的一切，他也必须传递给别人，这本身就是他的专项任务。 所谓希望理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充其量这只不过是对幸福的一厢情愿。幸福意味着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其内在的美德，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为它受苦越多，与它就越是亲密。“我母亲影响力的秘密在于，”弗拉契尔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正如她早期的朋友，瑞品的凯维顿博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影响力构成了她的生活基调。在他写给17岁时她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从未曾听说过有哪一个人像你那么受到别人如此温柔、如此真诚、如此全面的宠爱，而且我相信，别人对你的这种爱，恰恰来自于你爱别人的能力。’” 世上最可悲的人，是那些对自己失控，缺少责任心的人，那些虚度一生寻求自我快乐的人，或者那些即使在为善的时候，内心仍充满邪恶动机和自我满足，不畏惧良心谴责的人。那些对自己的美好感觉充满自负的人，他们爱自己彻底，对别人却毫不在意。即使在外面表现得文质彬彬，但如果你跟着他们到家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操持家务的，一切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已故的拉姆瑟教长曾经讲过一个可悲的故事：一位小男孩儿升天后参加了一次死人的会议。“我爸爸会来这儿吗？”他问。有人告诉他：“当然，他也会来这里。”小孩儿立即回答说：“那么，我就找不到伴儿了。” 虚假的同情心是非常普遍的。夏普说，可悲的虚情假意其最严重危害在于，它们易于产生一种同情和愤慨的习惯，却不会有真正地解救危难或反抗压迫的行为。因而，斯泰因能够同情一只死了的驴子，却让自己的妻子挨饿。（注：英国民间故事，斯泰因的妻子叫他到外面找点吃的，他出来后看到一只死驴。他历来以富于同情心著称，因而悲伤地把死驴子埋了。回到家，妻子已经饿死。） “歌德，”拜因教授说，“一直与悲伤无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最大可能的聪明来理解人们的痛苦，可是只要着手行动使他们摆脱痛苦，就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而悲伤只能刺伤他的心灵，打乱他的生活，除此别无他用。”（注：拜因《性格研究》） 在圣奥古斯丁、巴克斯特、乔纳森、爱德华兹、亚历山大·克诺克斯等人的著作中，读者将会发现，在他们关于神的真理和人的职责的观点中，宗教情感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亚历山大·克诺克斯说：“与其说同情心最能够激起感情，毋宁说除此别无他途。心灵必须作用于心灵，活人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心灵交融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坚强只能存在于善本身被找到的时候，不管这种善是尽单纯的法律义务，还是解除对美德的限制。善能够单独反作用于人的性格。 人之所以获得新生，很少是因为抽象的真理，而是由于通过善和同情心所表现出来的神圣的激情。这是“让全世界都邪恶”的自然界所没有的。一个把自身投入到别人的存在中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全身心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就对别人施加了一种神圣的影响。他被最强大的安全卫士守卫着，向自私提出挑战。考验过后，他仍然谦卑而高贵。凯隆·默兹雷曾经用自己的双手表明，同情和互相帮助能够转化成一种快乐，能够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它减轻痛苦和悲伤——这种原理是基督教的伟大发现之一，具有和科学原理中的新发现同样的意义。 最好的和最高贵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维伯弗斯主教以其同情心而闻名天下。有人问他的一位朋友：“维伯弗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同情心。”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答案。主教是一个胸怀宽广、慷慨宽容、行动自由的人。他常常活动在最基层的社会，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投入到每一个有着美好目的的计划中。任何在他看来值得努力的事情，他都会带头去做。结果往往成功。 同情心是对他人的苦难、艰辛和懦弱的感受能力。诺曼·迈克雷德曾说，同情心是他性格中最先也是最后的事物。他发现人性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而最平凡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迫放弃了这其中存有的某些优越性。“当他每一次来看我时，”一个铁匠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铁匠，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什么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印象，但一直都在，就是这般自然。”毕竟，人是人的所有行动的中心，因此人心中有什么以及流露出什么，就是唯一重要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同情和主动，他的感受就应该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只有我们人类，才能踏上跨越人间限制之路。 当诺曼·迈克雷德即将前往格拉斯哥行使他的男爵职权时，他说：“我们需要活着的人，不是他们的书籍，也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本人……贫穷困苦者、衣食无着者、浪子和伤心人，由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也没做，因而能够看到和感知从那诉说着内心的光明与宁静、展示着疲惫心灵发现和享有的休憩之所的眼睛里悄悄放射出来的爱。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完全的无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事物。这种无私，把常常注视舒适精致的屋子的目光，带到一个肮脏混乱的陌生处所。这种无私，使自己能以一种那么友善的话语、那么温柔的拥抱表达出来，以至于陪伴他们一生。”这些话成了他行使格拉斯哥男爵职权的主要指南。 “我的打算是，”他又说，“对我们的人民加以认真的训练，使他们履行自己的个人义务，诸如扎实地工作；保持健康、清醒、友善、谨慎、纯洁；作为父母的家庭义务；作为社会成员的谦恭诚实的义务；诺言的兑现；作为独立工人的服从；对他们的国家——不管是对统治者还是对司法行政——的义务；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政府的了解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之前已经极大地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因而迫切需要展开更广泛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应把这些原则潜移默化地带到他们中间去。” 迈克雷德的话同样可以应用于伦敦，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富有也最贫穷的城市。很少有人会知道伦敦的东部居住着无数的穷人、病人和不幸者。一些人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却很少有人会施舍自己的时间和头脑。不过，已故的爱德华·丹尼森却是一个例外。他全身心投入到改造伦敦东部贫穷状况的工作中去。他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几所小银行。他知道，改造一个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多余收入从酒吧里抢过来，提供给他的家人和未来。他不断地在那里建起了学校、阅览室和教堂，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人从不幸中拯救了出来。可是，面对这么多人，他的力量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一件最怪异的事情是，”他说，“在当今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里，居然有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事实是，我们近20年来接受了不可思议的财富，却没有对与之相关的背景加以反思，也没有提醒我们自己对这种成就所需要的艰辛和牺牲加以关注。”丹尼森仅仅起了一个开头作用，在他的成果能够被收集起来之前，他就逝世了。但是，如果谁愿意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前面仍然有他所标画出来的广大的义务天地。 下面是约瑟芬·迈斯特在他艰难困苦的一生行将结束之际发出的呼吁：“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一生是怎样的——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然而，我知道一个平庸者的一生是令人厌恶的。在这个愚蠢的星球上行走的芸芸众生之中，那些真正为善、对社会有用的人何其少也！在那些能够被称为‘他为善事而奔走’的人面前，在那些成功地教育、安慰和解放他人的人面前，在那些为了做善事而真正做出牺牲的人面前，在那些隐姓埋名、对世界一无所求的慈善英雄面前，我无法报以一言，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人们的日常奔走为的是什么？在这千千万万个人当中，又有几人能够坦然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做过什么？我是否促进了普遍性的工作？我留给这个世界的，究竟是善还是恶？’” 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是：“如果有人问我，消除英国社会中的各种差别，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将用一句话回答他：‘最需要的是同情心’。”缺乏同情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罪恶。我们的时代，有着一条巨大的裂口，它把社会划分为许多阶级。富人远离穷人，穷人也远离富人。一个阶级拒绝付出自己的同情心和领导责任；另一个阶级则拒绝付出自己的服从与尊敬。 旧的社会法则是：世界必须由那些友善的、热心的监护人来统治；命运的无常，部分是由那些天生高贵的人的自发的仁慈和爱心行为来弥补。可是这一切如今都不见了。现在的法则是：毫不顾及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是我们地球空间的北极星；任何横在它路上的障碍，都将被我们饥饿的铁蹄践踏得粉碎。 在雇工和雇主之间，同情心看来业已消失殆尽。在大工厂区，主人和工人分开居住，他们彼此一无所知，互相之间也缺乏同情心。如果工人需要提高工资，罢工就发生了；如果雇主需要减低工资，裁员就发生了。罢工和裁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提议开协商会，可是它的结果有时好，有时则不妙。焰火越扇越高，话锋越来越激烈。有时，雇主的房子被送进了火堆，他的马车也被烧毁。于是招来了骑兵和步兵，一切都停止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对于双方的头脑和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啊！ 对于家庭服务，我们又该怎么评价？至少在大城市里，人们已不再需要同情心了。不断地变换继续着——一个服务大军紧接着另一个。家庭生活不再能够以物物交换的原则进行——金钱就是一切，服务就是一切。本来，女仆进入我们的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是被当成家庭的一员。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虽然女仆的帮助对我们日常的舒适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她现在只不过是被看成一个受雇的人，她只为那么多的通用货币而按照主人的安排行事。她生活在厨房里，睡在走廊里。除了这两个与她的工作有关的地方，她对任何地方都不感兴趣。主人和仆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心，宛如两个住在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 一位女士向我们写信谈到了安妮·玛凯，她与自己的主人罗伯特·狄克生活在一起，没有小费，也没有报酬，主人死后，她也没有接受他那可怜的遗物。信中说：“她的独立精神确实弥足珍贵，在我们的农民中间，这种精神已经变得十分罕见了。哪儿还有这种精神，哪儿就应该倍加珍惜，因为在今天，事物的变化从不停息，而且越来越快，以至于旧观念转眼间就被颠覆。随着她和她那一代人的消失，我担心，她对她主人的这种感情将会在新的一代人中变得闻所未闻。当我听到或读到主人对自己的仆人缺乏同情心的事例时，我就深感愤怒——好像铁路、汽船和少量知识造成了仆人对我们原有感情的变化，而我们仍然能够维持旧有的那种关系似的。她们渴望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她们是无法满意的。” 同情心的缺失成了社会的通行病。我们互不认识，也互不关心。自私的根已经扎得极深。在追求快乐或财富的过程中，我们彼此僵硬而漠然。每个人都急切地奔向自己的路程，对他人则漠不关心。我们从未考虑过是否帮助那些负担比我们自己重的人。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注：拜因《性格研究》）指出了这种现有状况的可悲之处。它使人们对欺诈和犯罪行为熟视无睹。无法充分认识人类之间的兄弟关系，在自私而执着地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既忽视使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得以完美的企盼，也忽视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加以关注的追求。 懒惰而自私的人，很少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从来对被遗弃者或穷困者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凭什么要帮助他们？他们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他们在受苦受难？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每天都有。无法治好，就只有忍受。千百年后，它还会是老样子！” 即使是死者的声音，也很少能唤醒“别管”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对自己的享乐、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懒惰，都是极端投入，对别人的呻吟声却充耳不闻。讨论贫穷、无知或苦难，这使他愤怒。“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帮助自己。”与“别管”相比，懒惰还算是一只活跃的动物。 然而，“别管”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摆脱。漠不关心，一个从不同情和帮助别人的人，往往会得到公正的报应。某人对几条街外的居民所呼吸的污秽的、引发瘟疫的空气漠不关心，可是，那儿滋生的瘟疫，难免会散布到他的房子里，甚至夺去他自己的生命；某人对犯罪、无知和贫穷漠不关心，可是，夜贼和小偷也是会找到他头上的；某人对贫穷漠不关心，可他每半年就必须付出沉重的“救济税金”；某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可是，国家有常用作战争基金的收入调节税。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别管”毕竟不是一种廉价的态度。 把“别管”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使命就是搅起一场人人皆知的大灾祸：“少一颗钉子马掌就掉了；少一只蹄铁马就废了；少一匹马人就危险了。”伽利欧（英国民间故事中一位冷漠而懒散、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样一位“别管”，有人告诉我们，他“对你们这些事情从不关心”。像伽利欧这种“别管”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雇主和雇工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一种金钱交易——做多少事，就给多少钱。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学家计算中必须加以认识的关系。可是，在道德家、哲学家、政治家、“人”看来，在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中，必须有一条社会纽带，它从两者均具备的、作为人就必然具有的同情心中生长出来，把一定的责任和爱心强加于双方，并让双方各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而且双方均应该友爱，崇敬不朽的事物。这种崇敬，只能存在于作为活着的人的真正的尊严感之中，不仅渗透入信仰，而且渗透入情感地带。没有它，任何对社会状况的改进都毫无希望。 “是的！”西尼·史密斯说，“这是一个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人们活得如此僵硬，以至于你驾驶一辆宽轮马车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也看不到任何压痕。如果你拿一个手钻在他身上打孔，我相信，也只有一些碎屑从他身上掉下来。这个社会仅仅是把人当成机器，至于情感和心灵，却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考虑范围。” 我们的诚实、忠心、无私，都到哪里去了？诚实已经成为一门失传的技术，除了金钱。现在即使是互相的尊敬也不多见。“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你。”赫伯特说。我们必须回归原来去寻求如今业已消失的指导性原理。那时候，工人与主人之间彼此互相尊敬。许多年来，我们的工人赚取的收入一直远多于欧洲其他国家工人。可是不久，这个时代就接近了尾声。铁路和汽船使得所有国家的工资接近于同一水平。当所有的阶级必须开始新生活之时，一个新的时代也就宣告来临。 这个新时代，并不需要太多文字上的文明，例如反思、思虑和操行等习惯。金钱买不到最高的快乐。只有心灵、品位和判断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并使他回归最高级的存在形式。 彭斯说—— 身份与地位， 包括伦敦银行里的财富， 它们始终无法使人获得安宁与休憩。 真正的神圣， 它不在局促的房间里， 抑或书中，哪怕在草地上。 一旦远离， 即使有幸福萦绕心中 在安然的我们， 秉承聪明、富有、伟大的同时， 它也将消失不再见。 某位见多识广的人士曾说，富人拥有的苦恼与穷人的一样多。富人在他获取财富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挑战困难的精神。如果他把得到的东西用来做除了增值财富的手段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他将是可悲的。像一位富裕的牛脂零售商那样，他唯一的快乐就是“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到他的老商店去。因为接受的教育不多，他无法从书中找到乐趣，不能饶有兴致地看着科学的发展进程，也不能在使人轻松释怀的林荫道上遛一遛。不过，他的手中握有一根神奇的魔棒——那使人摆脱痛苦、使饥饿者满足的金钱。他能够平息饥饿者的哭声，能够使寡妇和孤儿心情放松。可是，不！他对自己赚来金钱的关心远远超过对改善无助者和悲伤者状况的关注。 一个人追求得越少，生活得越单纯，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多。因为那种无我的生活摒弃了邪恶，它会消除各种原始的愿望，增强人的意志，让心灵沉醉于更高级的事物中。“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苏格拉底说，“他就越靠近上帝。”当雕刻家米歇尔·安格诺的仆人乌比诺躺在他临死前的床上时，安格诺虽然也已年迈而且身体虚弱，但仍然日夜照顾着他。他在给瓦萨利的信中谈到了他：“我的朋友，虽然我可能写得语无伦次，但仍然必须答复你的来信。你知道，乌比诺死了。这对我来说，在两方面都是值得高兴的。首先，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终于接受了他。其次，他的死使我陷入痛彻心肺的悲痛之中。可是这也值得高兴，因为这位在他的有生之年就一直照顾着我的人，曾经教给我许多关于死亡的道理：不要在悔恨中孤独地死去，而要在安乐中死亡。26年来，他在我生活中总是那么善良、聪明、虔诚、充实，可是，在我的晚年时，想从他那儿找到一根拐杖时，他却走了，留给我的，只是那重新在天堂里看到他的希望而已。” 卡祖人狄奥尼修斯对已婚人说：“对待你的仆人要将心比心，在所有的仆人面前，男主人和女主人应该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慈爱、耐心、谦逊、沉稳同时公正的人。对他们说话，不要傲慢而严厉。但是，如果家里出现了什么做错的事，也要真诚而耐心地忍受他们的过失，或者默默地把错误修正。记住，仆人做错了多少事，上帝就会给你多少保佑。” 我们的工作和奋斗，不仅仅是为自己，而且要像为我们自己那样为他人。道德准则、家庭纽带、团结感、家务管理，都需要很高的水平，而且都建立在高尚的意识上，而非基于自我享乐、金钱支付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谨防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没有一个，”埃皮特士斯说，“爱财富、爱享乐、爱荣誉的人，同时能够是一个爱人的人。”“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圣安东尼说，“事实上，就是生活本身。”因而爱是美好事物的普遍原则。它存在于人的理智且显得更加夺目、鲜明。它是医治人类悲哀的唯一药品。在行动上，在学习中，在思索里，在待人接物间，在立法时，在管理中，它都是一盒点心。 崇高的爱与疾恶如仇的精神无法分开。福罗萨特把佃斯顿·弗依克描写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无法忍受别人过分的赞颂，他爱一切应该被爱的人，憎恨一切应该被憎恨的人”。圣奥古斯丁也说过几乎同样的哲理：“美德只不过是一种正确的爱，它引导我们爱我们应该爱的，恨我们应该恨的。” “什么是节欲？”另一位神父说，“难道不是爱忍受痛苦的诱惑吗？什么是谨慎？难道不是爱没有错误的诱惑吗？什么是坚韧？难道不是爱勇敢的忍受吗？什么是公正？难道不是爱用某种方法调解生活中的不平等吗？”斯多葛主义者认识到了这种神奇的力量。“爱产生之前，”苏格拉底说，“必然王国中出现了许多可怕的事物。可是，这个上帝一产生，人就拥有了一切事物。” 体贴、友善、关心他人，这样的人永远会得到回报。它们将使受惠之人感激不尽，其回报将自愿而爽快，这是单靠金钱所无法保证的。同情心是家庭之灯，是温暖之源，在家里，主人和仆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紧紧相连。少了它，家庭就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有了它，整个家庭就会由一条温馨和睦之线紧紧编织在一起。 已故的阿瑟·赫尔普斯先生在一篇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章中写道：“你看到一个人日益富裕起来，或地位日渐增高，或职业声誉逐渐隆起，你把他归结为一个成功者。然而，如果他的家庭混乱不堪，家人觉得与他在一起是一件不幸的事，缺乏一条感情之线的牵系，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不管他在世上命运有多好，我们都得记住，他永远把一个尚未攻破的重要堡垒留在了身后。当爱心没有在家庭中找到落脚点时，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就不能说真正完美。家庭生活可以在许多方面放射出光辉，但应该有一种温暖的爱横贯其中。温馨家庭缠绕着每一个好人的心。” 14世纪一名匿名画家作了一幅迷人的画，其主题是描写家庭的安宁。在这幅画中，我们发现，名门望族的年轻人都习惯于在父亲与朋友聊天时待在桌旁服侍。 卡丹在赞扬威尼斯贵族时，特别提到了他们对待仆人时亲切而自由的态度。他非常推崇这种温和而谦逊的态度。在评论勇士维克修斯时，他说：“他主要靠理性，而非权威管理所有的下属。是的，也许有人会说，他只是他家庭的职员而不是老板。” 至于家庭的同情心，我们就没必要多说了。“人生遇到的第一个社会，”西塞罗说，“是婚姻；第二个社会，是家庭；第三个社会，是国家。”支配家庭成员的父亲是一位君主，但他的力量必须充满对家庭成员的同情。一切进步从家庭开始，从此出发，才出现了管理社会的各种或对或错的原则和标准。父母亲的动力是同情和爱。“为了后代的成长，”叶·保罗·利希特说，“自然界能够也必须向女人提供的最高尚、最纯洁的品质，是爱。母爱充满热情，不求回报，追求一个与母亲本人不同的目标。孩子接受母亲的爱、吻和呵护，可第一个回答往往只是拒绝。这可怜的生物，需求最多，付出却最少。相反，母亲却不停地给予，她的爱只能越来越多，哪怕孩子毫无谢意，也是如此。正如父亲是所有最坚强的人当中最伟大的，母亲在所有最柔弱的人当中也是如此。” 支配家庭的是父亲，管理家务的则是母亲。父亲学过如何用友善和自制来支配家庭吗？母亲学过用任何使家庭舒适的方法来管理家务吗？如果没有，婚姻将成为一种语言与行动上可怕的难题。“实际上，”阿瑟·赫尔普斯先生说，“我几乎怀疑，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心，他作为家长所造成的不幸会比一个不公正的人少。”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她说：“把我给你的东西还给我。”“好，”丈夫回答，“你的财产我会给你的。”“我不是说财产，”她说，“请还给我真正的财富，把我的美貌和青春还给我，把我灵魂的童贞还给我——把我快乐的感情还给我，把我从未失望过的心灵还给我。” 一个人要想真正拥有幸福，他必须有一个心灵的伴侣，正如必须有一个帮手一样。两个人都必须真诚、坚贞、充满同情心，都必须爱自己的孩子。家庭生活是非常烦琐的，但他们必须用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将其克服。“耐心，”特土利尔说，“是女人的标志、男人的证明。童年时我们喜爱它，青年时我们赞美它，它美妙无穷地绽开在每一个岁月里。”东·安托诺·古瓦拉对一个向他请教丈夫职责的瓦楞西亚绅士说，如果他希望报复每一个对自己发怒的人，不管是萨姆森的力量，还是所罗门的智慧，对之都无能为力。因而，这就得靠耐心和容忍。一两快乐，抵得上一吨忧郁。 人们很少注意女人的外在生活，对她们的内心生活就更是如此。可是，这两者恰恰是成为女性气质、女人的自然禀赋所必须小心的。此语并无恶意。我们眼里的女人是柔弱的，她需要依靠、信任、倾诉、尊敬和照顾，同时，她有一种力量，使她能够容忍、保护、攻击和支持他人。这些禀赋，我们可以在她适应环境的神奇力量中，在她尽职尽责的坚定态度中，在她赢得的优雅和自我的奉献中，找到它们。好妻子对丈夫的事业富有同情心。她取悦他、鼓励他、帮助他，她为他的成功和快乐而高兴，并尽最大可能解除他的后顾之忧。法拉第71岁时，写信给与自己相伴度过漫长而幸福婚姻生活的妻子：“我渴望见到你，亲爱的，渴望与你一起说话，重温你给我的所有的温馨。我脑中全是你，心里也是你，这使我的记忆力下降，就连同处在一间房子里的朋友的名字都记不住。你必须尽你的旧职责，做我的心灵之枕——让我休憩、使我快乐的妻子。” 世上再没有人比查理·拉姆更富有同情心了，也很少有人未曾听说过他生活中的可怕故事。21岁时，他的姐姐狂怒之下用刀杀死了母亲。从这一刻起，他决心把终生献给他那“可怜的、可爱的、最亲爱的姐姐”，自愿承担了照顾她的责任。他放弃了一切恋爱和结婚的念头，并因此而拒绝了唯一的一次婚约。依靠那每年不足100英镑的收入和对姐姐的爱心，他只身踏上生活的里程，快乐和痛苦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的姐姐把部分时间用来写作（莎士比亚故事集）和别的作品。哈兹里特谈到她，认为她是他所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女人，虽然她终生受到精神病的折磨，不断处于疯狂的边缘。每当她感到精神病即将来临时，查理就会把她抱在怀里并送到霍克斯顿精神病院。看到弟弟和姐姐在这样痛苦的路上一起行走、一起哭泣，没有人不为此而感动。查理手里拿着破旧的夹克，把姐姐交给精神病院看护。每当她恢复理性，她就会重新回到弟弟的身边，受到弟弟热情的欢迎和最温柔的对待。“上帝爱她，”查理说，“我们之间的爱也从不逊于上帝之爱。”他们的感情维持了40年，除了她的健康状况引起的风波之外，中间没有任何乌云。查理高尚而坚强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对他人的同情常常表现为危急之中拯救他人生命的愿望。我们已经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但仍有一个例子值得一提。一天，瓦特森夫人正在海边捡贝壳，以充实自己的收藏品。抬起头，她看到一个人只身攀住一块岩石，四周全被海水所包围。她不知道他是谁，但她知道，这个人正处在生命危险中，她决定去救他。海浪越来越高，急剧而狂怒地拍打着海岸线。显然，要救这个处于危难之中的落难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瓦特森夫人顾不得这些，她哀求几位船夫，并许诺给那些愿意出海救人的人很多报酬。开始时，他们犹疑不定，但最后还是答应派一只船去。正当那个人的体力刚好耗尽时，他们抵达了那块岩石。他们把他接到船里并安全地送到了岸上。令瓦特森夫人大吃一惊的是，被救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丈夫——威廉姆·瓦特森先生！ 即使是一句温暖的话，都会被人记住。著名的西登汉姆博士曾说，无论何时，每个人，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坏人，都说过一些或好或坏的话。欧尔内的助理牧师，考培的朋友，是一个很少对人说坏话的人之一。他说自己：“没有爱就没法活了。” “一个女人的一本回忆录，里面记述了她在野蛮世界里的野蛮生活，把我从无数的诱惑中拯救了出来。当地的人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熟悉她。她在我离开家乡之前死去，可是使我从许许多多令我难以承受的事情中安全逃离，原因只是因为我曾经爱过她。我从没有感到自己曾失去过她的爱。不把她的爱深藏心底，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当我稍微感到孤独的时候，我就敞开心灵拥抱这个念头：‘为了她。’”（注：指j。f.玛约小姐。） 下面是一个表明同情心及其重要性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现属纽约的芝加哥州立教堂牧师罗伯特·科尔叶在其布道中讲述的。科尔叶先生出生于约克郡的凯勒，但其早年主要是在美丽的水乡依克利度过的。他做过铁匠杰克·比尔斯的学徒，并在当砧工时结了婚。后来，他成了一名卫理公会教的世俗传教士。他的布道从人性中的大道理出发，并且充满活力、诗意和雄辩力。 “我记得，”他说，“30多年前，我在英国卫理公会教的一所教堂里参加了一次‘圣爱宴会’。一个男人站起来，向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在一场热病中失去了妻子，然后接连失去了全部的孩子。面对这一连串打击，他感到平静而安然，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他没有丝毫痛苦和任何苦闷。他只是相信，上帝之爱是会保护和照顾自己的。直到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的那一刻，他也没有感到任何悲痛。他一讲完，主持宴会的聪明而耿直的老传教士站了起来，他说：‘现在，兄弟，回家去吧。关起门，跪下来，从此不再站起，直到成为一个新人。你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爱的成分，只不过是我所遇到的基督教徒中最硬的心肠而已。你不仅成不了一名天使，就连当一名得体的罪犯都不配。宗教从来没有使人丧失人性，而是使人更加成为人。如果你是一个人，遭遇到这样的不幸，你的心灵应该破碎不堪。我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我也知道自己比其他的人并不多什么神性。但我警告你，以后别在‘圣爱宴会’上讲这样的故事。’” 让我们从科尔叶先生的布道中选出另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以便在另一个更加真实的方面表明同情心的力量： 在另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相信是在爱丁堡，一个非常寒冷的夜里，两名绅士站在一所旅馆的门前。这时，一个小男孩儿过来了。他的脸蛋枯瘦而铁青；光着脚，已经冻得通红通红；披在身上的，只是一缕破布条。他走到两名绅士面前说：“求求您，先生，买几盒火柴吧！” “不，我们什么也不要。”绅士们说。 “可是它们一盒才要1个便士。”小家伙哀求。 “是的，可是你知道我们是1盒火柴都不需要的。” “那么，我两盒只要1便士。”男孩儿最后说。 “为了摆脱他，”绅士后来在一本英文杂志中回忆说，“我买了1盒，可是没有零钱，于是我对他说，我明天再买。” “喔，请买下它们吧，”男孩儿再次哀求，“我可以跑去把零钱找开。我实在太饿了。” 于是，我给了他1先令，他跑远了。我在那儿等着，可是一直不见他回来。于是我就想，我们把1先令丢了。可是我们仍然相信男孩儿那张脸，不愿把他往坏处想。 深夜的时候，一位侍者进来说，一个小男孩儿想见我。当他被带进来时，我发现他是拿走我那1先令男孩儿的弟弟。他同样衣衫褴褛、贫穷、干瘦。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捻着自己的衣襟，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然后他说：“您是从桑狄那儿买了1盒火柴的那位先生吗？” “是的！” “哦，那么，这是1先令剩下的4便士。桑狄不能来了，他非常糟糕。一辆马车撞上他，把他撞倒了。他丢了帽子，丢了火柴，也把您的11便士丢了。他的双腿断了，他非常糟糕，医生说他活不了了。这是他能够给您的找头。” 可怜的小男孩儿把4便士放在桌上，然后伤心地哭了。我把小男孩儿安慰了一番。绅士继续写道：“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去看桑狄。” “我发现两个小家伙和他们肮脏、酗酒的继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生的父母亲已经死了。可怜的桑狄躺在一堆木屑上面。我一进去，他就知道是我。他说：‘我换了找头，先生，正要回来，一匹马把我撞倒了，我的双腿断了。鲁比，小鲁比！我肯定活不了了。我走了，谁来照看你？你将怎么办？鲁比？’我拉住可怜的桑狄的手，告诉他，我将永远照顾鲁比。他懂得了我所说的，使劲看着我，好像要向我表示谢意。然后，光彩从他那蓝色的眼睛里消失了，在这一刻： 他沐浴在上帝的光辉里， 像孩子躺在母亲的胸口。 一切痛苦消失， 疲倦的人从此安眠。” 同情心使人性显得绚丽多彩。其同义词正是爱心。它能够满足伤心人和被压迫者的需要。不管哪儿有暴行、无知和悲伤，同情心都会出手安慰和抚平。悲伤的眼神、呻吟的声音，将会紧紧抱住同情心，不让它离开。出于同情和公正，现时代许多最大的事件才得以产生。难道还要我们提起英国、美国和法国奴隶制的废除、文盲的受教育、主日学校的普及、禁酒的努力、最高阶级的男男女女以如此大的兴趣所致力于的下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吗？ 同情心有着广阔的天地。爱上帝的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就会爱他的邻人，因此不失公正、真诚和仁慈。“公正的人，”玛西隆说，“是超乎世界及其万事万物之上的。一切众生匍匐于他脚下，而他则是上帝的属臣。”看望病人、访问寡妇和孤儿、参加慈善事业、帮助消除贫穷——所有这些都需要勤奋、慈悲和爱心。 “不管你怎么，”马迪洛说，“看待基督教热情的失败和错误，但你认为更富理性的热情，往往却连基督教仁慈的一半功劳都没有。即使基督教热情迷失了自己的目标，它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更冷静的热情所无法影响的人。要不是有教会，到哪儿去找教会学校？要不是有困难重重、饱受攻击的传教大军，文明的进步阵线到哪儿去立足？世上的野蛮人到哪儿去受教育？要不是有对人的灵魂的尊敬，对各种弥补身心缺憾的形式，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将要等待多久？基督徒也许做过许多蠢事，但影响明智者的又是谁？他们也许对世界过分藐视，但又是谁使它变得更适合人居住？”而且，“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只要一接触活生生的宗教精神，就会变得敬畏上帝，就会出现一种精神的转型。破布扔掉了，家具购置了，疾病痊愈了，孩子聪明了，争吵停止了，艰难的时期度过了，一切比原来更好，一度沉闷而忧郁的悲伤，被希望和信任驱赶得无影无踪。” “即使是最穷最穷的人，”沃兹沃斯说，“都能由于几句小小的祝福，而变成父亲和商人。”一个皮匠在朴次茅斯创立了一所贫民免费学校。古斯雷博士对他的评价是：“约翰·帕恩兹是人性的骄傲，他的名字应该被刻上不列颠海岸线内的最高纪念碑上。”一位印刷工人在古鲁瑟斯特创办了英语主日学校，他的名字更应该被刻上纪念碑。一位制鞋匠从纽卡斯尔出发到印度传教，一名女工在格拉斯哥创办了“铸造厂男孩儿宗教协会”。 穷人对自己需要什么，了解得比富人清楚。在大城市里，我们见到穷人的孩子，他们脸上忧心忡忡、眉头紧锁，这种景象是最令人难过的。富人和穷人分开而居、互不相熟，众多藩篱阻止他们的社会交往。穷人除了自己的阶级之外，就没有什么社会，他们没法摆脱与粗野无知共处的命运。许多穷人的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就是专门与父母亲的食物作对。他们被胡乱养大成人，过早进入艰难的现实生活。对上流社会来说，穷人只是一群野蛮国家的居民。 只有穷人才能真实而确切地理解穷人，唯有他们才知道各自的苦难遭遇以及各自对同情心和爱心的需求。如果人们愿意，尽可以讲一讲富人的仁慈，可是这与穷人的相比，它们简直就不值一提。在贫穷的季节，在患病的时候、在险恶的环境里、在悲伤的心情中，穷人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这是上层阶级的人从来不敢想象的。穷人们满足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为的只是少得可怜的薪俸。他们还必须把这有限的资金尽量节省，以备自己亲人的应急之需。一旦有人遭遇不幸，马上就有许多双同是不幸的温暖之手伸出来，极力地尽其微薄的友善之力，使疾病和苦难尚可忍受。在这方面，穷人阶层的女人是特别无私而坚韧的。她们做出的牺牲、甘冒的危险、忍受的贫穷、付出的耐心和仁慈，都是人世间闻所未闻的，即使有所耳闻，也令人难以置信。 关于已故的罗伯特·莱克斯，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专门描述他的事迹，因而我们对他只略微提一提。在他之前，主日学校已经存在了。我们曾经提到过玻罗蒙欧学校，这个学校存在了400多年。可是，在英国，主日学校的出现是很迟的事情。杜尔斯雷的木质卡片制造商威廉姆·金，首先把创办主日学校的念头灌注到莱克斯脑中。前者在杜尔斯雷建立了一所主日学校，可是由于缺少合作者而关闭。在古鲁瑟斯特的一个星期天，他叫上莱克斯，二人沿着小岛——该城最低的部分——漫步。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儿正在那里玩游戏。“真可怜，”金说，“安息日居然被如此亵渎！”“可是，”莱克斯说，“怎么才能改变这一切呢？”“先生，创办一所主日学校，就像我在杜尔斯雷所做的那样。我得到了一个虔诚的旅客的帮助，可是事情太多了，我无法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在它上面，虽然我愿意尽量如此，但感到自己仍需要休息。” 莱克斯访问了古鲁瑟斯特监狱，他看到一个人由于入室行盗而被判处死刑。“他从来没有，”莱克斯说，“接受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育，也从来没有向主做过一次祈祷。他只知道，上帝是一个该被诅咒的名字。对未来如何，他也一无所知。”这一次访问给莱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克斯进一步发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只有极少数接受过极少量的教育。一旦到了能够做事的年龄，他们就被送去劳动。在劳动的空闲，主要是星期日，他们就毫无节制地在一起鬼混。 于是，莱克斯创办了一所主日学校。他同情这些孩子们，同时赢得了这些如他所昵称的“小野人们”的爱。他提议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学习教会问答集，同时让这些“小野人”学会遵守秩序。1783年，他相继创办了4所学校，并同意给这些孩子的每个教师1先令的工资；同时邀请教区的助理牧师星期日下午到学校访问，并且检查孩子们的学习进度。莱克斯的学校拥有最难得的教学因素——教师们对孩子们真诚的爱。教师们的爱深深感动了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在莱克斯的第一所学校建成近30年后，一位名叫约瑟芬·兰喀斯特的教友派信徒，来到学校访问已退休的莱克斯。这位年轻的教友派信徒热心地投入到组建一个协会，该协会后来被称为“不列颠及国外学校协会”，任务是在周末给穷人的孩子们上课。这时，主日学校的创始人已经72岁高龄，而且行动吃力。可是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管理着他所衷心热爱的学校。兰喀斯特问了他许多关于创办主日学校的事，而且保存了一份有趣的问答记录。 兰喀斯特搀扶着老人穿过了古鲁瑟斯特大街，来到后街的一块场地，这儿正是第一所学校的原址。“停在这儿。”老人说。然后，老人抬起头，闭上眼睛，站着祈祷了一会儿。接着把头转向兰喀斯特，一行清泪从他的脸上滑落。他说：“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我看到了孩子们的贫穷，以及这个城市的居民对安息日的亵渎。当我问：‘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一个声音回答说：‘试试看吧。’于是我就开始了尝试，并看到了上帝赞许的眼光。每当我走过这个地方，‘试试看’就会强烈地侵入我的心房，于是我举起双手，把心灵向天堂敞开，感谢上帝把这个念头植入了我的心中。” 老人向兰喀斯特讲述了许多年来他一直不停地访问城市和监狱，幸运地把3000多名孩子从监狱里救出来，并使他们接受了教育。兰喀斯特率直地问他，他教过的孩子是否有人再次回到监狱里。老人搜索了一下记忆，然后自信地说：“没有。” 格拉斯哥女工玛丽·安尼·克拉夫，她的社会地位比罗伯特·莱克斯要低许多。当莱克斯成为一名报纸编辑的时候，她还是一名磨工。可是，正如每个人都能做的那样，她找到了帮助别人医治人性创伤的机遇。激励她的，并不是文化，而是女性温柔的同情心。她用自己的双手挣取每天的面包，可是爱——这伟大的导师，却把她提高到一个更高级的工作领域。只有在结束每天的劳动之后，她才开始爱的工作。她发现雇佣的一大群穷男孩儿没有得到工厂的任何照顾。他们完全被忽视了，很早就涉足犯罪的领域。女工对他们非常同情。“我将尽力，”她说，“使他们回归上帝的怀抱，做个好人。” 她的决心一下，就尽力付诸实行。她所在的工厂最后答应把一间地下室借给她用。1862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她把它开放了。不久，她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衣服破旧、蓬头垢面的铸造厂男孩儿。他们一直习惯于把时间花在抽烟或粗野的嬉戏上面。现在，女工教他们发音、阅读，教他们讲究卫生、做好事，还要他们信仰宗教。她爱这些贫穷、流浪、受歧视的男孩儿，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 她保佑和拯救这些男孩儿的努力，不仅仅局限于星期日。整周的剩余时间，她都与他们待在一起。这位高尚的女工，一旦完成她每天的工作，就会来到男孩儿们的家里——如果能够称之为家的话。她知道他们的一切，他们悲惨的经历、他们的危急、他们的险阻。依靠基督教原理，依靠她那动人的行为方式和丰富的仁慈，她在他们中间获得了能够带来幸福结果的影响力。确实，这些男孩与同一阶级境况的其他人相比，显得异常勤奋。他们举止温良、说话得体，言辞中没有了亵渎的嫌疑。“玛丽·安尼·克拉夫的男孩儿们”成了铸造厂的一句谚语。 “想起来真是令人悲哀，”古斯瑞博士说，“如此之多的基督徒，教养是如此之好、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金钱，所做的善事还不如这位女工的十分之一多。如果有人只是一日三省：‘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那么，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对自己却毫不留意的人。每天早上，工厂的钟声一响起，她就起来。然后急急忙忙穿过黑暗而寂静的街道，在半个世界尚未醒来之前，完成了几个小时的工作。……多少个夜晚，她踏上自己的慈善征程，去寻找失落者，安慰伤心人。对于因仁慈而带来的创伤，她把它们紧紧藏在自己那优美的纤手中。” 3年多的时间，玛丽·安尼·克拉夫小姐一直从事她的高尚工作。最后，她的健康状况恶化，这迫使她把这些工作转让到别人手里。可是，她播下的种子已生根发芽，并且茁壮成长。1865年，“格拉斯哥男工宗教协会”终于成立了。6年里，它就登记了14000名男女会员，并且由大约1500名理事和200多位绅士负责管理和指导。在城市的各个地区，有300多位绅士向年轻人发表了演说。为了提高这些年轻人的社会地位，人们什么办法都使尽了。他们的协会成了主日学校和教会之间的中介，在其中，宗教知识和世俗知识得到自由的传授。协会以节制为第一宗旨，建立了各种小金库和储蓄银行，并得到了其他银行和宗教协会的赞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协会都要举办一次音乐晚会。协会尽其所能地使年轻人摆脱无知、无助和城市生活的邪恶。除了个别长期任职的高级教师外，所有为协会工作的人都是志愿者——其工作出于爱心。 在夏日里，男孩儿和女孩儿们与他们的理事一起到农村去避暑。他们往往到阿基尔公爵设在因维勒雷的公园去——这位公爵是协会的名誉会长。正是在一次这样的活动中，我们有幸知道了这个协会所做的一切善事。虽然它现在还沿用“男工协会”这一名称，但范围早已扩大，它现在成了所有男女工人阶级的协会。它已做的善事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但愿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协会！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苏格兰——格林诺克、爱丁堡、丹狄和阿贝狄仿效了这一榜样。曼彻斯特、利兹、布拉佛德，以及英国北部人口密集的工业城市，都怎么啦？在这些地方，同样的协会无疑是有巨大价值的。 第十一章 仁爱是暴力的终结者 高贵的真正表现，在于美好的仁慈。 ——莎士比亚 噢，兄弟，你的步履是如此蹒跚。 可怜的姐妹，正义离你如此遥远。 在生命和活力造就以前， 它来了， 伸手替你背起行囊。 ——《生命赋》 人们放弃对暴力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把暴力当作支配、教导和培养他人的手段。暴力，显而易见，浸透了一切因果关系。它不问青红皂白，随意率性处理事情。它是野蛮人的普遍逻辑，在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人，就是那些拳头最重、两肋插刀的朋友。即使在文明国家，人们对暴力信仰的放弃也非常缓慢。直至最近，那些偶然闹翻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竟然不惜以决斗来结束他们的争吵。政府也毫不例外，也把它们关于国土或国际地位的争端诉诸军事行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信仰暴力效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历史上的光荣、荣耀，以及一切响亮的名字，无不与战争融为一体。如果放弃暴力行为，我们几乎不能想象社会结构还能组织起来。爱、仁义、公正，全得依靠它而存在。可是，暴力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值得怀疑。暴力往往会招致更大的抵抗，因而得不偿失。人们一旦被暴力压制住，就会滋生抵触情绪，时不时以凶残、憎恨、邪恶、犯罪等方式爆发出来。实际上，这就是暴力政策在一切国家、任何时候所产生的结果。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暴力的失败史。 我们是否变得聪明些了呢？我们是否已明白，如果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必须求助于一种更伟大、更仁慈的力量——善的力量！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抵触或抗议，也从来不会使人变坏，相反，只有变好。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它的影响下，任何人都会受到激励和教养。它充满了对人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对人善良本性的信任，什么办法都不能激励一个人。友善是人之本性的写照——它消除反抗，抚平愤怒情绪，溶化铁石心肠。它能够战胜邪恶，使美好更上一层楼。即使扩大到国家的原则，这同样适用。它曾经消弭了部落之间、省份之间的敌意。假如让它自由发展，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停止。也许这种想法现在是一种乌托邦，但将来，人们会把战争看成犯罪，一种可怕的罪行。 “爱，”爱默森说，“将赋予这个可怕的旧世界一张新面孔。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彼此以陌生的敌人面目出现，仿佛在黑暗世界沉沦许久。爱逐渐温暖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政治家毫无结果的外交活动、无能为力的军队和防线，是如此之快地被这个手无寸铁的孩童所取代。爱能够渗透任何角落，以一种无法觉察的方式——它的支点，它的杠杆，它的力量——成为暴力永远完成不了的事业终结者。我想，你会注意到，在晚秋早晨的森林中，那些可怜的蘑菇，没有任何依靠，看上去不过一块软团，却通过自己坚强的、勇敢的、不可思议的钻劲，设法从严寒的地面破土而出，在头顶留下一个坚硬的外壳！这就是爱之力的象征。可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的利益世界，早对这种美德丧失了兴趣，甚至遗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光辉的时刻，事实上，不止一人做过尝试，且取得了福音般的成功。时至今日，我们这个伟大的、过分庞大的、死去了的基督教界，至少仍然保持着它那‘人类的爱者’的名称。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是爱者，所有的灾难都会在阳光的普照下冰消雪融。” 久远的时光中，暴力原则被我们用来对付那些疯子、罪犯、船工奴隶和麻风病人。疯子被铐住锁在牢房里，像一头猛兽。麻风病人被赶出镇子，住在某个远离人烟的偏僻之处——虽然他们也是人。船工奴隶在鞭笞下拼命摇橹，直至在痛苦中筋疲力尽。罪犯们拥挤在一起，不管年龄和性别，直到欧洲监狱成为人间地狱。大约400年前，罪犯们被送给佛罗伦萨和比萨的外科医生做活体解剖。现在，他们的位置才被不会言语的动物所代替。 圣文森特·保罗是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慈善者，他是一位兰格多克农民的儿子。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替他交大学学费，连铁犁都卖掉了。马赛城的一位朋友遗赠给他一小笔财产，他于是坐船到那儿去接收。在回国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在一阵激战后被3名非洲海盗劫掠。激战中，圣文森特负了严重的箭伤。海盗把船员和旅客锁在一起，圣文森特也在其中。他被带到突尼斯，成了一名船工奴隶。由于受不了海上的艰苦，总是生病，他被卖给了一位摩尔医生。一年不到，主人死了，他于是又被卖给一位农民，一位奈斯的土著。圣文森特使他的主人改信了基督教，于是决心一起逃亡。他们把一张小筏放到海里，登上了法国南部爱格莫提斯的土地。 不久，圣文森特在罗马加入了一个兄弟会，其职责是在医院里护理病人。接着他去了巴黎继续这一工作。后来，他成了船务巡视员坎特·乔吉尼的家庭教师。在那儿，这位年轻的牧师目睹了可怕的场面——人们被链子锁在船桨上，像非洲奴隶般拼命摇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帮助这些人的工作中去，这种热情由此深深感动了国王路易三世，在听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国王任命他担任船务施赈官。一次，他为了救一位可怜的流浪者，以自己交换了这位流浪者的自由。于是圣文森特戴上了他的镣铐，替他服满剩下的刑期。在犯人社会生活一段时间后，圣文森特获救，然而镣铐在他身上造成的伤痕，一辈子都无法弥合。他被重新安排在原来的位置，继续以一种神圣的热情忘我工作。最终，他赢得了许多罪犯的忏悔，通过坚韧的努力，改善了犯人和船工奴隶的境遇。 他的后半生非常有名。回到巴黎后，他建立了“慈善姐妹会”的规章制度，从而开创了妇女慈善和福利事业的全新局面。这些“慈善姐妹会”的成员来自法国及其以外的地区，是每一件慈善任务——诸如护理病人、教育青少年、照顾孤儿等——的主要工作者，而且几乎非常出色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出于曾被囚禁的经历，他转而致力于为赎回那些非洲俘虏而募捐。就这样，他拯救了不少于1200个奴隶。1816年，海盗被英法联合舰队彻底消灭，他们在阿尔及尔的老巢也被捣毁。 在凯维利城堡（注：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我们听说了地狱和镣铐，但又有多少不幸和残忍的故事被诉诸现代的法庭呢？翻开我们大城市的贫困记录，你又该会多么同意杰勒米·泰勒所说的：“这是一种近似于野蛮残酷的无情，与耶稣的仁慈，相距何止千里之遥！” 约翰·霍华德的仁慈心肠，在一次表面上出于偶然的个人灾难中，首先被用来改善囚犯的境遇。他坐船去葡萄牙，因为这时里斯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次强烈的地震袭击了该地，到处都是废墟，正是仁慈心充分表现的好时候。航行不久，一伙法国海盗劫掠了他所乘坐的船只。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48小时没吃没喝。在布勒斯特上岸后，他和其他俘虏被关在一座肮脏的、地狱般的堡垒中，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食物。最后，海盗们向牢房里投进了一大块羊肉，这些不幸的人拼命把羊肉撕成碎片，然后像猛兽般啃咬。整整一周的时间，囚犯们都受到了同样残酷的对待。他们被迫睡在这座可怕地狱的潮湿地板上，除了稻草，没有任何可以遮盖的东西。 霍华德被释放后回到了英国，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拯救囚犯的工作。他成功地使许多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获得了自由，并与大陆监狱和堡垒中的英国囚犯取得了联系。他发现，巨大的、甚至比他自己遭遇更可怕的苦难，乃是俘虏的平常境况。 不久，他担任了贝佛德州的最高长官，任期内，他把注意力转移到英国监狱的状况。在当时的英国，州长一职不过是一个虚名，只能带来微弱的声势和空虚的炫耀。然而，在霍华德手里，这种境况有所改观。得到一个职务，就意味着能激起他完成职责的雄心。他坐在法庭里，认真地聆听着审判的每一个步骤。当审判一结束，他就跑去视察关押罪犯的监狱。这里对待犯罪分子的可耻的、野蛮的方式，他再熟悉不过了。暴露在他眼前的监狱里的景象，决定了他未来的生存使命。 英国监狱，正如其他国家的一样，正处于一种可怕的状况。囚犯既没有被隔离，也没有被区分。相对纯洁的罪犯和极端可恶的罪犯，被一视同仁。于是，这种普通堡垒就成了犯罪的温床。迫于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的人，发现自己与强盗和杀人犯同属一个阵营；债务犯和伪造假币的人，罪行轻微的小偷和杀人凶手，不诚实的女孩儿和妓女，都被混同在一起。誓言、诅咒、谩骂，风行于牢狱中，宗教信仰却无处可寻。魔鬼四处纵横，邪恶就是至尊。对于监狱这种对待囚犯的状况，霍华德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些被法官宣判为无罪的人，一些没有被盛气凌人的法官找到犯罪证据的人，一些被证明检举无效的人，被关了数月之后，重新被拉回监狱中，一直锁到他拿出酬金给监狱看守、立法会议成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之后，才能获得自由。”他同样提到了那些“铁石心肠的债权人”，他们有时会威胁债务人说，不还债就得“在监狱中消耗掉”，而且他们往往说一不二。实际上，人们在监狱中确实会消耗掉——在污秽和瘴气中倒下、烂掉。霍华德估计，有无数的活人在恐惧中倒下了，也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寒冷、潮湿、病患和饥饿的牺牲品。 监狱看守的工资并非由公众支付，而是来自于那些被迫支付的弱者。霍华德恳求立法会议，要求政府提供看守的工资，立法会议则要求提供先例。他答应了，从而跨上马背，走遍各州去寻找先例。然而在访遍远近各州的监狱后，他就是找不到一个能给看守提供工资的先例。所看到的，只是普遍存在于囚犯中的悲惨与不幸。这更加坚定了他致力于改善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监狱状况的决心。 在古鲁瑟斯特，他发现了一座情况最为糟糕的古堡。这座古堡现在被用作监狱。所有的囚犯，男男女女，都住在一个大庭院里。债务犯的牢房连窗户都没有。重罪犯的牢房黑咕隆咚，成天紧闭。热病流行于监狱中，并夺去无数囚犯的生命。看守们没有工资。债务犯没有食物供给。在教会中心爱利城，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为了防止犯人逃亡，看守给他们戴上沉重的脚镣。他们身上到处都是铁条，脖子上则紧箍着一根布满钉子的铁圈套。在诺维奇，牢房被建在地下，囚犯们唯一的福利，只是每年仅值1畿尼的稻草。监狱看守不仅没有工资，而且每年还得为他的工作支付给副州长40英镑的贡赋！逼得他只好通过欺诈勒索来获得收入。 高尚的使命激励着霍华德不停地在全国各地奔走，改善囚犯境遇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挥发了他的全部热情。艰辛、险恶，甚至身体的疼痛，都无法使他与他那伟大的生活理想分开。他从英格兰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向人们展示不列颠牢房的丑恶嘴脸。许多次，他使那些因微小债务而身陷囹圄的人，以及被证明完全无罪的人获得了自由。对于他的调查结果，众议院决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评估事情的真实状况。他站在委员会面前，搬来了一大堆材料，慷慨陈词。在评估过程中，一名委员惊讶于他的材料如此之长之详细，询问他是拿谁的钱去旅游的。霍华德泣不成声，好久之后才能回答他的问题。 立法会在他作证的最后，终于向他表示了感谢。他们按照霍华德所提出的办法，在1774年——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工作——通过了法案。法案规定：取消一切贡赋，给看守发工资，立刻释放所有被判无罪的囚犯。法案同时规定，所有的监狱都要清扫、粉刷，保持良好的通风，设立医务室为囚犯治疗。当法案获得通过的时候，霍华德正躺在病床上，可是一旦他从忘我的工作所导致的疾病和疲乏中恢复过来，他就立刻起床，重新视察各个监狱，以便评估法案的执行情况。 视察完英格兰之后，霍华德继续到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地区调查监狱状况。这些监狱的状况同样可怕。于是他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接着他赶到欧洲大陆。在巴黎，巴士底狱的大门没有向他开放，法国其他监狱的状况，与英格兰相比虽然要好些，但也是足够糟糕。然而，当有人发现他正在设法调查巴士底狱时，一道囚禁他的命令发布了，幸好他及时脱逃。为了惩罚自己，霍华德翻译发表了一份英国监狱的记录，这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成的刚刚出版的著作。 霍华德继续漫游到比利时、荷兰和德国。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详细地做笔记，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材料——这无疑是无数次辛勤劳动的结果。回到英国，看到囚犯改造工作已经启动之后，他肩负着同样的爱的使命，来到了瑞士。在那儿，他发现了科学的监狱制度：囚犯们被劳动改造，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且减轻了征收来用以维持监狱运转的赋税。 通过3年不知疲倦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行程3万多里），霍华德以“监狱状况”为书名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该书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他再一次被众议院请去，询问监狱改造的进一步准则。他主张用劳教所代替监狱，这是他在阿姆斯特丹发现的，并认为是一种好模式。 于是他再一次继续旅行，以便评估这种工作方法的效用。他从荷兰来到普鲁士，沿途穿过西里西亚，通过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交战的前线。在维也纳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到意大利。在罗马，他要求进入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但是，正如在法国的巴士底狱一样，他被拒之门外。当然，意大利其他的监狱都向他敞开了大门。然后他经过法国回到家里。这一次，他一共走过了4600公里行程。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被监禁者的祝福，不管足迹行到哪里，都会伴随着他。他给人以仁慈的慷慨，更有甚者，他打开了所有国家宽容和仁慈的心扉，让它们懂得了监狱改造的重要性。 他丝毫未曾懈怠。回国后，他重新视察了大不列颠的监狱，行程达到近7000公里。他发现自己以前的努力现在开始结出了硕果：过去的公然虐待，现在不见了；监狱较过去清洁、健康，而且更加有秩序。接着他又一次跑到国外去扩大自己的见识。鉴于以前已经参观了欧洲南部国家的监狱，这一次他决心访问俄国。他只身步行到达圣彼得堡。警察发现了他，邀请他去宫廷访问凯瑟琳皇后。他礼貌地告诉皇后，他来到俄国，是想参观关押囚犯的地牢和穷人的住所，而不是国王和皇后的朝廷内宫。 他鼓起勇气跑去观看鞭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带到刑场。男人被抽打了60下，而女人则被抽打了25下。“我看到那个女人，”霍华德说，“几天后仍然虚弱至极，但那个男人则再也见不到了。”为了弄清那个男人的情况，霍华德决心访问执刑者。“一个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抽打致死吗？”他问。“能！”“要多短的时间呢？”“一天或两天。”“你是否曾经这样抽打过？”“是的。”“最近呢？”“嗯！最近经过我手中的皮鞭抽打过的那个男人，就死了。”“你是怎么把他打死的？”“在他的两肋抽打一两下，就会撕下大块大块的肉。”“你是否曾经接到过如此抽打罪犯的命令？”“是的！”就这样，俄国吹嘘自己已在全国取消了死刑的谎言就被彻底戳穿了。 他在莫斯科写道：“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有不少于7万名新兵死在俄国的医院里。”现在，霍华德已是一位权威人物，他所说的话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因而，这种可怕的事实在我们心中激起的，除了对战争和专制的憎恶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从俄国回来，他取道波兰、普鲁士、汉诺威，以及奥地利的荷兰人区。1783年，他怀着同一目的游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回来后，他发表了这次游历的成果，作为他的伟大著作的第二份附录。 自从霍华德投身于他孜孜以求的工作以来，12年过去了。他访遍了欧洲大小城镇的监狱，走过了42000公里以上的行程。为了拯救囚犯、病人和无助者，他足足花掉了3万英镑之多！然而，他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决心访问那些传染病流行的国家，如果可能的话，以便找到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药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横穿法国，到达马赛。 1785年9月，他出发前往巴黎。法国人想起了他在巴士底发表的小册子，于是禁止他登上开往法国的船只。他化装进入巴黎。就在到达的同一天晚上，他被警察从床上叫了起来。他急中生智，把警察挡在门外几分钟，然后起来穿衣，从房子里跑掉了，启程赶往马赛。在那里，他获准进入传染病医院，得到了一些资料。 他坐船赶往流行病肆虐的斯麦纳。从那儿，这位坚定的仁者搭上了一艘开往阿瑞阿提克的已被传染病感染的船只，希望能够被送到最严厉的隔离所。他得了热病，在隔离所躺了40天——忍受了恐惧、无助和悲哀中的孤独，最终康复。回到英国后，他来到自己的寓所，给那些贫苦的邻居们一些帮助，然后又像父亲离开自己的孩子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那些卑贱的朋友们。 在最后一次的行程中，他打算扩大自己对流行病问题的调查。1789年，他到过荷兰、德国之后，打算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巴比伦。但他只能到达俄国鞑靼人居住的科森了。在那儿，与往常一样，他访问了当地的囚犯，结果染上了监狱的热病。在孤独无依的异国他乡，他病倒了，死去了。这一年，他才50岁。弥留之际，他嘱托身边的人希望被葬在达菲尼的墓地里。“让我平静地躺在地下，在我的坟头放一个日晷，然后让人们忘记我。” 然而，高尚的霍华德一天也不会被人类所忘记。他是可怜人的救星，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想到的，只是那些没有他就会孤独无依的人。有生之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成就并没有随着他的故去而消失，反而继续影响着不仅是英国，而且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直至今日。 伯克是这样描述他的：“他访遍了整个欧洲，一头扎进地牢里。他深入医院，与传染病搏斗。他探查不幸和痛苦的大厦，测量悲哀、沮丧和耻辱的深度；他记着被遗忘者，照顾被忽视者，问候孤独的人；在所有的国家，他比较和收集了一切人的痛苦。他的计划是创造性的，充满了天才成分，正如它充满了仁慈。它是一次发现历程，一次仁慈心的漫游。在每一个国家，人们已都能多多少少感到他的辛劳所带来的收成。” 从霍华德那时以来，囚犯的待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首先得感谢那些志在推进他们境遇的仁慈者，例如撒拉·马丁、福瑞夫人，以及其他的好心人。西尼·史密斯曾经提到，有一次，他要求福瑞夫人允许他伴随她进入“新世界”，因为他被里面的场景深深感动了，以至于像个孩子般大哭。在一次布道时，他谈及这一主题说：“现在，镇子里出现了一片新的场景，我将不惴浅陋地称之为人类所能见到的最庄严、最仁慈、最感人的场景。看一看那位活动在不幸的囚犯当中的高贵女人；看一看那些急切呼唤上帝的人，是怎样被她的声音所安慰，因她的看护而再生。他们团聚在她的身边，把她看作唯一爱他们、教育他们、关心他们，或向他们谈论上帝的人。这一场景，足以使世上所有的盛大场面黯然失色。它告诉他们，生命是短促的，匆匆而过，我们必须以某种善良的行为去面对上帝。现在，已经到了像这位受人祝福的女人那样去施舍、去祈祷、去抚慰、去行动，像我们的天堂救星耶稣那样去活在罪犯中、活在伤心人中、活在病人中，在最深最黑暗的不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了。”福瑞夫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她那坚韧的努力。她引发了对监狱状况，特别是对女囚犯待遇的彻底改革。大法官在1818年参观“新世界”之后，向“旧堡垒”（注：指旧时的宫廷）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如果把她所采用的管理原则像应用于女人那样应用于男人，这些原则就会成为把监狱变成改造所的手段。罪犯将不再带着邪恶和堕落回到世界，他们将会忏悔，也许会成为社会的有用成员。” 投身于改善丈夫担任监狱长的瓦维克监狱的塔特娜尔夫人，知名度比福瑞夫人差一些。但她也把许多罪犯从邪恶的世界带上了勤劳善良之路。她主要关注那些处于逆境的少男少女，在使这些人重新回到社会的努力中，她几乎总是无往而不胜。 然而，对于改善众多囚犯的待遇来说，个人力量毕竟是弱小的。要想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只有依靠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消除犯罪动机来防止犯罪，而监狱管制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改造罪犯的道德环境，引导他们回到他们曾经冒犯过的社会的怀抱。这对罪犯而言，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遭遇往往是由他们生长的环境所造成的——在其中，他们缺少教育，受到社会制定的法律的不公平待遇。 以往的时代，社会对罪犯往往采取报复措施，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现在，社会采取的是一种温和方式，力争对他们加以改造。在纽约州，西西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曾经带头改善罪犯的待遇。他们之所以这样，是由于爱德华先生的报告。他说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在世上流行了如此之久的暴力体制——这一体制以为，通过折磨罪犯，就能使他们进入所谓的好秩序，因而根本没有必要求助于任何比恐惧耻辱感更好的东西”。他还说他“通过亲身经历，已经打心眼里相信罪犯们虽然堕落，但仍然有一颗能够被友善、良知所触动的心灵。这颗心灵可以通过求助于理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唤醒。而这，只需要充满同情和希望的动听声音就够了。就足以使他们永远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西西监狱听从了爱德华先生的建议，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对待罪犯的体制，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这所监狱的规章就是：惩罚越少越好，鼓励一切愿意进步的行为。过去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许多犯人，现在被改造成了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只有极少数人重新恢复了他们以前的恶习。 这种体制在女人身上特别有效。一位女舍监在一个小礼拜堂里向一群女囚犯讲述自我约束的责任，以及不管在今生或是来世，如果希望摆脱痛苦，都必须加强修养的必要性，然后接着说：“这个小实验的结果，是在囚犯们更为平静温顺的活动中，在她们温和谦卑的语气中，在她们惬意愉快的服从中表现出来的。它坚定了我的下述信念：不管犯罪使她们如何低贱，暴行和错误使她们如何冷酷，只要理性占据了她们的头脑，就没有一颗心灵会如此顽固无情，以至于同情和友善的声音都无法融化它；或者会如此冷淡，以至于基督之爱，它都无动于衷。” 皮斯贝利上校，康涅狄格州的威斯特巴里监狱的监狱长，在以人道方式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身上有种几乎高不可攀的道德勇气。在他被任命之前，对待囚犯的常见方式是极端粗暴的，这对他们产生了不可移改的恶劣影响，在他们中间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狠毒”。犯罪率急剧上升，监狱每年都使州政府负债累累。皮斯贝利上校彻底改变了这种方式，他以一种友善的态度积极从事改造囚犯的工作。对他们的好行为，他加以鼓励；对他们的弃恶从善，他倍加赞扬。他解除了重刑犯的镣铐，告诉他们他相信他们！这种政策呈现魔术般的效果。囚犯们对他抱持信任的态度，对他的规则表现出最大的尊敬。监狱里秩序井然，不久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应付开支。 他对待一个犯人的例子值得一提。这个囚犯力大无比，多次越狱，是该地的凶神恶煞，已经陷进犯罪深渊17年了，而且越陷越深。在他进来时，皮斯贝利上校告诉他，他不希望看到他再重复在其他监狱多次尝试过的逃跑。“我将会尽我所能地使你过得舒适，并盼望有一天成为你的朋友。而且，希望你不会故意给我制造麻烦。监狱里有一间打算用作单独禁闭的房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它。打开它的门锁，把任何一个人投进去，都会使我难过。你可以像我这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如果你像我相信你那样相信我的话。”这个人安静了下来，接连几周都表现出对皮斯贝利上校的极端温顺。终于，有人告诉上校，他正在打算越狱。上校把他找来责备了一顿，这个人一直保持沉默。他告诉他，现在是有必要把他锁进单独禁闭室的时候了。矮小干瘦的上校走在前面，大力士跟随其后。当他们来到过道的最窄处，上校把灯光转向囚犯，看着他的脸。“现在，”他说，“我问你，你是否曾经像我应得的那样对待过我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够想到的使你舒适的任何事情；我相信你，而相反，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哪怕是最小的信任，而是打算给我制造麻烦。是这样吗？不过我实在不忍把你锁起来。如果我接到你一丝赞同我的信号——”这个囚犯泪如泉涌。“先生，”他说，“17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恶魔，但你却把我当人看。”“来吧，让我们回去。”上校说。从此，这位罪犯又像以前那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了。他向上校敞开了心灵，快乐地服满了所有的刑期。他们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他对上校付出了所有的信任，所有的他力所能及的对朋友的忠诚。 皮斯贝利上校具有一种绅士风度。有人告诉他，一个穷凶极恶的囚犯曾经发誓要杀掉他。他赶紧把他找来，让他替自己理发，而且身边不准有任何其他人。他看着这个人，指着剪子，要他给自己理发。囚犯的手颤抖着，而上校却泰然自若。理完发后，上校说：“有人告诉我，你想把我杀掉，但我想我应该信任你。”“上帝保佑您，先生！”这个获得重生的人回答道。这就是信任的力量。（注：尽管在合众国一些州的监狱里，罪犯受到了人道的对待，但在一封写给1880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的信中，威廉·图罗克却抱怨一些州对待青少年罪犯的方式。“例如，”他说，“在最近的一份费城报纸上，有一篇参观佐治亚州立监狱的报道。在这里，数十个罪犯生活在极端堕落的令人恶心的环境中，被迫从事橡胶生产的工作。他们居住条件糟糕，被数只大侦探犬看守着，身上还戴着镣铐。在他们中间，参观者发现了一个15岁的孩子，10岁那年，他由于入室行盗，而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被法官判了5年监禁！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已经忍受了5年这样的奴隶生活！从登载这篇报道的杂志来看，从作者的明显特征来看，恐怕有理由相信这篇报道完全属实。何况，官方的声明也完全证实，在美国无数的监狱里，虐待现象是再明显不过了。能够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孩子做出如此判决的法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自己也被关进监狱里，虽然我曾经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州立监狱，亲眼看到一位美国法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由于贪污被判刑两年，但他的住所已经被装饰得奢侈豪华。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就连当地人都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犯罪，在他那里，法律也是如此轻描淡写！”） 纽约州的欧本州立监狱长官古德尔将军，以及另一位监狱看守伊塞克·霍帕先生，在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后者成功地改造了50名罪犯，其中只有两个人重新走向了邪路。为了说明仁慈的力量，我们下面得花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这样一件事。 罪犯必然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服满刑期之后找到一份工作。他愿意工作，决心成为一名诚实的人，然而警察知道他的行踪，总是对他纠缠不停。于是，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被迫回到原来的老路。因而，要想使一个囚犯回归诚实，囿于环境，机会十分渺茫。托马斯·莱特，曼彻斯特的一位仁慈者，把自己看成是受人冷落的囚犯的朋友。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有的只是他那颗用之不竭的爱心。 虽然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早年从他母亲那儿汲取了强烈的宗教意识。从母亲的背带里解放出来后，从善的时机就成熟了。他必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它的劳作，面对它的幸福，也面对它的邪恶。很早起，他就与曼彻斯特最不幸的大人和孩子混在一起。这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他的心灵和良知对伙伴们的亵渎行为产生了反感，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道理开始起作用。他与一位宗教界年轻人熟悉起来，并开始有规律地光顾宗教场所。 15岁，他成了一名曼彻斯特铁铸工的学徒。开始时，工资每周5先令。由于他的坚定、沉着和勤奋，工作越来越顺利，到23岁时，他成了制模工的领班，每周工资达到3英镑。这是他的最高收入，但他随后所做的善事，根本就不靠这份钱。 他的心思从很早的时候就放在了那些最无依无靠的罪犯上面。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罪犯，很少能回到老地方工作，而新的老板也不会雇用他们，因为他们缺乏老板需要的专长。长期监禁的浸染，往往使他们习惯与那些比自己更邪恶的罪犯接触，因而出狱后他们留念过去的关系网，不少人就像以前那样，重新开始他的犯罪生涯。这样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一天，一个人来到铸造厂，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稳重、细心、工作勤勉的工人。可是不久后有人泄露说，这个人是一名刚被释放出来的罪犯。老板问托马斯·莱特是否知道此事，他说他并不知道，但答应去考察这个人。在第二天的工作中，莱特漫不经心地问那名工人：“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在国外。”他回答说。最后，在几次进一步追问之后，这个可怜的人泪流满面地承认自己是一个释放出来的囚犯，并哀求莱特，别让他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让他坚定不移地清除自己罪恶的品质。 莱特先生真诚地相信了这个人。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所有的工人，并在他们手上放了20英镑，作为对这个人未来良好表现的保证金。他同时向这个罪犯保证，他将被留用。可是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就不见了，解雇他的命令就这样在无形中生效。莱特立刻派了一个工人到住所去找他回来工作，但他已经离开住所，带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属于他的东西。 确定这个人是朝着布里方向进发之后，莱特先生立刻沿着他的足迹追了上去。他发现这个逃亡者坐在离曼彻斯特不远的马路边，伤心欲绝，走投无路。莱特用手拍了他一下，然后拉他起来，告诉他工厂已经决定留用他，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看他能否保持自己作为一名可敬的工人的品质。他们一起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这个人以后的表现，完全证实了领班曾经做出的保证是正确的。 这次亲身经历深深地感动了莱特先生本人。他看出同情心和人类之爱在把那些可怜的罪犯从他们业已陷进去的痛苦深渊中拯救出来方面，可以有多么大的作为。他感到，他们不应该放弃任何重新做人的希望，而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完全应该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之回归勤劳的生活。这成了他心中强烈的愿望、应该努力完成的使命。他没有任何助手，但一种强烈的信仰使他坚定不移地迈向成功。 莱特先生住在萨尔福特监狱附近，希望能够接近狱中的囚犯。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允许。后来，铸工厂一位年轻人的父亲在狱中担任看守，他把莱特先生介绍给监狱长。于是，他才被获准参加星期日下午的服务。不过，他并没有得到单独看望囚犯的机会，只好耐心等待。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莱特先生正要离开监狱的小礼拜堂之时，牧师叫他别走，并问他是否能够替一个囚犯找份工作。这个囚犯即将刑满出狱，希望能够有一次证实自己的品格已得到改造的机会。“可以，”莱特说，“我将尽力而为，努力为他找到一个位置。”他成功了，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 现在，监狱长让他可以更自由地在监狱里走动。他亲自屈尊访问囚犯，与他们谈心，替他们出谋划策，鼓励他们下决心改正，把消息带给他们的家人，尽量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朋友和恩人。在囚犯出狱时，他常常约见并送他们回家。他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他们，供给生活费用，然后尽力替他们找到工作。 他在许多情况下都获得了成功。工人的雇主也开始相信托马斯·莱特了。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善良而仁慈的人，不会出错主意。出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常常雇用出狱的囚犯。如果有疑心，莱特就会用自己的钱做保证金，使他们信心坚定。而这保证金，是他从自己每周70先令的领班工资中攒起来的。 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默默中完成的——他宁愿为人所陌生，以免所做的善事被人干扰。就这样，在几年之内，他成功地为近300名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他甚至成功地——这是所有工作中最糟糕的——为女酒鬼找到了归宿。当时，他跑到老远的农村里，说服女酒鬼丈夫把他那不再酗酒、而一心忏悔并渴望回到家里的妻子领回来。 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提到过一件明显的事例。一个曾经在波特兰服刑期满的人被释放后，带着一张出狱许可证和一封牧师写给托马斯·莱特的信来到曼彻斯特。莱特替他找了一份清道夫的工作，并使他提升为道路修理工。他的行为证明他已完全改正了。莱特接着替他获得了进入凯隆·斯托维的周末全日学校的许可，使他成为该校的一名教师。他表现出良好的教学能力，就连凯隆·斯托维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相互熟悉，凯隆安排他为自己伴读，在适当的时刻，任命这位波特兰罪犯为一名牧师。 另一位受到老板信任而负责管理仓库的年轻人，由于交友不慎，结果盗用了老板的资金。他的偷盗行为被发现了，老板打算起诉他。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恳求托马斯·莱特从中调解。莱特立刻赶到老板那里，成功地使他答应不起诉年轻人，而给他另外的惩罚。“给他另一次机会吧。”这常常是托马斯·莱特的迫切建议。年轻人被送回工厂，从此表现出了最令人满意的行为。他比以前更加卖力地工作，后来成为工厂的一名股东，并最终成了工厂的负责人。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托马斯·莱特”这个名字而祈祷。 莱特这样工作几年之后，他的自愿劳动终于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威廉上校在他关于监狱状况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莱特这个名字。他说：“要想表明这个卑微的、无助的好人到底是如何从事他的慈善事业，以及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只要看一看那几百名与他有深交的罪犯，大部分已重新做人，只有4个人再次入狱的事实就够了。我们欣喜地看到，罪犯们信任和依赖他，这似乎完全来自于他那朴实、谦逊，以及慈父般的为善方式。” 许多情况下，当莱特先生无法为出狱罪犯找到工作时，他或者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或者在自己的朋友中发起一次募捐，把他们送出国。他就这样帮941名出狱犯人出了国，在全新的、和旧时熟人相隔绝的环境下开始生活。出狱罪犯本人回报他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帮他做善事。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寻找工作，或者帮助发起募捐，把别的出狱罪犯送出国。因而，仁慈总是产生仁慈。 这些出国的囚犯当中，有一位被送到北美去的人写信给莱特先生，称他为“亲爱的养父”。他在信中夹寄了两英镑捐给“伦敦男性劳教所”。这位现在成了富翁的侨民在信中写道：“您，我永生难忘的父亲，是您的帮助使我获得了今日的成功。您是我今生最好、最亲切，也是唯一向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您通过自己无私的帮助，使我摆脱了昔日罪恶的生活。当所有的人见到我别脸而去，视我为恶棍和流氓时，您像一位浪子的慈父，热情欢迎我回到高尚和完美的生活中，以黎明前将要出现的曙光般的希望安慰我年轻的心，用您慈父般的劝告和纯真的希望指引我的命运。上帝保佑您，亲爱的父亲！上帝保佑您全部的仁慈！每当我想起您为您那可怜的朋友所做的一切努力时，思念的眼泪就在我脸上流淌。” 就在这时候，莱特先生正在铸造厂里工作——从早上5点直到晚上6点，有时更迟。整个晚上的空闲时间以及大多数星期天，他都投身于他那自愿接受的事业。或者在监狱、收容所、简陋的星期日学校里，或者在不幸者和罪犯的家中。现在，他已是63岁的高龄，身体也开始衰老。他一无所有，所有多余的收入，都已用在出狱囚犯的解救和出国中。他常常把自己约束到最俭朴的生存方式里——总认为如果自己拥有了财富，却不把它们献给那些处于不幸中的人，就是一种罪过。 当政府认识到了他的事业的价值时，便给他一个监狱巡视员的职位，并付给800英镑的年薪。乍看之下，似乎这笔小钱是他可以赚取的收入，同时能够扩大他的工作范围。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它会制约自己做善事的力量，他相信，一旦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就不再会被看作“囚犯的朋友”。 同样地，曼彻斯特人民也试图为他募集一笔相当于他每周工资数量的年金——这充其量相当于他的工作为国家挽救的金钱的十分之一。“皇家奖励基金”响应募捐活动，认捐了100英镑，剩下的由曼彻斯特人民募集。他们募集到了182英镑送给莱特先生作为年金——这恰好是他以前通过白天的劳动赚取的数量。 瓦特先生捐献了一幅名为《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珍贵画作，作为响应曼彻斯特人民募捐活动的证明。这幅画的主题是“艺术家钦羡崇敬的肖像，高贵的慈善家，托马斯·莱特”。它被挂在曼彻斯特市政大厅的显著位置，立刻成为艺术家友善和慷慨的证明，更成为它所展示的人的高尚品质的象征。 直至今天，莱特先生仍在继续他的慈善工作。他往返于城镇之间，像霍华德那样，探视这些地方的监狱。他走访了“田野晚径避难所”“瑞德赫尔工业学校”以及密尔邦克、本顿维尔、波兰、朴次茅斯、帕克胡斯特等地的监狱。他在建立“雷基德学校”时勤奋工作，满心希望教育那些穷人的孩子过诚实的生活，从而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他把无知和坏榜样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滋生地，因而尽一切力量通过世俗或宗教的教育把它们彻底清除。他呼吁当时正积极提倡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科布登先生，应把消除犯罪和贫困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首要的强制措施。除了“雷基德学校”之外，他还创办了“改造学校”“便士银行”以及“擦皮鞋队”。哪儿需要做善事，哪儿就少不了他的援救和帮助。属于他的每一分钟都无比充实。他的格言是：工作，工作，不管今天哪里需要；时时如此吧，因为夜晚就要来临了。 就这样，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他进入85岁高龄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然而，他仍然时刻准备接待那些希望看到他的人——特别是那些穷人、出狱囚犯或回心转意的罪人。他的生命逐渐凋零了。第二十三首圣歌不停地挂在他的嘴边，在每天的昏迷中，他感到自己正在“向着家里走”。他曾经战胜了一切，现在正在结束这种战斗。1875年4月14日，他安宁平静地睡着了。他的一生，确实是“活得值得的一生”。 莱特是通过信任罪犯来实现他们的改造。信任就是信心，他们的心灵是能够被触动的。除非情况特别糟糕，年轻人是在缺少关怀和不诚实的环境中长大，否则信任就会是双方的。还是把人往最好的方面看吧。“往最坏处看人，”玻利罗克先生说，“是坏心肠和卑鄙灵魂的确切标志。”你也许受骗了，这是真的，但受骗总比不公平待遇好。 不久，英国关闭了一切公共场所，禁止平民大众进入。许多重要的建筑在平日都关门闭户，除非你得到了“命令”，或愿意给小吏和古玩讲解人小费。不列颠博物馆被关闭了，国家展览馆被关闭了，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被关闭了，威索尔古堡、宝塔、议会，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古玩珍藏、艺术作品，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关闭或藏起来了。看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平民百姓进入到这些地方，他们立刻就会砍掉木头、砸碎石头、摧毁这些古老的建筑。 我们相信，已故的约瑟夫·休谟，是第一个公开致力于改变这种可悲状况的人。他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使不列颠博物馆这幢公共建筑向公众开放。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其阻力是巨大的。有人早就惊呼，它的珍藏品已被无可挽回地损坏、损毁、弄碎、捣乱，甚至有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藏品也已被盗走。况且，所谓的革新居然是这样的！然而不管如何，我们得感谢休谟先生的顽强争取，是他使不列颠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虽然博物馆自然要对这些“洪水”进行预防。在重新开放之前，博物馆只允许三三两两的小组参观，而且有一名官员——实际上是一名身着便服的警察——陪他们四处观看，他负责防范那些意图打碎珍藏品的人，随时准备突袭任何一心等待机会损坏身边的珍藏品的野蛮人。 好！议会的命令下达了，不列颠博物馆应该对所有屠夫、面包师、普通士兵、女裁缝、女帽制造或贩卖商，以及所有从事最普通职业的最普通的人开放。况且，我们的斯塔雷先生在粗野行为大量出现时是怎么说的？就在粗野行径突发的那一天之后，他来到众议院（这时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同时是不列颠博物馆的专员）。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以一种断然的语气宣布：“我受到了警告，也为之深感忧虑。然而，我现在可以声明，昨天（国际劳动节）有31500人到过不列颠博物馆，而损失只有价值不足6便士的收藏品！”因而，所谓的“洪水”是不存在的，应该普遍地允许人们自由地参观我们自己国家的古玩和艺术珍藏，而不致引起普遍的社会动乱。其秘密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应该受到信任。 在慈善工作中，休谟先生表现得非常顽强。他不断呼吁那些管理者，应该信任人民，向人民开放公共收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为人民身在其中能够得到快乐、熏陶和教育。通过年复一年的不断重复的工作，他成功地使宝塔、汉姆顿宫廷、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圣保罗教堂等公共建筑次第向公众开放。这场运动逐渐蔓延开去，现在，不仅在伦敦，而且在许多大工业城市，公园都向公众开放，让人民在其中享受欣慰和乐趣。 1851年大展览时，是否应该派部队包围伦敦以使人民保持安定，成了议会严肃讨论的主题。这一提议最终被否决了，水晶宫没有被部队包围。结果怎么样？几乎没有哪怕是价值1便士的东西被人偷走，也没有任何东西被人损坏。首都警察署署长罗文上校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这种结果应归功于“人民的高尚行为”。他补充说，许多设备最近得到了近几年都没有得到的改进，也是允许人民进入公共建筑的结果——一句话，得益于信任人民。这是一种消除“洪水”的正确方法：允许人民自由地观看艺术作品，因为它们突出地展示了上帝给人的恩赐；让人民在美的形式——它充满了高雅、奉献和高贵——面前沉思，唤起真诚的感情和严肃的思想，缅怀历史上的高尚品行，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变得高贵、谦卑、纯洁、文明。因而，我们的画廊应该成为教育基地，通过提高净化鉴赏品味，触动人们的内在灵魂，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的教育水平。信任人民，允许他们自由地进入这些地方，这事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品格的教育。信任某人——表示你乐意相信他——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而不是法律或权威的力量向他表明，你相信他的真诚，你将尽最大努力博得他的好感，赢得他的心灵。当你以自己的行为举止证明你相信他的美好本性时，你就消除了他的罪恶本性。因而，善能克服恶。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信任某人，就能把他的善引导出来。以实际行动相信他的长处，他就能学会正确地发挥优点。要消除新产生的自由之恶，唯有自由。让刚从牢房里出来的囚犯习惯于光线，他不久就能忍受最明亮的阳光。使人谦卑，就必须使他熟悉谦卑的作用。使人成为好公民，就要允许他熟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游泳之前必须先下水，骑马之前必须先学会跨上马背。在一个人成为优秀公民之前，他首先必须被允许承担公民的责任。 第十二章 履行自己的职责 忍耐是圣者的 磨炼，他们坚韧的考验。 胜利者战胜一切 暴政或命运的打击。 ——密尔顿 我们仍然希望 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这儿产生的信仰 能够在那里开花，而非遗忘。 ——a。h.克拉夫 穿越一切生命，我清晰地看到一个十字 在它面前，上帝之子牺牲了自己： 有所失，才有所得 唯有死去，才能新生 在信仰之后，眼里的星子明亮。 如果无法忍受耻辱，那么光荣何在 不能接受责备，公正也将离我们远行 永恒的热情融化一切 即使不涉及荣耀、正确与名声。 ——欧瑞格·古勒基 威灵顿公爵曾经记述道，某位牧师问他，向印度人宣讲福音是否值得。公爵反问这位牧师：“你的前进口号是什么？”牧师回答说：“到所有的世界去，向每一个生灵宣讲福音。”“那么，按照口号去做。”公爵说，“你的唯一职责就是服从。” 任务不受欢迎、不时髦、甚至危险都不要紧，在任何地方，我们总能发现许多不同年龄段的人紧紧跟随着救世主的指引。基督就曾向犹太人和异教徒布道。圣保罗是第一个福音使徒，他曾经在东方、在科林斯、在埃菲瑟斯、在特撒罗尼卡以及别的地方建立教堂，并把自己的骨灰留在了罗马——他去那里，就是为了宣讲福音。 在所有职业当中，使徒责任最强，最需要英雄气概。他必须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手里。他甘冒生命危险，居住在野蛮人，有时甚至是食人者当中。这种献身于痛苦危险事业的决心，是金钱无法买到的。自己肩负的仁慈使命是他得到的唯一激励。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所谓的“前卫思想家”，与使徒的志愿工作相比，无法给我们留下些什么东西。单纯的否定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它能够摧毁一切，却什么也不能建设。它能够动摇我们的信仰支柱，却使我们两手空空，在它面前，我们的灵魂得不到圣化、激励、长进。 然而，野蛮人的本性是“卑鄙的”。“对我们来说，他们怎么会是卑鄙的呢？”瑟尔维主教说，“上帝什么时候有过把某人称作平凡的、肮脏的说法？我并不介意时下流行的‘可怜的野人’和‘讨厌的粗人’这样的词语。也许，正是我们这些来自基督教国家的人，才是更可怜且更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得到的福音很多，能够解释的却很少。一切人中最可怜的也许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俨然是上帝福音的掌管人和拥有者，却在拥有它的时候，而如此不虔诚。到野蛮人中间去，成为他们的伙计和兄弟，是一种比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正直的而沾沾自喜更为有益的事业。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往往在感谢上帝的礼拜活动中，悄悄袭入我们的心灵。” 应该感谢圣奥古斯丁。是他，第一个到达英格兰，教给我们自由、完美、学识，甚至赋予我们的使徒事业心。在6世纪末，奥古斯丁，或称奥斯丁，受到乔治主教的崇敬，得到英格兰候补主教的头衔。周游法国之后，他在一群修道士的陪同下抵达塔内特，继续他的使命。在坎特伯雷，他受到了肯特国王埃瑟伯特的接待。这位国王娶了一位基督教妻子，受她的影响，他成了一名受洗者，之后被允许进入教堂礼拜。奥古斯丁的传道工作逐渐扩展到整个国家，到公元605年他逝世时，英格兰的大多数地方都已经承认了罗马的权威。 可是，异教仍然统治了英格兰的北部地区。汉姆堡北部国家埃德威的国王，与肯特国王埃德巴尔的姐姐，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公主结婚。新娘在一位出生于罗马，名叫保林钮斯的牧师陪同下，来到埃德威。几年之后，埃德威也成了基督教的天下，虽然埃尔德曼和塔尼斯王国均信奉异教。为了讨论新的教义，各国在维特纳谟举行了一次会议。埃德威国王把他改宗信仰的动机摆到会议的前台，并反过来问其他的每一个人，他们对事情有什么感想。彼德在他写的历史中讲到了这个故事，并写得极为动人。 第一个站起来回答的是牧师的领袖。他宣布，托尔、欧丁、弗雷阿等神，都没有力量，他不愿意再信仰他们。战士的统领也站起来说：“哦，国王，你也许能够回忆起一件发生在某个冬日的往事。这时，你正与埃尔德曼人或塔尼斯人坐在桌子旁，那时灯光明亮，大厅里温暖如春，无雨，无雪，也无风。突然，飞来一只小鸟，它掠过大厅，穿越一扇扇大门。这时，你备感亲切，因为此时无雨无风。然而这样的时间是短暂的，小鸟带着嘲笑的眼神飞走，从冬天而来它又回到冬天而去。这对我来说，看起来就像是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就像是拿过去将来的时间长度与这个短暂的过程相比。永恒是黑暗的，让我们疲倦。它用人类所无法理解的不可能性折磨着我们。如果是这样，这种新的教义就能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它符合我们应该追寻的东西。” 这位老统领的演说解决了问题。投票表决之后，会议严肃地宣布断绝与旧神的一切关系。可是当使徒保林钮斯提议他们应该打碎旧神的偶像时，却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坚定的信仰，敢于冒这种亵渎神灵之罪。于是高贵的牧师跨上马背，带着刀，挥舞着长矛，向庙宇飞驰而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用长矛挑开大门，刺向偶像，直到把它们击得粉碎。人们建起了一座木房子，埃德威国王和其他许多人都在这所房子中受了洗礼。保林钮斯走遍了狄利亚和贝尼西亚等国家，用斯瓦勒和乌尔河中的水，给所有愿意服从“圣哲会议”协议的人施了洗。 7世纪，基督之光已照遍欧洲的各个黑暗角落，这得益于使徒们的努力：在高卢，有安多迈尔、克拉姆巴；在英格兰，有保林钮斯、威尔弗雷德、卡瑟伯特；在德国，有科尔肯、鲁毗特，以及随后的玻尼菲斯。当玻尼菲斯乘船抵达不列颠时，他一手带着福音书，一手拿着木匠的准尺——他真心喜欢这种工作。在随后去德国时，他已带上一门建筑手艺。安斯卡尔与一名随从，于826年进入丹麦王国的疆土，在那儿，他受到自己成绩的激励，建立了一所神学院，专门培养未来的使徒。传道者们于10世纪来到匈牙利和波兰，住在克拉科的主教教区。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虽然困难是他们本来就打算加以克服的。他们毫不畏惧死亡，投身于帮助那些受到传染病折磨的人。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他们还募集钱财，从欧托曼帝国赎回俘虏。试问，世上又有谁能够抗拒如此充满爱心的使徒事业呢？ 在10世纪和11世纪，许多工人和建筑师的使命与教会有关。是这些人，在各国建起了辉煌的大教堂。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把宗教化为工作的力量。建筑对他们来说，包含了爱、真理和快乐，每一个动作都会奏出美妙的音乐。与今日的次品相比，这些建筑又是何等不同？当现代建筑纷纷倒塌损毁时，古老的教堂巍然屹立，成为人们快乐的源泉。 据说，中国早在7世纪就有了基督教使徒的踪影，早在12世纪就有了法国使徒。新教使徒只是到了1807年才被派往中国。亚洲和非洲现在仍然只是被一条传教的前哨线环绕着。在非洲，传教的英雄时代才刚刚开始出现。可见，还有多少大陆仍然留待我们去开拓！ 被派往印度的传教士圣弗兰西斯·克萨威尔，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1542年，他乘坐葡萄牙轮船去果阿，把福音传播到黑暗之处。他是一位有着高贵血统的人，本应该如别人般生活得快乐而奢侈。可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了牺牲、奉献和勤勉的生活。他在果阿摇着手铃四处奔走，恳求人们送他们的孩子去受教育。从那儿，他去了科摩罗海角、特拉维科、马六甲和日本。他试图进入中国，可是没有成功。最后，他死于森西安岛的热病，收到了殉难者的花环。 拉斯·卡萨斯，这个出使西印度群岛的使徒，使我们难以忘记。“有一个时期，”阿瑟·荷尔普斯先生说，“在那些与宗教有关的地区，各种方式出现的野蛮力量受到普遍的召唤。于是，拉斯·卡萨斯在各个宗教团体和皇家参事会面前主张，传道事业应该摆脱一切军事支持，一个使徒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仅仅依靠上帝赐予他的保护措施，而非靠公民或军事的支持。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卡萨斯的工作也能构成最好的出使指南。” 1498年，拉斯·卡萨斯跟随他的父亲参加了哥伦布的探险队，到过西印度群岛，从而第一次看到了美洲。他回到西班牙后，第二次航行到西斯班尼腊。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牧师。在执行新任务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他健谈、精明、诚实、勇敢、无畏和虔诚。他与西班牙人一起四处奔走，极力获取印第安人的信任。他制止了许多混乱和暴行，因为西班牙人远比印第安人野蛮。在目睹了几次大屠杀之后，他决定回到西班牙为可怜的印第安人求情。他访问了菲狄南国王，告诉他印第安人的错误和不幸，以及如何死于缺乏信仰。但那时菲狄南已到了老态龙钟的垂暮之年，死亡就在眼前，因而从他那儿得不到任何答复。 不久菲狄南就死了。拉斯·卡萨斯便转而求助于摄政王克西门尼红衣主教，希望他对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不幸感兴趣。红衣主教承诺消除这种暴行。他指派了3名杰罗尼密特教父跟随拉斯·卡萨斯到西印第安去。抵达圣多明戈之后，教父们便加入了地方长官和法官一伙，拉斯·卡萨斯只好重新回到西班牙，向当政者呼吁。但他到达西班牙之后，发现红衣主教的生命已岌岌可危了。新国王（查理五世）是一位年仅16岁的年轻人，西班牙的政权实际上操纵在他的大臣手中。当拉斯·卡萨斯与大臣的关系刚刚有一个好的开始时，与红衣主教一样，这位大臣也死了。在使命与其完成之间，似乎总有死亡在其中干涉。布尔哥斯主教在政权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于是，拉斯·卡萨斯便陷入了如他自己所说的“深渊”中。接着，几位杰罗尼密特教父也被召回了。拉斯·卡萨斯这位使徒在西班牙得不到任何帮助，只好像以往那样回到西印第安。他试图在库玛纳建立一块殖民地，与印第安人为友，使之摆脱西班牙人的暴行。可是总是遇到阻拦，他的建立殖民地的企图也被搁置。他不能得到任何人的帮助，而尝试做的工作仅靠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 后来，拉斯·卡萨斯过上了一种僧侣生活。在西斯班尼腊的多密尼肯修道院，他过了8年极端清贫的生活。之后，他投入到传教工作中。在两名同仁的伴随下，他出使到秘鲁。回到墨西哥之后，他们用基督教信仰教化了许多印第安人。在尼加拉瓜，拉斯·卡萨斯组织了一次运动，目标直指地方长官，以阻止他发动对内地的远征，因为这种远征总是严重伤害到当地的土著，并产生许多可耻的暴行。众所周知，在一次远征时，4000名印第安人随着远征队搬运辎重，结果只有6个人活着回来。拉斯·卡萨斯本人曾经对此做过描述。他说，当一名印第安人在饥饿疲惫中倒下，不能继续前进时，远征队便把他的头砍下来，作为使他早日摆脱镣铐的快捷解脱方式。他从此就在相伴而行的搬运队中消失了。“想一想，”卡萨斯说，“其他的印第安人会怎么想？” 为了教化土著，拉斯·卡萨斯和他的同仁现在决心去图朱露顿这一使西班牙人望而生畏的地区。他们把它叫作“战斗的土地”，因为当地居民曾经把他们打退了3次。然而，出自信仰的勇气激励了这些使徒，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决心进入这块土地。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教会的伟大教义翻译成奎克语言的诗歌。第二个想法是如何使自己的诗歌引起印第安人的注意。他们找来了4个印第安商人帮忙，这4个人，每年都随着商队到图朱露顿地区几次。他们最终学会背诵诗歌，并谱成歌曲，可以用印第安乐器来伴奏。拉斯·卡萨斯还给商人们一点小小的报酬——例如剪子、刀、望远镜和钟——以取悦这些土著人。 商人们受到了酋长的隆重接待。晚上，当各部落首领聚集在一起时，他们拿出乐器，开始在乐曲的伴奏下演唱诗歌。演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几天之后，商人们再一次演唱了布道歌。酋长便问这些诗歌是从哪里学来的，并希望知道它们的由来和意义。他们回答说是从教士那里学来的。“谁是教士呢？”于是商人们向酋长做了解释。酋长接着邀请这些非同凡响的人去他的国家。这就是拉斯·卡萨斯和他的随从被允许进入“战斗的土地”的来龙去脉。 1539年，拉斯·卡萨斯重新回到西班牙。由于熟悉印第安知识，他在那里滞留了一段时期，写那本名叫《印第安的没落》的著作，这本书获得了大量的读者。他被授予库斯科（在新托勒多）主教的职位，但他拒绝了。他再一次被授予新墨西哥的恰帕斯（注：墨西哥南部一州）主教职位，这一次，他的上司把是否接受当作良知问题向他施加压力，使他最终服从了上司的意志。他再一次航行到“新世界”，落脚在该省的首府西乌达瑞尔。主教的尊荣并没有改变他的为人方式。服饰依然是朴素的法衣，破破烂烂、打满补丁，房中家具简陋之极。他拒绝赦免那些与法律法规对抗的蓄奴者。在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有人称他为“魔鬼主教”“反对基督的主教”。可是他视若无睹，依然走着自己的路，一旦消除了某种恶行，他会为之欣喜若狂。1547年，他最后一次回到西班牙，辞去了主教职务。 拉斯·卡萨斯身上有一种无法征服的勇气。他12次横渡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大洋，4次到德国去参拜皇帝。他的生活充满了最高的热情，保持着一份旺盛的精力，他活到92岁的年纪，依然没有邂逅死神。在短暂的患病之后，他于1566年7月死于玛德瑞德。 拉斯·卡萨斯3世纪之前所悲哀的，我们今天仍然感到悲哀——使徒或者在骑兵、步兵和炮兵之前冲锋陷阵，或者在他们之后亦步亦趋；在异教徒能够被转化之前，就把他们杀掉。征服的癖好深深植根于一切残酷暴行中。从1800年到1850年，英国人民至少捐献了1450万英镑，用于基督教传教事业。这确实是英国教会的信仰、热情和奉献精神的高贵纪念碑。然而，就在同时，我们至少花费了12亿英镑，用于战争和购买战争物资——这却是我们信奉战争和战争物资的更大的纪念碑。 使徒们进入了非洲南部，可是在试图进入非洲北部时，却遇到了无数的困难。他们住在土著中间，把自己的头脑、心灵和灵魂都献给了这些土著。他们费尽心思，极力把土著带入到基督教信仰——爱的世界中。这些教养良好、习惯于舒适方便文明生活的人们，忍受着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最严酷的贫穷。任何志在获取的动机都无法支撑他们从事这种工作的信念。1820年，莫法特博士横渡俄勒冈河去贝库阿纳诸部落传教时，他自己每周的报酬才18英镑，而给予妻子和家庭的每周才5英镑。 当莫法特在这些部落中传教时，他并不懂他们的语言，也没有人教他。他整个生活在那些人中间，对他们的憎恶毫不在意，也不怕他们的残忍。他与他们一起行走、一起睡眠、一起散步、一起狩猎、一起休息、一起吃、一起喝。当他完全掌握他们的语言时，便开始宣讲福音书。即使有时受到谋杀的威胁，工作也未收到任何明显的成效，也不能动摇他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打击中顽强工作的决心。最终，他们相信了他，包括他所讲的每一句话。这些曾经一度赤身露体、肮脏不堪的野蛮人，穿上了衣服，也变得清洁了。懒惰让位给了勤奋。他们建起了房屋和花园。空虚灵魂的弥补与虚弱身体的锻炼，在他们身上同步进行。他们为年轻人办起了学校，为成年人办起了教堂。就这样，教育工作和宗教事业在快速发展。 莫法特的养子利维斯顿继承了他的工作。他打开了非洲人的心灵，踏上了白人以前从未踏上过的野蛮部落的土地。在凶残动物和仍然野蛮的人们中间，他走完了千万里行程，经常从“牙缝里的危险”中逃脱，然而他始终相信福音书的功效，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没有活着看到南非战争的爆发，也没有听到千万个反抗吞并他们的土地的人被屠杀的声音。 人，即使是野蛮人，都是通过行为而非言语来判断别人。“在真正仁慈的心里，”古斯瑞博士说，“温顺的性格，慷慨的举动，普通的慈善，都不言自明。与这样的人相比，世上平凡的人们并不缺少什么。你该怎么使整个世界避免说‘嘎，你们这些宗教徒，并不比别人好多少，有时甚至更坏些’？在一位印第安首领对一位迫切希望他成为基督徒使徒所作的令人永生难忘的回答面前，你又该怎样树立自己高大的形象？这位印第安野蛮人，头戴羽冠，身描彩画，把自己标榜成最正直的人；他气得嘴唇发颤，眼里冒火。他回答说：‘基督徒撒谎！基督徒骗人！基督徒是小偷、酒鬼、杀人犯！基督徒掠夺了我的土地，屠杀了我的部落！’他傲慢地转过脸去，补充说：‘魔鬼呀，基督徒！我不会成为基督徒的！’也许，这样的反应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谨慎地把宗教弄成一种职业。使基督教成为职业，就得有花费，就会使我们在以上帝的名义从事这种职业的同时，把它弄得面目全非。” 让我们转到地球的另外四分之一——玻利尼西亚群岛。在那儿，使徒们曾经做出过英雄的业绩。例如，让我们看看被称为“埃诺曼加烈士”的约翰·威廉姆的事例。他的生活富有浪漫色彩。童年与众无殊——被送到伦敦一名铁器商那儿当学徒，然后从柜台去了车间。可是在车间，他表现出了机械天赋，拥有制铁所需要的一切细密心思和专业技巧。少年时，他交上了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后者对他的性格有着致命的影响。他们被公认为是无信仰者。可是好的影响占了上风，威廉姆最终加入了一个“共同进步协会”，并从此成为一名活跃的“主日学校”教师。 不久，去异教土地上传教送经的工作，激起了他的强烈兴趣。深思熟虑之后，他参加了“伦敦使徒协会”组织的服务，并最终被该会所接受。1810年，他20岁，在结束学徒期之前离开了他的主人。在学习文学和神学的同时，他经常参观工厂和车间，以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机械知识，从而把这种和平技术与宗教知识融在一起介绍给他将要为之工作的人们。 库克船长在太平洋上发现了两个大的岛屿群，在这些岛屿上，居住着许多野蛮人，其中有些相对温顺，有些则极端残忍，但他们全部都是偶像崇拜者。在哈维斯博士和“南海使团”教父的建议下，“伦敦使徒协会”选择那里作为他们早期工作的场所。许多年以来，一些使徒先驱在这些岛屿上功效甚微，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土著们逐渐接受了基督教，在一些岛屿，偶像崇拜仪式已被彻底抛弃了。 使徒们不断地呼唤进一步的帮助。“伦敦使徒协会”认识到提供帮助的必要性，于是派出约翰·威廉姆，虽然他的预备学习期相对来说太少了点，但他是一个年轻、热心、认真的人。在开始航程之前，他与玛丽·卡乌勒结了婚，后者被证明是他未来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助手。在辞去学徒工作之后的6个月内，他与其他一些年轻的使徒一起登上了悉尼的土地。从那儿，他们出发前往协会所属的岛屿之一即埃美欧。威廉姆先生一边帮助别的使徒，一边学习塔希提语，以进一步完善自身。在此期间，他常常为制作一些小器皿而做些铁器活，这是他们献给塔希提国王玻玛利的小礼物。 不久，威廉姆先生转到了华希尼，之后又去了拉伊提阿。后者是协会所属各岛中最大也是最中心的岛屿。在那儿，他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极力改善当地人民道德和体质状况的同时，没有忽视肩负使命的首要目标。当地土著道德水平极低，同时深陷根深蒂固的懒惰。群婚杂交在他们中间非常盛行。当威廉姆在他们当中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之后，他便引导其采用法定婚姻制。 下一步的目标是引导这些土著人为自己建造房屋。于是，威廉姆自己首先建造了一幢英国风格的舒适屋子，作为土著人仿效的榜样。这幢屋子由许多房间组成，木质的地面，平整的墙壁，用珊瑚石灰粉刷一新。房间里有桌子、椅子、沙发、床架、地毯和帘子。几乎所有这些东西都产生于他勤劳的双手。 善于模仿的土著人不久就效仿成风。在他的帮助下，他们为自己建起了房屋，从而学会享受文明生活的庄重和舒适。他还教会了他们建造船只。预见到这些岛屿以后必定会发展商业贸易，他便引导他们种植烟草和甘蔗，为市场需要做准备。制糖厂所需要的在车床上滚动的辊子，也来自威廉姆的亲手制造。 土著们开始有了一个良好的工业劳动开端，之后，他进而希望为他们的产品找到充分的市场，因而开始扩大自己对其他岛屿的和平征服。他相信，提高岛屿居民的文化和宗教水平，并与之建立起贸易关系，同等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有一只船，因为小舟无法满足要求。 抱着实现这种念头的强烈愿望，他于1822年来到悉尼，并购买了一艘名叫“奋进者”的8吨纵帆船。新南威尔士的地方长官托马斯·布瑞斯巴勒，送给他许多母牛、小牛仔、绵羊，让它们在岛上繁衍生息。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威廉姆时刻谨遵自己的首要使命。有人认为他的工作是布道，而非做生意。可他相信，只要这种事业的重要性得到人们的认同，伦敦的协会就会继续给他提供支持。 1823年，他安全地回到拉伊提阿，然后航行到哈维群岛，去寻找拉腊顿伽岛。这个辉煌的岛屿，甚至连库克船长不知疲倦的寻找都无法寻到。它仅仅在威廉姆已知的各岛的一些传统民间故事中才略显一二。经过长期的寻找，威廉姆仍然没有发现它，只好回到拉伊提阿。短暂休整之后，他终于再次出发。经过连续几天的逆风航行，船上的物资几乎已被耗光。这时，船长找到他：“先生，我们必须放弃寻找，否则，我们都会被饿死。”威廉姆再派一名土著到瞭望台上去观看，这已是他第五次登上瞭望台了。忽然，他大声惊呼：“拉腊顿伽！我看到了！” “就在我们决定是否放弃寻找目标的半小时之内，”威廉姆先生说，“太阳出来了，高高环绕在拉腊顿伽岛上的云雾退去了。眼前的场景使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我们欢呼雀跃着：‘这儿！这儿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土地！’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强烈，直至许多年过去了，仍使我一直忘不了。兴奋的脸色，快乐的表情，船上所有人的互相恭贺，表明他们都享受着同样的快乐。是的，这种欢呼声也同样包含着我们对主的衷心感谢声，是他和蔼地‘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 使徒威廉姆和他的随从（邻近岛屿的土著）在岸上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教士们立刻宣布了他们的使命：教给岛上居民关于真正的上帝的知识。拉腊顿伽国王愿意接受教化，他的臣民也与他意见一致。在岛上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威廉姆留下一个土著教士，乘“奋进者”号帆船返回拉伊提阿。他打算把整个内维哥特以及其他岛屿都纳入自己的计划。正当他准备开始另一次探险之时，从伦敦传来消息：使徒协会不赞同他的所作所为，担心全世界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与他的使命混在一起。就在同一时候，新南威尔士的商人接到了地方长官的一项财政命令，这一命令对来自南海群岛的贸易将会产生巨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姆不得不离开“奋进者”号。他在船上装满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市场价值最大的产品，然后出发到悉尼。上司命令他，不仅要卖掉商品，而且要卖掉船只。 威廉姆继续把驻地设在拉伊提阿，同时不断地访问拉腊顿伽岛。1827年，他与皮特曼夫妇待在一起，后者来此也是肩负了传教的使命。他们发现，旧的偶像绝大多数已经被摧毁殆尽，人们的道德和宗教水平已经得到极大的提高。威廉姆先生这时的任务是把《圣经》的各章节翻译成流行的方言，从此，让操塔希提语言的使徒也能知晓书的内容。相应地，威廉姆把拉腊顿伽方言确定为一种可书写的形式，并为之制定了一套语法体系。在他的建议下，一座教堂建造起来了。教堂的设计和室内设施的安排都是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土著及其首领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快乐而自愿的帮助，因此教堂在两个月内就完工了。它的一钉一铁都出自威廉姆之手。它的大厅能够容纳大约3000人。 在建造教堂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天早上，威廉姆先生出门时忘了带直角尺。他拿起一块细木片，用木炭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给他的妻子，要她把直角尺给送信人带回来。他叫来一位小工头，请他把木片带给他的妻子。这位工头拿过木片，问：“我应该怎么说？”“你什么也不要说，木片将会表明我想说的一切。”小工头边走边想，这个人肯定是个大傻瓜。他把木片交给威廉姆太太，她接过看了看，就把它给扔了。然后，她拿来直角尺，交给小工头。小工头捡起木片，一路边跑边喊：“看这些英国人多聪明！他们能够让木片说话！”他在木片上系了一根绳子，把它挂在脖子上。接连几天，人们看到他总是被一大群人包围着，他们正兴致勃勃地听他讲木片能够说话的故事。 海上总是没有出现能使威廉姆先生返回他在拉伊提阿住所的船，他只好继续在那里工作。他建起了学校，教人们读书。然而，与那些协会所属各岛的同胞相比，他们学得非常慢。首先教塔希提语，可是这种语言对他们而言就如同外国语。后来，没有等到他把圣约翰福音书和迦拉太使徒书翻译成拉腊顿伽语，人们就开始用自己的方言学习了，从此，他们进步神速。 一群放荡的年轻人策划了一次谋杀威廉姆及其同事的阴谋。他们计划在威廉姆经过拉腊顿伽去邻近的塔哈岛时，把他和他的同事扔进海里。幸运的是，他们的阴谋被发现了。酋长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把这4个魁首处死。威廉姆站了出来，恳求酋长放他们一条生路。在一次聊天的时候，酋长问威廉姆，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怎么做。他被告知，在英国，有一些既定的法律和法官，通过它（他）们给所有各类罪犯定罪和惩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酋长问道。 因而，酋长决定制定一套法律，作为公开审判的基础。威廉姆和特勒凯尔以简单明了的语言起草了这部法律，同时把防止压迫的最有力措施——由陪审团加以量刑——包含了进去。接着，酋长任命了一位法官，负责审判罪犯。罪犯往往被判流放到荒岛上4年。 在拉腊顿伽等待的日子，一月接一月地过去，可是船只仍不见踪影。威廉姆决定采取一次最非凡的行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艘船。可是工具极度缺乏，现有的又无法满足用途。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一只号角。岛上共有4只山羊，其中一只正在喂奶，而其他3只已被杀掉。三四天的工作之后，威廉姆成功地用这些山羊皮做成了号角。可是号角随即遭遇了不幸。在一个晚上，四处出没的老鼠竭力咬食着山羊皮，以至于第二天早上，除了光秃秃的地板，就什么也没剩下了。威廉姆并没有泄气，可是接着又遇到一件麻烦事：按照同样原理制成的水泵，一丢到水里，链条就必然断掉。然而，重重的困难最后还是被他克服，他终于制成了一部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机器。 为了制成这只水泵，他做遍了所有的铁器工作。他以一块有孔的石头代替铁匠炉，用一块大石头代替砧架，用一双木工钳代替煤钳。没有煤，他用木炭，这些木炭是用可可树和其他树的枝干烧制的。没有锯子，他用锲子把树枝凿开，然后叫土著们用石斧把它们砍下来。当他需要一块弯曲的木板时，就把几根竹子弯成需要的形状，或者跑到森林里寻找这种弯木。用这种方法，他获得了两块符合需要的木板。由于铁太少，他在木材和船板的内外钻个大孔，用木条把它们栓起来，这样整个船只就牢固了。 他用可可树皮把船只的缝隙填满，用芙蓉树皮来做绳索。土著们睡的席子被用来做船帆，他把它们缝在一起来挡风。他建造了一个车床，车床的滑轮是用硬木做成的。他在一只木桶里装满石头，捆在绳子上制成锚。船只的载重量约为七八吨。在大约15周的工作之后，这艘名叫“和平使者”的船终于下水了。接着他为这艘船装上舵，然而这么重要的工作却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由于没有足够大的铁来做舵杆，他便用一把镐、一把木工斧头、一把锄头将它制成。用这些七拼八凑的铁器，他终于把舵也装配上。就这样，这艘神奇的船准备起航了。 考虑到向相距800海里的塔希提群岛的拉伊提阿岛航行非常危险，他决定首先航行到相距只有170海里的埃图塔克。拉腊顿伽国王玛科亚也跟着他参加了远征队。这艘帆船被证明是适合航海的。虽然由于土著船员缺乏经验，船只的前桅被折断，但到埃图塔克的航程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大的风波。不过，他们还是遇到了强风和巨浪。幸运的是，威廉姆有一只罗盘和一只四分仪，这使他一路上没有碰到大的困难。可以说告诉国王第一个被看到的陆地的方向，是件很头疼的事。因为接下来，他的问题永无止境，诸如我们是怎么能够如此确凿地说出我们所无法看到的东西等，没完没了。他的口头禅后来变成：“我再也不会叫那些在岸上战斗的人为‘勇士’了。只有英国人，这些与海上风浪搏斗的人，才真正配得上这个名字。” “和平使者”号在埃图塔克逗留了8天或10天，然后载着货物踏上归程。这些货物主要包括猪、可可豆和猫！拉腊顿伽本地猪又小又难养，于是这次就进口了70只良种猪崽。至于为什么猫也构成了这批货物的一部分，原因是容易解释的。拉腊顿伽岛上老鼠太多，多得就像埃及的十大灾难之一。它们跑到吃饭的桌子上，把饭菜偷吃光。它们在椅子上打坐，在床上睡觉。“当我们全家跪下祈祷时，”威廉姆先生说，“它们就会爬满我们的全身。” 大鼠、小鼠、瘦鼠、胖鼠， 棕鼠、黑鼠、灰鼠，还有茶色鼠， 一些是老气横秋，另一些则生龙活虎， 父亲、母亲、婶子、表姑， 傲慢的尾巴和刚硬的胡须， 一家几十口或是一揽子， 哥哥、妹妹、妻子，还有丈夫。 事实上，老鼠每年吃掉了拉腊顿伽岛一半的粮食。它们还吃掉了威廉姆先生的号角、皮特曼夫人的鞋子。没有别的食物可吃时，它们会变成吃掉幼鼠的同类相食者。因而，猫就成了深受拉腊顿伽居民欢迎的动物。它们不久就把岛上的老鼠清除干净。不过，它们受到了新进口猪的协助，这些猪变得非常贪婪，它们一起使这个无法让人忍受的岛国变得干净。 威廉姆先生并不满足于把自己的使命仅仅限定在拉伊提阿。这儿一切都已转好，可是还有更多的岛屿未被征服，于是他决心付诸行动。他全身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激情，更充满了勇气。在西部，有几大群岛从来未曾被使徒光临过，不管他们是哈帕伊、萨莫恩，还是“航海家”协会的成员们。威廉姆乘坐“和平使者”号帆船围着这些群岛转了一圈，完成了他在其他地方同样完成过的任务。他摧毁了偶像崇拜，建立了真正的对上帝的完美信仰。 “基督教”，威廉姆说，“不是靠人的权威，而是以它自身的道德力量来取胜的——通过它四处散布的光明及撒播的仁慈精神。因为，友善是打开人类心灵的钥匙，不管这人是野蛮，还是文明。只要受到友善的对待，人们立刻就会向往真理，因为他们自然而然会把这种巨大的转变与过去那些残暴首领的态度相比较，从而把转变归结为福音在人心中产生的作用。”“在我们的语言中，有两个单词是我最珍视的，它们就是‘尝试’和‘信任’。在你‘尝试’做之前，你并不知道什么是你能够做到的，什么又是你不能做到的。如果你使自己的尝试立足于对上帝的‘信任’中，那么，一切能够想象到的险山恶水，在你走过它们时都会自动消失，而所有你从未曾期望过的工具设施都会一一具备。” 最后，威廉姆先生决定重游英国。他把“和平使者”号帆船送回塔希提卖掉，然后搭上了一条开往家乡伦敦的捕鲸船，于1834年6月抵达伦敦。他把自己取名为“拉腊顿伽新约”的手稿送到“不列颠及外国圣经协会”，协会命令立即把它付印。在他所写的一份记录中，描述了他那非凡使徒生涯中最重要的所见所闻。（注：《南海群岛出使记》，约翰·威廉姆著，伦敦使徒协会出版。该书评述了这些岛屿的自然历史、起源、语言，以及岛上居民的传统和习俗。）这份记录一出现，立刻引起了人们最强烈的兴趣。威廉姆在全国各地的会议上发言，与许多现有教会的高僧、许多在科学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诸多达官显贵成了朋友。人们纷纷捐款，以帮助他达成传教的意愿。伦敦市政公司一致同意捐献500英镑，以响应这次募捐。这次一共募集到4000英镑。用这笔钱，威廉姆买了一艘名叫“凯姆登”的船，专门用来传教。1838年4月11日，这艘船载着威廉姆夫妇以及其他16对将会留在各自岗位上的使徒夫妇启航了。 “凯姆登”安全抵达南海群岛。在环绕各个已经建立了使节的岛屿一圈之后，威廉姆继续前往西部更远的岛屿访问。这些岛屿上的野蛮人还从来没有受到过教化。远征进行得很顺利，“凯姆登”最后抵达了新赫瑞德群岛的埃诺曼伽岛。一帮人从船上下来，登上了狄隆港。然而，当地土著并不欢迎他们。显然，过去曾经有一只船到过该岛，船上乘员给了当地土著粗暴的待遇。出于报复心理，这些土著对刚刚上岸的使徒进行了袭击。威廉姆先生和他的朋友哈瑞斯先生被杀死并被吞吃。 一个最高贵、最无私的人从此凋谢，这时他年仅44岁！他的人生责任就在于不断地做善事。秉持始终不渝的坚定精神，从而把基督教和文明的种子撒播到四方。即使环境限制，慈善工作遭到挤压，他也能耐心地等待时机。他知道，他撒播的种子终有一天能够生根发芽、繁荣茂盛。他的事业并没有随着他生命的消失而逝去。即使是那些埃诺曼伽岛的食人生番，也最终放弃了他们的偶像崇拜，诚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真理。 威廉姆的衣钵后继有人，一些高尚的工作者站在他的身后。乔治·瑟尔威在1841年被任命为新西兰首任主教时，就立即出发去执行传教任务。（注：西尼·史密斯在他的一封信中以嘲弄的语气写道：“当新西兰主教准备在那儿接见食人生番的各路首领时，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先生们，遗憾的是，在我的桌上没有任何东西适合你们的胃口。但在我桌旁，你们却可以找到大量冷冻过的助理牧师和烘烤过的教士。’如果这位主教无视我的谨慎的观点，而他的参拜者却同样把他作为最后的菜肴的话，那么我就只能补充说：‘我真诚地希望他选择拒绝。’对于后面这一观点，这位主教本应该与我取得真诚的一致；而我说的所有的观点，他也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有用的暗示，并牢记于心。”——《西尼·史密斯回忆录》）在他教区所在的大陆上不懈地工作7年之后，这位主教认为，为了完成英国大主教交给他的任务，他应该到新西兰和赤道之间的被叫作美拉尼西亚的5个群岛上传布福音，而现在，已经到了出发的时候。其后12年里，这一传教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开始时，人们对于传教工作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谨慎从事，一派认为这完全可行。前者认为后者的观点太浪漫，根本不可行，这当然是可以原谅的。 出于个人安全考虑，瑟尔威的朋友们反对他的传教计划。他用一句格言回答他们：“商人生意做到哪里，使徒就应该拯救灵魂到哪里。”他向他的父亲写道：“到达勇敢的顶点，是一个使徒的责任，除非眼前有明知的确定的危险。在这些岛上，如果要达到什么目的，就必须得冒一定的危险。” 危险，毫无疑问是巨大的，特别是他不允许在他的小船上出现任何种类的枪支。一次，在新赫瑞德的玛利科罗，显然只有“他的完美的精神和高贵的耐力（借用埃斯丁的术语）把他和他的伙伴从几年前在埃诺曼伽曾经降临到威廉姆头上，以及几年后在卢卡普曾经降临到帕特森头上的厄运中拯救了出来。” 有人劝他说，出外传教将会使他极大地忽视现在的主教教区，而他“已经把太多的铁放到了火里”。他则反对说，他能够对整个美拉尼西亚地区加以个人视察和监护，这不仅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会给自己在新西兰的工作带来最大可能的好处。他的心已经飞到了那些遥远的岛屿上，用一种兄弟之爱向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居民发出大声呼唤。他似乎觉得，来自上帝的旨意正指引他成为一个如此坚定的水手，是上帝“把他的路刻在浪尖，把他的家刻在浪底”。 约翰·帕特森这时站出来帮助瑟尔威主教。这又是一个高贵而无私的人。在选择传教事业或安心在家并获得荣升这二者中，他选择了前者。他于1855年来到新西兰，被任命为出使自从库克船长发现澳洲以来就很少有人去过的一大群岛屿的使徒。这些其上居住着许多以“食人生番”著称的土著的岛屿，构成了澳大利亚东北沿岸海湾的三分之一，由新赫瑞德岛、巴恩克岛、所罗门小岛和萨塔库兹群岛组成。岛上居民被称为“美拉尼西亚人”或“黑岛民”，因为有许多黑人混居其中。 帕特森在新西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在这期间，他学会了土著的语言及操纵使徒的纵帆船“横渡南海者”号的航海术——在主教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诺福克岛，然后肩负着苏格兰长老会的使命到了埃伊特姆。他们沿途经过了威廉姆先生被杀的埃诺曼伽岛——这是一座森林密布的岛屿，其景色之美非笔墨所能形容。然后，他们前往萨摩亚诸教士被杀的法特岛，经过了埃斯比利特·萨托的辉煌岛屿——其上有一条高达4000英尺的山脉。船只接着到达瑞玛尔岛。登陆时，主教和他的同事不得不游泳上岸。他们与当地的毛利人成了朋友并从岛上带走了许多男孩儿。这些男孩被送往新西兰的圣约翰学院，作为教士来培养。 船只抵达所罗门群岛上的玛拉岛。在这里，他们发现当地人虽然讲毛利语，但以前的水手显然教给了他们英语知识中最不齿于人的部分。萨塔库兹群岛是下一个被他们看到的群岛。当地土著摇着自己满载着山药和芋头的小舟欢迎他们。可是这些岛上的人口太多，以至于任何安静的工作都没法做成。他们整个沿岛航行了一周，看到了大火山口那炽热的外表。他们继续前往卢卡普——今天，那里充满了忧郁的怀念，因为帕特森主教就是在此地遇难的。土著们用小舟载来小麦和可可豆为他们送行。一长串的航行——图布阿、法尼科拉，以及巴恩克诸岛屿——之后，“横渡南海者”号回到了新西兰。 当然，新西兰同样是他传教工作的场所。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别总以为岛民是残忍的。当你激起他的怒火之时，他们确实做出一些可怕的事，而且也几乎都是食人者——往往在一次战斗之后举行的庆功宴上，他们才如此，否则就不是。但如果你友善而谨慎地对待他们，我相信，访问他们是没有任何危险的——访问的方法是：第一次仅仅在港口着陆；第二次也许可以到一个土著村子里去；第三次在海岸边睡；第四次在岛上待十来天，如此类推。”他描述了自己教化土著的基本方法。他坚持认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在悉尼的一次布道会上，他说：“爱，这源自人心中的爱，必须传递给他的兄弟……爱是使一切事物焕发活力的原则。在每一片星空下，在海浪闪烁的光影里，在田野里每一朵鲜花中，在上帝的每一件造物里，特别是在每一个活着的人的灵魂中，都存在一种崇拜和祝福：为万物伟大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他那深沉的美和爱。” “我亲爱的父亲，”他说，“曾经以深沉的忧虑写下了丁尼生事件。噢，亲爱的！该怎么感激你！是你，把我们从论战的喧嚣中解放出来；是你，让我们发现了世上有如此千千万万的人，渴望得到从这些狂热的争论中粗暴抖落出来的琐碎。无论高级的或低级的或广大的教会，也不是任何别的名称，而是忘掉一切差别、回归事物原初状态的急切愿望，在那些野蛮人民看来才是自然的。” 帕特森怀着美好的希望和无畏的精神，继续访问美拉尼西亚群岛。他深知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当女人出现时，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不过，他用信任获得了所有人的保护。他前往胡图玛，踏着深及膝盖的海水爬上了该岛的海滩。然后他去了埃诺曼伽，接着去了法特，这里居住着据说是那些海域中最野蛮的人。他们都是食人生番，曾经杀害了搁浅在该岛的“皇君”号的全体乘员。他们当场吞食了其中的9个人，然后把其余的9个人送给他们的朋友吃。 1861年，约翰·帕特森获得了“美拉尼西亚群岛出使主教”的尊荣，可他仍像往常那样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赤手空拳地活动在土著中间，经常面临死亡的威胁。说不定哪一天，他们立刻就会用一只毒箭结束他的生命。可是，他总是充满快乐和热情。“感谢上帝！”他说，“我能够退守到许多安全的舒适环境中。他完全看到了也知道这一点。他也看到了岛民们，他爱他们，比我更甚不知多少倍。我相信，是他把我派到他们那里。他将保佑那些在他们中按他的意志行事的真诚努力。光明正照射着美拉尼西亚。我对这种想法非常满意，并且牢记着，这一切是否能够在我有生之年实现是无关紧要的。我要做的，只是不停地工作。” 在一群被派往协助他的人面前，他再一次说道：“一个以伤感的眼神看待珊瑚岛和可可豆的人，是比无用者更糟糕的人。这为任何一个抱着必死信念的人所不耻。相反，一个认为任何工作都‘较绅士为低’的人，就恰好会这样做。他极不乐意地看着一位主教做他认为有辱自己的事。如果一个正直的人被上帝的爱所感动并挺身而出，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欢迎，他不久将会工作得如何快乐，在我们所清楚知道的无数的祝福中，这一切将会一览无余。” 这些受命的牧师离开英国并不是为了钱。他们的报酬，一年只有100英镑，之后才逐年增加到150英镑。可他们教给土著们所有的东西——节俭、谨慎、守时、整洁，以及诸如此类的习惯。有多少性格是从这些持家的美德中养成的！帕特森主教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建立一些学校。他还会把岛上的孩子带在身边，陪他航行，以便让孩子理解他的语言，当然他也能理解孩子的语言。1864年，主教和他的伙伴在萨塔库兹遭到袭击。其中一个名叫皮尔斯的人，胸口中了一支长箭。埃德温·诺伯斯则左眼中了一箭。一位名叫费舍尔·扬格的划桨手，他的左手腕被射穿了。主教把箭艰难地拔了出来——那只射进胸口的箭，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费舍尔·扬格死于破伤风。在临死前，他对主教说：“亲吻我吧，我非常高兴我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诺伯斯死于同样的病。皮尔斯的箭伤虽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严重，但他后来康复了。 帕特森主教接着访问诺福克岛、皮特开尔岛、新赫瑞德群岛、费基群岛、所罗门群岛、塔希提群岛——在每一处，他都不忘做善事，并赞助教会的新成员们。他把《新约》以及《旧约》的部分摘要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印发给他们。在诺福克岛的一个圣诞节里，大约有20个人的一群人吵醒了他。这群人以彼斯先生为首，正在他的床边唱圣诞颂歌。“这景象多么令人快乐！”他说，“上床时，我把《赞美书》放在身边，脑中带着凯伯勒先生的赞美诗入睡。现在，我已熟知‘天使之歌’的莫塔曲调，还有那‘光明照着异教徒’的歌声，也出自我们这些异教专家之口了。他们唱得如此诚惶诚恐。在这天空洁白如洗、月光皎洁宁静、天气温暖如春的静寂夜晚，传来的声音听着是如此地幽静与清晰。我醒着在床上躺了很久，想着自己无比幸福的命运，想着自己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如何完整地享受着这美好的幸福。我逐渐迷失在上帝那崇高的善、仁慈和爱中。” 我们必须赶紧说明他前往萨塔库兹群岛的最后一次航行。从昆士兰来的绑架船正出没于群岛之间，目的是把土著强制带到他们的种植园里劳动。一些岛屿变得人迹全无。卢卡帕岛也已经被昆士兰人带走了5个土著。当大船靠近该岛时，主教看到5只独木舟正在珊瑚礁边游荡，便立刻想去安慰这些可怜的土著。他命令放下一只小船，然后带着4个人坐上去。小船一靠近那些独木舟，主教便钻进了其中的一只。在里头，他看到两名酋长，他们都是他以前的朋友。独木舟靠岸后，小船里的人看到主教上了岸，然后不见了。 小船与其他的独木舟留在一起。一个土著突然从一只独木舟里站起来，把他的长箭射向小船里的人，其他的土著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大船上的人赶紧把小船拉回来，直到远离箭的射程，但船上的4个人已经有3个人中箭。可是主教怎样了？他在岸上被杀了。人们看到从岸边过来两只独木舟，其中一只坐满了土著，另一只则是空的。土著们回到他们原来坐的独木舟，另一个土著则撑着空独木舟——里头似乎有一堆东西——继续向大船靠近。大船迎了上去。撑舟的土著看了看独木舟里头，然后对大船里的人说：“这是主教的鞋子。”人们把独木舟拉过来，看到里头躺着一具用土著的席子卷起来的尸体。人们把席子拿开，出现的是主教脸上那平静的笑容。他的胸口盖着一片棕榈叶，拿走后，赫然出现的是5个伤口。“这情景是那么奇异、神秘和壮美，”雅尔吉小姐说，“使人觉得这就像是教会初创时那个殉难的传说。”在这个岛上，没有人热爱我们的主教，也没有人尊敬他。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求的死期，虽然他总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可以确定的是，他是死于这些土著的报复。恶劣的昆士兰海盗从卢卡帕岛偷了5个土著，而报应则降临在主教的头上！ 他那依然甜蜜的平静的笑容似乎在安慰那些处于悲痛之中的人们。他们失去了一个精神导师，他的笑容从此消失不见。第二天早上，约翰·科勒瑞基·帕特森的遗体被葬入太平洋的水底。像活着时那样，在主的垂顾中安息了、逝去了。他死时安宁。 几年之后，也就是1875年，古德纳弗准将和他的座舰“珍珠号”访问了萨塔库兹岛。他急切地想看到主教被杀的现场，虽然有许多人警告他别这样做，因为这些土著都是些背信弃义的人。然而，准将还是上岸了。土著们这一次显得很友好。可是当他第二次上岸时，他们的行动却显得疑心重重。他命令自己的人立刻回到船上。 在一封信中——这是他最后的一封信，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看见一个土著把箭搭在弦上，我立刻想到的是，这可能是一个恶作剧。可是念头刚一产生，这支箭就射中了我的左半身。我大喊：‘到船上去！’然后把箭拔出来扔在海滩上。这时，只听到又一支箭从我身边‘嗖’地飞过。回到船上后，大夫马上过来，他把我的伤口包扎起来，并进行了消毒处理。”5天之后，他补充写道：“我现在非常好，唯一的麻烦就是后背痛，这使我无法入眠。我并没有感动——”信到这儿就打住了，他没有写完这封信。 他感染了破伤风，一切活下来的希望都已破灭。一个极端平静的人告诉他这一消息，后者早巳把生死看透。他叫人把自己抬到甲板上，看到身边聚集着许多人，他们已泣不成声。他慈爱而温柔地劝他们别悲伤，要他们踏着自己的脚印前进。他平静地安息，尸体被葬到海底深处。一个英国损失不起的人，就这样凋谢了。他是水手的崇高榜样，也是一个仁慈的基督徒。 我们没有篇幅再去提及其他基督教使徒的各种英雄行为——例如出使日本、中国以及南北美洲的耶绥特，出使格陵兰、美国和非洲的莫拉菲安，第一个在美国印第安人中传教的约翰·爱略特和继他而去的大卫·布拉勒、乔纳森·爱德华（注：当爱德华会长由于企图改进他的圣会的道德状况，而从他在北安普敦和康涅狄格的教会里被赶出来时，他便出使到斯多克瑞基的印第安人中向他们宣讲福音。在他妻子的全力协助下，他在他们中间待了6年。在这期间，他写成了自己最深刻也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他被解职的原因如下：他的一些年轻教徒获得了几本淫秽出版物，并且送给其他的教徒传看。爱德华把他领导下的所有的部门负责人叫到一起，告诉了他们这些事。他提到了与事件有关的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事实表明，这个镇子上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与这件事有着一定的关系。于是，圣会的首领们纷纷叫他们的牧师向爱德华提出最傲慢和最轻蔑的挑衅。最后，教会以200对20的多数票解除了爱德华的职务。这就是他到印第安人中间传教的起因），出使印度的玛尔丁、赫伯、卡瑞尔、玛士曼，出使缅甸的居德森家族，在赞比亚牺牲的使徒查理·弗里德雷克·迈克兹，以及担任澳大利亚基督教会长老的萨姆尔·玛尔登。一切荣誉属于你们，高贵的基督教英雄们，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一切荣誉属于那些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传播抚慰、安定和拯救的知识的人；那些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信仰的人；那些救助贫穷者、痛苦者、未开化者，志在获得比这短暂的生命所能给予的更高贵的福佑的人！ 第十三章 珍爱一切生命 那些无视于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才能将永远无法运用。 ——沃兹沃斯 无法无天的骑兵们飞驰而过，射伤了我的小鹿，它即将死去。那些粗野的人，那些射杀你的人，必然要遭逢厄运。活着时，你从未伤害过他们。你的死亡同样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马维尔 在每一只动物的眼睛里都有一片模糊的影像和一点人性的闪光，通过这点奇异的光亮，它们的生命在警惕并渴望了解，我们之所以能够控制它们的那个伟大的奥秘，它要求人类承认它们是生物中的伙伴，即使不是灵魂的伙伴。 ——拉斯金 人类对不会说话的动物——鸟类、兽类、马群以及所有其他生命滥施了多少暴行啊！古罗马的角斗士已化为尘烟，但西班牙的斗牛戏仍在上演。古罗马的女士们乐于在公共圆形露天竞技场看到角斗士流血死去，而西班牙的女士们也对英格兰勇士们厌恶地别过脸去的所谓奇观狂喜地拍手称快。卡瓦列罗说过：“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并且带着歉疚承认，即在西班牙，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以及下层阶级，对动物都怀着极少的怜悯，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怜悯。” 但我们也不是清白的。不久前，纵狗咬牛还是我们的一项公共娱乐，斗鸡和耍獾戏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还依然普遍，这些娱乐活动得到了富人和穷人的一致支持。1822年，动物们的朋友——戈尔韦的理查德·马丁先生，成功地使一项法律获得了通过，这一法律以社会契约的形式赋予动物们以权利；但有两个法官在审理一个诉讼案件时，宣称公牛无权享受该法律的保护。 1829年，一个力图禁止纵狗咬牛活动的提案在下院以73票对28票的压倒多数被否决。但是，公共舆论却壮大起来，直至纵狗咬牛成为一项仅为穷人消遣的活动；而直到1835年，一个法案才获得通过，取缔了纵狗咬牛活动。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就是在马丁法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动物们被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尽管有一些动物不幸被排除在外，但暴行之下还是有许多幸存者。 例如，鸟类就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你只要在女士节去一趟赫灵汉姆，就能看到鸽子所遭到的残暴虐待。可怜的鸽子们被人们从笼子里放出来，然后作为一盘赌局而射杀，它们的血染红了女士们的罗裙，此时响起的掌声，犹如西班牙斗牛场的掌声一般狂热。被射伤的鸟儿，拖着断腿，设法飞出这片屠宰场，或者掉进某个隐蔽的地方，经过长期的痛苦挣扎而死去。难道这就是英格兰女士教给她儿女的仁慈博爱之课吗？ 女装上饰以鸟类羽翼的时尚对鸟类来说无疑是一段悲惨岁月。在所有国家，鸟儿们都被射杀，用来满足“淑女们”对鸟翼的酷爱。《观察》杂志报道了一个婚礼，在婚礼上，11位女傧相都穿着饰有天鹅绒毛和知更鸟羽毛的服装。这么一个婚礼是对鸟类的一个多么残忍的屠杀啊！那些知更鸟血淋淋地被悬挂在女士们的服装上。但女士们就是允许这种屠杀，也不会允许自己不合时尚。 是的，杀戮鸟类作为一种贸易，目前已经使上帝的一些最漂亮的创造物濒临灭绝的处境。蜂鸟、翠鸟、云雀、夜莺统统被射杀。一个伦敦鸟贩仅一次收到的货物就有3.2万只死蜂鸟、8万只水鸟和80万双鸟翼！ 几年前，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生育季节的野生鸟类”。随后，又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保护野禽”。但这些法案收效甚微。为了女人们的消遣，野禽仍在被杀戮。四件最后之事（注：四件最后之事指死亡、审判、天国和地狱）中的一件就是“装饰着光滑野鸭毛”的女士便帽。如果她们在本地得不到装饰品，那么，为了她们，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将遭到洗劫。印度是翠鸟的巨大产地，那里，翠鸟的羽翼最漂亮，因此，这些鸟儿就被射杀用来供应英格兰市场。（注：一个“自然爱好者”从凯尔布尔写信给拉合尔的一家报纸说：“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大湖的岸边散步，碰到了两个带着特殊形状篮子的人，我问他们是什么人，正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是来自马德拉斯的捕鸟人。哪种鸟？翠鸟，并且他们向我展示了篮子中200只翠鸟的羽毛，他们说回到马德拉斯后，这些羽毛将给他们带来40卢比的收入。这是他们每年一次的职业，而整年都有许多捕鸟人分布到全国各地，而所有的羽毛都被送到了英格兰。当他们往南走时，我问他们是否要去往古茶那。他们说不是，古茶那不允许他们从事这项工作。多好的古茶那啊！我希望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其他地方都向这一榜样学习，或者如果现在不学，不久的将来它们也必将这样做。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对漂亮鸟儿的恣意毁灭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将有理由为最漂亮的野生羽毛部落之一的全部灭绝而哀悼。”） 英国人因他们对鸟儿的大屠杀和消遣而遭到挪威人的鄙视，而这些恶行是下层阶级的英国游客干的。克里斯蒂娜·潘奇这样评价我们的同胞：“自从英格兰有胆子加入政治以来，时间已过去很久了：从那时起，她就很忠实地睡着（可能要参阅约翰·罗素勋爵关于丹麦的政策）。在上帝给人类的整个夏天，每一个英格兰乡巴佬都到这儿来祸害我们，钓鱼、射猎和毁坏；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娱乐将很快陷于终止。” 由于英格兰游客的蜂拥而至，挪威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任何没有特许证的外国人持枪或钓竿入境。饱览挪威的壮美景色就已足够了，决不允许毁掉挪威的野禽和猎物。这部法律将最终结束对野禽的大规模捕杀。 19世纪云雀的捕获量是巨大的。在萨福克的莱肯希思，2000打云雀在3天内被杀掉并运往伦敦做成云雀馅饼——美食家的佳肴。事实上，云雀馅饼已非常流行，大量捕捉鸟类的每一种手段都被采用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让我们来说说一个好人如何试图拯救云雀并击败那些美食家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仅仅几年前的阿伯丁附近，将近3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大地一片白茫茫，到处都是雪原。内陆鸟儿在天气的压力、寒冷和饥饿的驱赶下飞向海边。天亮前，人们看到这些鸟儿，它们拍翅而飞时两翼的独特动作恰是云雀的飞翔特征，云雀是如此之多，海滨周围几乎是黑压压的一片。 许多人设下罗网、布下陷阱诱捕，用粘鸟胶捕捉，或是射杀这些云雀，捕获的数量极为可观。时值冬末，鸟儿都已配对，夫妻同行。可怜的小家伙们！它们被艰难岁月所迫，共同去寻求它们的幸福和命运。我们所说的那位好人发现一个卖云雀的莽汉，在他脚边，这位好人看到了满满一笼子鸟儿，这简直就是一个加尔各答黑牢。鸟儿在笼中发狂地挣扎、互相推挤，企图逃脱。这情景足以让好人忧心伤情，于是他把所有的鸟儿都买了下来并送到自己的仓库好好安顿。然后，他到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去看看是否能做些什么来终止这一无耻的非法买卖，但他伤心地发现，许多我们喜爱的鸟儿都受到1876年野禽保护法的保护，但云雀却奇怪地被排除在外。 于是，这位好人自己承担起保护云雀的责任。他告诉那些杀鸟的人，让他们把鸟活捉，他将以城里猎物贩子给他们的价钱收购。那些人同意了他的报价，因为他们知道在某种情况下，这些鸟儿将会被杀了吃掉，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将得到细心照料并被放飞。送到好人这儿的云雀数量如此之多——超过了1000只——以至于除了他仓库里笼中的云雀外，他也获得了使用村里大房子来安置这些鸟儿的权力。清晨，云雀的歌声几乎振聋发聩，而其他成群的鸟儿也聚集在房子周围，欣赏这美妙的音乐大合唱。 大风雪过去了，雪溶化了，青草和黑土地又呈现在人们眼前。囚徒们就要被释放了。房子的窗户全部打开，鸟儿们全都飞出屋子，婉转啼鸣，歌声不断，满天翻飞。笼中的云雀也从仓库中放飞到城郊一个美丽舒适的地方。房门打开了，鸟儿的恩人站在一旁看着他的朋友们飞逃牢笼。看鸟儿飞逃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一些鸟儿疾射而出，展翅高飞，迸发出歌声。 迸发出它们的心声， 谱一曲未经雕琢的辉煌乐章。 其他的鸟儿在地面盘旋，消失在附近的丛林中。你可以想象，但却难以完全表达出，我们的北方朋友在一桩小小善行中感受到的快乐。云雀们定居下来，把巢筑在附近，并在此哺育儿女；从那时起，这座城市就被云雀的美妙乐声包围了。 高昂些，再高昂些， 你从地面飞向天空， 宛如一片火云； 向着蓝天深处飞翔。 在歌唱中翱翔，在翱翔中歌唱。 伟大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个善待鸟儿和动物的伟人——伟大的建筑师、军事工程师、哲学家、艺术家——习惯于买来笼中鸟以便使它们恢复自由。有一幅画，画中就是这位高尚的艺术家所做的善行，被放飞的鸟儿盘旋在它们恩人的周围，空空的鸟笼放在他的脚边。这幅画在巴黎的卢浮宫可以看到。 古代的隐士对动物非常热爱，他们是动物唯一的朋友。鸟儿常飞翔在他们左右，甚至野生动物们也到那里寻求保护。动物们似乎会预感到在那里不会受到伤害。当一个荷枪实弹的人出现时，甚至连鸟儿都知道并感觉到存在的危险。乌鸦从庄稼汉的犁沟里叼起食物快速飞起，瞬间消失；尽管乌鸦自己觅食将促成来年的丰收。 圣弗朗西斯有一个观念，视所有生物皆为他的兄弟姐妹，他不仅让他的观念突破诗歌的局限，运用到真实的现实中，并且，他甚至向鸟儿布道，他对所有生物说话，仿佛它们都有智力；而且，他乐于承认在动物的各种特性中有神的完美的某种痕迹存在。“如果你的心是公正的，”另一位古代哲人说，“那么每个生物都是生命的一面镜子，都是一本神圣的教义。” 一种独特的感情在福斯湾的巴斯多克滋生。塘鹅使该地成为杀鸟者喜爱光顾的地方。游艇和汽船在岩石周围游弋，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用枪炮猛烈齐射。鸟儿，不管是幼鸟还是成鸟，纷纷从空中跌下，受伤或者死去都听天由命。受伤的鸟儿或者断了腿或者伤了翼，只好颠簸在永不平静的大海中，拖着残废的身子流浪，在难以描述的痛苦中死去。但是，野蛮的人们却把这称为“娱乐活动”。 鸟类比某些人更富有人情味。遭遇困难时，它们彼此互相帮助。当班夫郡的爱德华射伤一只燕鸥时，他吃惊地发现另两只未受伤的燕鸥托起它们的兄弟，把它推到它们的翅膀上，带着它向大海飞去。爱德华也许射下了许多燕鸥，但“他欣然容许燕鸥采取仁慈的行动，展示了一个人类自己也无须耻于模仿的爱的典范”。 “哄赶狩猎”主要是从德国引入我们这个国家的。整群的鹧鸪、野鸡、野兔等等被饲养人从几英里外赶到一些隐蔽场所，然后被成百成百地射杀，这竟然被叫作“娱乐活动”。约克郡的大主教说道：“我冒昧地希望，英格兰绅士们曾一度满意地向国外公布的，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在几天之内就杀死了2000头被赶进树林等死的猎物，这种现象将成为一段奇特的历史，而这一天也为时不远。此外，陷入陷阱中的鸟儿，丝毫没有逃脱机会，一再被射伤，它们不停地拍翅欲飞，身陷囹圄，成为强壮男人们取乐的一种方式，而妇女们在以此娱乐消磨假期时，显得毫无爱心和怜悯。这从中反射出一个阴影，一项关于人性卑劣的令人痛苦的研究。” 难道这就是英格兰沉沦的骑士精神？难道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的渴望就是人性的最高意义？查尔斯·纳皮尔爵士［1782—1853，英国将军，曾参加半岛战争和1812年美英战争，后任信德总督（1843—1847），在第二次锡克战争（1848—1849）中任英军总司令］放弃了这种娱乐，恻隐心使他不忍伤害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但是，他却打赢了米安尼会战。因此说勇敢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残忍的代名词。他无法忍受那些从无辜动物的呜咽和垂死尖叫中得到的享受和娱乐。奥特莱姆将军——印度勇敢无畏的骑士——携妻子在埃及寻求健康时，他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他们无肉下饭，就打下一只鸟送给他们。奥特莱姆尽管爱好运动，但却难过地说：“我已发誓永不射杀鸟儿。”鸟肉烹饪后，奥特莱姆拒绝食用，朋友只好把肉给了一位年老的农妇，“我们尽了我们的所能宴请了将军，但在某些方面，我们知道已犯下错误。” 在古代小画像中，锡耶纳的阿尔伯图斯被打扮成怀抱一只野兔的形象，因为他常在野兔被猎人追捕时保护它们。他成为超越这一景象之上的道德典范，如同悲伤的雅克为呜咽的驯鹿叹息和发表评论一样。圣克里索斯托（注：希腊教父（34？— 407）：君士坦丁堡牧首说过：“一个人在养狗捕捉野兽时，实际上，他自己已堕入野蛮；另一个人在养牛和驴驮运货物时，却不顾被饥饿折磨的人；他们挥金如土，制造出大量用大理石雕刻的人，却从不顾活生生的生命，在这样邪恶的国度里，铁石心肠成为通行原则。” 法国某地一位小说家这样评价英国人：“让我们出去杀掉些什么吧！”这是他对英国绅士所作所为的看法。但他却忘了自己的同胞。我们还养着我们的鸟儿，尽管它们在多年的严冬中因饥寒而死，并且还有更多是因射杀和大规模赶杀而亡。但鸟儿依然是这片土地的荣耀——荣耀归于主！在法国，沉默的田野没有来自天空的音乐，云雀被网捕吃掉，有着艳丽羽毛的鸟儿已被射杀，它们的羽翼插在女士华丽的无檐帽上。在全国各地，麻雀、雀科鸣鸟、知更鸟和夜莺都已消声匿迹，全被杀光吃掉。（就鸟儿而言，法国是片黑暗寂静的土地。眼睛徒劳地四处搜寻，耳朵徒劳地谛听，自然母亲就坐在那儿哀悼她那逝去的儿女。所能指责的就是共和制度和农民所有权。它们断然宣称与自然决裂，这么一来，自然只能与她的老友，即封建主义和贵族政治紧密团结了。如果有报道说法国某地有数量可观的鸟儿，漂亮的羽毛和令人心动的歌声从大都市几英里之外都能看到和听到，那人们就会穿着奇装异服，带着猎枪和大袋子，牵着难以名状的凶狗倾巢出动，准备整天整天地窥探，以图在射程内轻松地找到一个射杀受害者的机会。——《泰晤士报》） 但现在，惩罚降临了。树木被啃光了，葡萄树被木虱毁坏了，灌木的叶子被毛虫吞食殆尽，悬挂在木枝上的毛虫到处可见，蛴螬和木虱的天敌——鸟儿已被杀光，因此虫害灾祸已蔓延到全法国。庄稼被连根吃光，一些地区的葡萄树彻底不结果。就这样，人类的丧尽天良犹如诅咒一样，回报给作恶者自身。华特顿曾算过，一对麻雀一天所消灭的蛴螬能在一个星期吃掉半英亩幼玉米。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公共教育部长的鼓励和帮助下，法国在保护鸟类和动物方面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少年们——因为通常是年幼的孩子们模仿残暴行为——被教导对不会说话的动物以及所有依靠人类照顾的生物要仁慈、人道。这是法国骑士精神赋予的新规则，无疑，它将被证实是有巨大效果的，目前已有多个照料和保护动物的青少年社团。在美国也有类似的运动，2000名男孩子已加入费城动物保护协会的青少年部，善待不能说话的动物正被谆谆教导，尊敬和同情的双层义务已被强烈地要求履行。 在给孩子们填塞无用的知识上，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在教导孩子们有益的人道思想上，我们花费的时间却又是何其之少！他们的学识来自课本，但这一点并不能保证他们拥有仁爱心和善良。亲切、仁慈和文雅的举止难于灌输入他们的大脑，即使受到了教育，但心灵仍一片荒芜。确实，要寻找到那些能够激发内心天性情感的教师恐怕很难。体罚随处可见、经常使用，它直接、可感知、摸得到。因此，人们通常所感受的是它带来的明显的直接效果，而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微妙的最终效果或者天性，却因为难解和遥不可及，而通常被人们忽视或低估。 科隆的尤弗迪乌斯在经过一间教室时，听到里面传出喧闹的哭声，他推门进去，举起拐杖，像狮子一样向老师和他的助手冲去，把孩子从他们的手中救了出来，“你们在于什么，暴君？”他喊道，“让你们到这儿来是教书，不是扼杀学生！” 某些父母和老师对孩子们的虐待暴行难以用言语形容。孩子们被认定为和他们的父母、老师有着同样的智力特性、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学习能力，但不能和别人学得一样快的孩子就要遭到毒打，或者以某种方式受到侮辱。成年人忘了孩子们由此所遭受的极度不幸。小孩的眼界是如此有限，以至于他看不到医治苦恼的良方；而悲伤将从此占据他那整个小小的生命天空。 “父亲们，别激怒你们的孩子，以免他们失去自信。”如果一个孩子总是生活在痛苦中，那么，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害羞和内心的厌恶。即便小孩子也能感到被冤枉，一种痛苦的滋味会注入他幼小的心灵。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毫无怜悯心的父亲失去了大有前途的儿子后，终生沉浸在为人父母的严厉自责中会是什么样子。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的儿子过去认为我残忍，是的，他有太多理由那样认为；但他却不知道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爱他，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当听到父母责打孩子时，我们常常这样想，他们真应该把这种惩罚加到自己身上。他们已成为用自己的道德本性塑造后代的工具。孩子并不会自己形成脾气，作为一个孩子，他也不会控制自己脾气的发展方向。如果父母赋予孩子易怒的脾气，那么，他们就有义务训练自制、克制和耐心，因此，日常生活的影响就在岁月的流逝中纠正和修复孩子出生后的种种缺点。 但“孩子的意志必然会崩溃的”！再没有什么观点比这更荒谬的了。意志奠定了性格的基础，缺乏意志的力量，就没有决断的能力。必须强调的是，不要破坏孩子的意愿，要教育他往正确的方向行走，而且也不能通过简单的暴力或恐吓手段去破坏孩子的意愿。这方面，不胜枚举的例子可以用来印证这一说法。 如果家长或老师主要依靠皮肉之苦来控制孩子的意志，那么，孩子就会不知不觉地把义务、顺从同恐惧、害怕联系在一起；并且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把控制别人的意志与疼痛联系起来，你就已经尽你所能打下了一个坏性格的基础——一个坏儿子、一个坏丈夫、一个坏父亲、一个坏邻居和一个坏公民。（注：里希特尔说：“任何的第一次对孩子来说都将永远存续；第一种颜色，第一首曲子，第一朵花，都会描绘他生活的前景……第一个内心或外部热爱的目标、不公正等，都会在他日后成长的岁月里投下永远无法估量的阴影。”）父母们把自己的缺点敲打进孩子身上，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这千真万确。毫无疑问，靠痛苦来控制别人的意志，将不同程度地导致全方位的恼怒、不公行为、残忍暴行、压抑和专横。 不久前，一名慈善学校的男生自缢身亡后，另一名“慈善学校的老生”并没有屈服于学校的压力，挺身而出，描述了这个捐资丰厚的慈善学校实施的惩罚。他说：“惩罚仅仅是他们严酷的简单暴行，而且实施常常缺乏公正。”［注：安德鲁·a。w.德鲁牧师大人在就这个问题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发出了呼吁，他说道：“幸运的是，我自己从未受过鞭笞，但有生之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目睹的另一个男孩儿遭受鞭笞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叫布朗特的瘦小虚弱的小兄弟，睡在我旁边的床铺上。一个大男孩儿强迫布朗特从班长的糖盒里拿几块糖来。大男孩儿自己把糖全吃了，小男孩儿一口也没得到。这件事被班长知道后，报告了斯图尔特老师，老师像惩罚小偷似的鞭打了布朗特而没有惩罚大男孩儿。那天夜里，可怜的小布朗特无法入睡，最后求我帮助他，于是我把他的衬衫脱掉，发现脊背，从肩膀到腰有一大块撕裂的肉，血粘住了衬衫，这使得脱衬衫时他的表情非常痛苦。然后，我用食指和拇指从他的脊背上至少拔出了一打桦条碎片，这些碎片已深深嵌入肉中。这个男孩儿的脊背看起来不像人的脊背，更像一块生肉。……先生，跟这相比，老贝利（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现代行刑手的鞭刑略为轻微些，正如报纸所告诉我们的，犯人的后背只是微微发红，但没有血流溅。”让贵刊的读者们来谈一谈他们对基督慈善组织实施的鞭笞体罚的看法吧。］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指出，老师对学生施暴给学生植入了一粒对别人来说也是暴虐的种子。捶打将教会学生残暴地对待他们的权力指向对象。正如他们的疼痛感被忽视一样，他们也会对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他们开始把痛苦加诸曾和他们同龄的低年级同学身上，把痛苦加诸口不能言但知觉敏感的动物身上，从中找到乐趣。 施于动物身上的暴虐无以计数，我们认为，这源于人们在家中或学校里受到的体罚。你可以在许多场合看到这一点：一大群男孩子在村镇的公开场所上围攻一头可怜的驴子，或溺死一只猫，或把一个平底锅拴在一条狗的尾巴上，或旋转小金虫，或其他各式各样的孩子气的消遣。家长们和老师们应当小心地教育孩子们，对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应予以温和的恭敬，并弃绝施加所有不必要的痛苦。正如孩子们必须弃绝他人所有加诸自己身上的痛苦一样，自己对于其他弱小生命也应如此。要懂得善待生命与善待自己的道理其实是一脉相通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驴子。这种动物绝非不温和，它以顽强的稳健背负重物。在瑞土，你会看到驴子驮运沉重的木材，沿着悬崖边上埋头行路，按时驮着物品回家。驴子是穷人的日常帮手。人们常说顽固的驴子，但这源于它们所受的虐待。我们所了解的驴子，其实情深义重——最心甘情愿、锲而不舍的劳动者。 “不会说话的动物”这一表达可能是荒谬的，因为动物们尽管不能说话，但似乎有互相交流的方法，它们或低声咕哝，或大声喊叫，它们用任意信号互相交流，甚至听得懂人类的语言，当听到叫唤时，它们就会跑过来，狗、马、大象，还有其他动物，都服从人类的呼声。 在所有的动物中，狗最值得信赖。狗有爱心、顺从、守纪律、有良心，甚至还有理性。 布莱汉姆勋爵讲述了一个牧羊人在一场大火中丢失了他的柯利牧羊犬的故事。这只狗到处寻找他，最后终于嗅到了主人足迹的气味。它循着气味沿着一条路奔跑，一直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它嗅了第一条路，又嗅了第二条路，然后，对第三条路闻都没闻就疾奔过去。这只狗的逻辑推理似乎是这样的：我的主人没有走这儿，第一条路；他没有走这儿，第二条路；因此，他必然是走了这儿，第三条路。证明完毕。 再来看看良心。一只狗在某个黑夜里窜出狗窝，向一位老妇人咬去，老妇人尖叫起来，这只狗立即松了口，原来正是这位老妇喂养了它！这狗该多么悲痛啊！如果它会说话，它就会说：“我咬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她喂养我，处处给我爱心，我是个多么残忍的畜生啊！”这狗对自己的忘恩负义痛心疾首，它一直在窝里待了3天，甚至不出来吃食。最后，老妇人原谅了它，与它修好。狗儿表达出的热爱和感激竟然令老妇人不知所措。 是的，狗的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每个人都知道忠诚的义犬波比的故事。波比在爱丁堡格雷弗莱斯教堂墓地参加了主人的葬礼，死者的坟墓前未竖立石碑作为标记，但波比在这个地方已经守护了4年，它永远不会忘记埋葬主人的地点。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无阻，波比守护在那儿。尽管它总是被鞭打或被驱出墓地，但它总是回到那里。它爱主人胜过自己，即使变得皮包骨头——一只被绝食击垮的狗。 最后，这事被税务官知道了，他想对这只狗征税，但没有人声称是狗的主人，它的主人已长眠地下。有人给它食物，也有人想收养它，但它不愿离开墓地，它那无私的爱，一直伴随它漫长4年的守护与等待，直至最后也进入死亡。于是，人们在格雷弗莱斯教堂公墓门外的街道上竖立了一块纪念碑，永久纪念忠诚而有献身精神的波比。对人类来说，这简直给我们上了一堂感恩与爱心的宝贵一课！ 霍尔上校讲过瓦特·斯哥特爵士童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对爵士此后的生活影响巨大。有一天，一只狗向他奔来，他捡起一块石头砸断了狗的腿。可怜的狗用尽剩下的力量爬到跟前舔着他的脚。爵士是个宅心仁厚的人，他说，这件小事是他一生中最苦涩的悔恨。他永远无法忘记这件事。从那以后，他经常带着他的宠物出入各个场合，并设立了一项善待每一个生物的基金。在写小说时，他总要带着爱犬——梅达·尼姆罗德和布莱恩。梅达是他的最爱，在他活着时，梅达死了，他就在门前为梅达竖起了一座带梅达雕像的纪念碑。在他的小说《伍德斯托克》中，他以贝维斯这条狗为老梅达精心绘制了深情的肖像以示纪念。 狗的忠贞和依恋令人惊叹。我们不是有威尔士著名的义犬贝基拉特吗？不是有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堆里拯救了许多生命的义犬圣伯纳兹吗？不是有约翰·布朗博士精彩描述的闻名遐迩的拉布和尼伯吗？不是有当被致命的仇人马奎尔袭击时，努力保护它的主人奥布里·德·蒙特迪戴尔，并最终使人们发现凶手的义犬蒙塔吉斯吗？不是有被凡·戴克绘画纪念的以其聪明和勇敢使主人免遭暗杀的雷蒙德大公的义犬吗？ 瓦特·斯哥特爵士在他的杂志上讲述了一只狗把主人从被即将活活烧死的危险境地中拯救出来的故事。他说：“r。克尔勋爵告诉我们，他收到了福布斯勋爵（爱尔兰格拉纳德公爵的儿子）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福布斯堡卧房中睡觉时，被一阵窒息感惊醒，窒息使他丧失了挪动手脚的力量，但还有意识——房子着火了。他的房间到处是火焰，就在此时，他的大狗迅速跳上床，叼着他的衬衫，把他拖进了楼梯间，那儿的新鲜空气使他恢复了抵抗力，这才得以逃脱。”这与大多数情况下犬类对人的保护不尽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动物常常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技巧跳入水中，而大火对它的伤害无异于对人的伤害。 最后，还有庞贝古城和赫基雷尼亚城发生的狗的故事。前者的铸形化石是从发现它的灰洞里取出的，它死于窒息和痛苦，但就像哨兵一样，从未离开哨所半步。赫基雷尼亚城的狗戴尔特在身后留下了令人惊叹的勇敢记录。在发掘出的被埋城市中，它的骨架被发现伸展在一个12岁男孩儿的骨架上，极可能是要恪尽职责来保护孩子不被窒息或烧着。男孩儿和忠诚的戴尔特一起死去了，但狗的项圈依然在诉说着它那高贵的勇敢，它讲述着戴尔特3次救主的故事——从海里，从强盗手里，从狼群中。 由此可以看到，人的道德和智力倾向在动物的记忆中有着相当程度的印记，它们有能力去爱，忠诚，感恩，有责任感，有良心，讲情谊，还有最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哈特利在《观察人类》一书中写道，在狗看来，我们似乎就是它的上帝，它的统治者，有权以主的名义获得它们的效忠；他还说，我们同样终生有义务去做它们的保护人和恩人。 达尔文说：“狗的某些带着对主人深深的眷爱这种精神状况，近似人类先祖的某些特征，它们的爱带着自我屈服、些许恐惧，还可能带着别的情感。狗在离开一段时间后，回到主人身边的行为，我还可以加上猴子回到它热爱的饲养人身边的行为，远不同于回到它的同伴身边的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彼此的喜悦似乎少一些，平等感在每个动作间都流露出来。”因此，尼科尔森说，许多动物比许多人、比某些人种都更聪明、更善良。 比如，这儿就有一个野兽比人善良得多的例子。在坎伯兰郡，一个农民养有一条狗，这个农民打赌说他的狗无须帮助和指挥，就能把羊群从坎伯兰郡赶到100英里之外的利物浦。想想那复杂曲折的道路吧，这群动物会和运输车辆在路上相遇，且路途遥远，狗能够赶着羊群顺利抵达目的地的机会实在太渺茫了。尽管如此，几天之后，牧羊犬还是赶着这群羊到了利物浦。它完成了任务，但在路途中忍饥挨饿，交付完货物后，它一头栽在利物浦的街道上死了——它是他的主人残忍暴行的一个受害者。 每个人都会记得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的故事。当看到一头狮子走近时，安德鲁克里斯藏身于一个岩洞中，害怕自己会被它吃掉。但狮子一瘸一拐地走着，神情似乎非常痛苦。安德鲁克里斯鼓起勇气，走到它面前，举起爪子，从那上面拔出了一大块使肉溃烂化脓的木头碎片。狮子非常感激，向安德鲁克里斯摇尾致谢。后来，安德鲁克里斯被抓起来送到罗马去与野兽搏斗，一头狮子被放出来吞食他。而这头狮子正是安德鲁克里斯曾经为其解除痛苦的狮子，这只动物仍然感激地记着它的救命恩人，它没有吞食他，反而走上去摇尾讨好他。亚壁（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监察官）声称自己在罗马竞技场，亲眼目击了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相遇的这个场景。 动物有什么权利吗？除了那些法律明文规定的之外，当然没有其他的法律权利。但它有权利生存和享受生活的乐趣。约翰·劳伦斯说，正义包括怜悯和同情，这显然是指感觉和情感；而任何形式的正义都可以适用这一点，杰勒米·边沁说：“问题不是它们能不能进行逻辑推理，也不是它们会不会说话，而是它们能不能承受痛苦，这才是整个问题的要义。最文明的人们的良心告诉他们要善待动物，要顾及动物的快乐，就像看待自己的快乐一样。” “任何人都能够认为或用文字确认兽类是机器，没有知识，没有感觉，所有的动作都千篇一律，不会学会任何事情，不会做好任何事情。但人类又怎能这样武断呢？这只鸟在倚墙筑巢时做出一个半圆形的窝，在一个角里筑巢时，做的窝像一个四分仪，而在树上做窝时，又是一个圆形。难道说它干的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吗？这只猎犬经过3个月的训练后，难道和刚牵到你手里时懂得一样多吗？难道你的红腹灰雀，在你第一次听它叫时会重复一个调子？或者这么说吧，难道在你能让它重复一个调子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吗？它难道没有时常寻找并不断练习来获得提高吗？ “谈话中，你们给了我感觉、记忆和想法，于是我缄口不语，有些忧郁地回家，热切焦虑地寻找一张报纸。我记得把它放在了写字台里，打开写字台，拿起报纸，带着明显的喜悦开始阅读，你可以由此推断我感到了痛苦与快乐，并认为我有记忆有知识。 “同样的，来想一想找不到主人的狗吧！它非常悲伤地在每条街道上寻找主人，焦虑不安地回到家里，楼上楼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寻找，直到最后在盥洗室里找到他。它用轻声低语、各种姿势和抚吻来表达它的高兴之情。 “这只狗，对人有着如此之多的热爱之情，却被一些毫无教养的鉴赏家抓起来，钉在桌子上，活生生地解剖，以便生动地向你展示狗的静脉。所有相同的感觉器官你自己都有，但你却把它的肚子剖开来看。现在，解剖家，你要说什么？回答我，难道大自然在这个动物体内创造的所有情感源泉，它感觉不到吗？难道它的神经没有感受欢乐和痛苦的能力吗？可耻啊可耻！我们为什么又不控诉大自然的这一弱点和自相矛盾的卑鄙呢？ “但学究气的医生们却问：兽类的灵魂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谁造出了这世上所有的东西？谁注入了这所有的力量？是他，一位超越了所有的万能的上帝，他使田野里青草生长，他使地球被太阳吸引着转动。” 很奇怪，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怎么会使自己在人的心中萦绕，甚至连一只猫也会依恋地跟着一个人回家。康沃尔劳诗人埃比尼泽·埃里奥特说过：“如果不是为了我的猫和狗，我想我几乎无法活下去。”曾经有一个小男孩儿从学校出走，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变得不安，渴望逃跑，想看一看世界和这个世界所容纳的万物。但他非常爱老泰比（寓言故事中猫的名字），担心泰比会被淹死或送人，因此他就继续留在了家里。他这么做很好，因为最终所有的事情都证明对他有利。 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梭罗对动物的爱就像古代的隐士那样。1845年，他搬进了瓦尔登湖附近的森林。在那里，他开始搭建一间房子，这使浣熊和松鼠感到惊讶，但不久，动物们就知道他对它们没有恶意。他会躺在枯木上或岩石边，静静地一动不动，松鼠、浣熊、旱獭开始渐渐靠近他，甚至接触他。它们知道了世上有一个不会杀伤它们的人，这消息传遍了整个森林，在人和鸟、动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共鸣，动物们听从他的呼唤，甚至连蛇都会绕着他的腿游走。如果把一只松鼠从树上抱走，这小动物都会拒绝离开梭罗，而把头藏到他的马甲里。边河里的鱼知道他，它们会让他把它们从手中捞起来而充满信心地认为不会受到伤害。梭罗把屋子搭建在一个松鼠窝上，松鼠起初很害怕，但最后总跑到他脚边来捡面包屑，然后，它就会在他的鞋和衣服上乱跑。最后，松鼠非常驯服，以至于当他坐在凳子上时，它就爬上他的衣服，沿着袖子跑，并且绕着他吃饭时看的报纸一圈圈地转着玩。当他拿出一小块干酪时，松鼠就来了，坐在他手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干酪，吃完后，它像蚊子那样洗脸洗爪子，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开。我们从来未曾听说过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融洽关系，除了凯奈尔姆·迪格比在《天主教道德观念》一书中广泛记载的隐士的例子。 西奥多·帕克捡起一块石头正要向池塘里的一只乌龟扔去时，感到被自己体内某种东西阻止了。他回到家里问母亲那个东西是什么，母亲告诉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良心，但她更喜欢称它为内心深处上帝的声音。帕克说：“这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实际上，就是他接受永恒圣灵的神德对我们自己灵魂说话这一事实的方式。 j。s.伍德牧师大人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意志中那种体贴、仁慈地对待低级动物的做法更有力量了。带头亲切和仁慈地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是人类手中不可抵御的武器；我不相信，如果是由一位正直的人着手这一工作的话，会有不被征服的动物。 “用坚定和仁慈的混合手法，即使再狂野的‘巡洋舰’烈马也会在3个小时内变得温顺驯服，对其征服者最细微的信号都会俯首帖耳，并且不带一丝愤恨地听由主人摆布。 “有一天，我看到拉雷先生在驯一匹漂亮的阿拉伯小黑马，马像一头老虎似的冲他咆哮，又踢又咬，同时还嘶鸣尖叫，接着就是用下颌而不是用脚后跟攻击拉雷先生。……半小时之后，拉雷已经和马一起躺在了地上，他的头枕在马的一条后腿上，马的另一条后腿放在他的太阳穴上。……他已经给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任何伤害都不是故意的，因此，马没有感到恐惧和愤怒，而是逐渐形成了对拉雷的爱。拉雷并没有给马施加痛苦，但却让马明白他的意志是必须服从的。” 对鸟类和动物的大量暴行到处都有，部分原因是缺乏思考而导致。在意大利，这方面的暴行令人作呕。鸟儿通常成为儿童的消遣玩具，在鸟腿上拴一根绳子，鸟要飞的话，就被绳子拽下来。当鸟的飞翔力量耗尽后，它通常就被活生生地把毛拔光、撕扯得粉碎。孩子们不懂，一个动物、一只鸟都是我们同类的生命，当受到劝诫时，他们的回答是：“none cristiano”——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在那不勒斯，你会看到敏捷的小马拉着满满一车乘客疾驰而过。马具勒入它们的侧腹，通红一片。沿街而行，你会看到许多没有用的马躺在路边。它们在等待着治疗，等到伤愈，又得开始干活。一天早上，一辆敞篷马车在罗马大道上行驶，显然严重超载，车上有带着蔬菜产品赶往市场的男人和女人，其中还有个神父。马儿像往常一样疾驰，路面很湿，一不小心，马失前蹄倒下了，随着一声尖叫，一群乘客从马车上跌下来——女人们、圆白菜、男人们、橘子，还有神父。这可真是精彩的一幕。马被拉起来，车上又装满了篮子。女人们、男人们，还有那个神父又爬进车子。马儿在鞭打下，又沿着大街疾驰而去。 “英格兰可不存在奴隶制！”英国人自豪地说。但是看一看马拉巴士、出租马车和运货马车，你可以惊奇地发现有存在着对马的奴隶制。早在1642年，内阁高级职员詹姆斯·豪威尔就说过，英格兰被称作“马的地狱，不是没有理由的”。出租马车被精疲力竭的动物拉着，它们的一只脚或几只脚无比疼痛，你会看到其中一匹马轻轻抬起前蹄，又轻轻地放下。可能它行走的路满是大石头，使它不得不蹒跚前行。问一问拉货车的马所受到的对待吧。它注定要挨脚踢挨鞭打，拉着重物紧张地踉跄蹒跚，无助地忍受寒暑和饥饿，度过漫长的劳碌生涯，直到最后被送到废马屠宰场的院子里。 为了缓解负担沉重的马的痛苦，一位好心的女士每天都带着仆人走出家门，爬上从伦敦大桥边泰晤士河延伸过来的陡峭街道，一步一步地往路上铺撒沙砾。我们常常看到她在车来车往中，在来往马匹的鼻子下面，沿路撒沙砾。这项工作她干了好多年，去世时，她也没有忘记那些可怜的马。她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交给保管委员会，这笔钱被指定为“永远”用于往陡峭滑溜的伦敦街道铺沙砾。她的名字不应被忘记，莉萨塔·莱斯特小姐，在巴京塔街的诸圣教堂担任风琴演奏师整整43年。 问一问拉客车的马吧！它被可恶的勒马缰绳擦伤，拉着骄傲的美人们沿街而行，嘴边满是泡沫，有时满嘴血水，它会说些什么呢？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像是它无情的暴君，那些漂亮的女士们却是为了反对虐待动物而去参加反对活体解剖大会！（注：下面这封信摘自1880年4月28日《泰晤士报》：“先生——基于无助的痛苦，我请求借贵报一角来抗议对拉客车的马日复一日的虐待——它们通常是最有价值的那种马。除了紧紧的勒马缰绳外，现在用的衔铁又给马带来了直接的痛苦。昨天，在邦德大街，一辆设备齐全的敞篷马车由一对装饰华丽的灰马拉着，从我身边驶过。勒马缰绳绷得异常的紧，右边那匹马的嘴里满是血沫。我想，马车的所有者，那对年轻夫妇能懂得这种痛苦吗？这种风景对那些像我一样爱马和研究马的处于舒适生活状态的人来说，是令人揪心断肠的。我们是马亲密的观察者，一眼就能看出它们是否舒服。是的，什么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午后，驾车奔驰的马，几乎如我所描述的那样痛苦——或者满嘴血沫，或者被衔铁折磨得舌头肿胀几近发黑，马头被拉到反常的位置，当然还有别的痛苦迹象。我要问，这些加之于马身上的不幸痛苦是因为无知、轻率，还是因为人的无情残忍而造成的呢？让我来请求那些马的主人对它们仁慈些吧！它们是上帝造物中最高贵的生命，是人类最诚挚最忠实的仆人。”）人类已经奴役了马、驴、骆驼、驯鹿以及其他动物。它们服从人的命令，担起人的重担，它们丧失了终生自由而过着痛苦劳碌的日子。它们在鞭子、勒马索和铁链下呻吟畏缩，在利物浦的一次障碍赛马中，至少5匹马在赛后不得不被杀死，其中3匹马跌断了脊背，两匹摔断了腿。 阿瑟·赫尔普斯说过：“有时我想，马的被征服对世界来说是个不幸。马是被人类虐待得最惨的动物，它的被征服对人类来说并不完全是件好事。在帮助人类时，马所受到的欺凌，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一直是过分的，它是我们在‘黑暗时期’的掠夺中负债累累的动物，并且我有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马在最血腥的战争中是主要的工具。我真希望人们不得不自己把大炮拉到山坡上，那样他们不造反才怪，而一个被迫在整个战役中步行的司令官肯定很快就会厌倦战争。” 在写于约3400年前的《约伯》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对战马的描述：“你给马儿力量了吗？你是否用雷霆之怒遮蔽了马颈呢？……它鼻孔中的荣耀令人敬畏。它在山谷中爬行，为自己的力量而喜悦；它继续行进，与武装的人们迎面相遇，它嘲笑恐惧，毫不畏惧，决不在刀剑面前退缩。从很远的地方，它就嗅到了战争的味道……上校的威吓和喊叫。” 几个世纪后，维吉尔在《第三田园诗》中再次歌颂战马： 这烈性的战马，听到远方的呼唤 那轻快的喇叭声和战争的呼喊 刺痛了它的耳膜，欢喜得发颤 翻山越水，腾空奋蹄，它期待着约定而来的战斗。 雅典帕特农神庙里厚绒布上的战马现在被塑成埃尔金大理石像放在大不列颠博物馆，显示出古希腊人对这些高贵动物的尊敬。它们耀武扬威地腾空奋蹄，疾奔如飞，仿佛要投入战斗。在后来一段时期，我们知道，墨西哥和秘鲁的被征服主要归功于马的帮助，土著人把骑马的勇士视为上帝，在他的飞马驱赶下，他们四处奔逃，成千上万地被消灭。但这些国家在没有使用马匹的情况下获得了高度的文明，当西班牙人蹂躏这个国度时，发现成千座带有花园的房子建筑完好。阿瑟·赫尔普斯爵士说：“我怀疑，是否有一个墨西哥人过得如我们成百万的同胞那样差。”因此，这一问题总是一再重复地出现：在文明上，我们真的取得进步了吗？我们比处在智慧顶峰时期的古希腊人、罗马人和墨西哥人更进步吗？ 第十四章 一生的责任 因此，当一个人离开人世之后， 他留给后代的光芒 将超越茫茫的视野，永远 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 ——朗费罗 基于他的高洁，缪斯献上了她那天赐的抒情诗， 非为别的，只为激起那最高贵的情感， 这诗绝不是堕落的语句、腐朽的思想， 绝不是当他死去时想要抹去的行句。 ——洛特·李特尔顿《论托马斯》 如你将永远活着般去学习，就像明日你将死亡般去活着。 ——安萨鲁斯·德·英萨利斯 责任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陪伴我们终身。诸善奉行，诸恶莫做。责任始于对儿童的养育，它命令我们以身作则，去培育、指导、教育并影响他们，引领人走上行善之路。 责任陪伴我们终生，走出家门帮助别人。主人对仆人负有责任，反之，仆人对主人亦然。每个人对邻居、家乡、国家都有责任，在对所有人所履行的义务中其实已包含有极大的责任。除非一个人意识到这种感觉并积极地去实践，否则他就不可能过一种真实的生活。 在人类社会中，社会权利要求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当责任感减弱时，社会就会走向崩溃。瓦特·斯哥特爵士说：“如果人类不再互相帮助，这一种族就将濒临灭亡。从母亲包扎孩子的头部那一刻起，到一些友善的帮手帮我们揩去死神的瘴气，缺乏彼此间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生存。因此，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有权利从同类伙伴那里请求相助；同样的，没有任何一个有能力给予帮助的人能够毫不内疚地拒绝帮助。”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努力展示出了一个好榜样的伟大品性，它在所有事物中属于最无价的一种。用我们的力量去树起最好的榜样是我们的一种最高责任。榜样比训诫更有说服力，是男人们和女人们品质的最佳塑造者。生活得高尚是最好的宣教师，树立一个崇高的榜样是一个人可以留给后人的最昂贵的遗产，而做出高贵品质的榜样是一个人可以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要求信仰、勇气、谦虚和无私的品性。诱惑包围着所有的人，但只要信仰和勇气存在，我们就能藐视并战胜诱惑。责任要求我们要正派、有爱心。正义弃绝各种形式的自私、压迫和残忍。忠于上帝就包含着确信在全世界善良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念。埃伦的厄斯金先生说过：“善对恶的胜利，其实就是所有邪恶的东西都转化为善的东西，就是把黑暗变成光明，把欺诈变成诚实。” 在某些时候，即使最善良最勇敢的人，也可能感到软弱和犹豫不决——譬如自己信仰的支柱在动摇，但如果他们如此，就会借助最重要的信条，从消沉中重新站立。我们必须相信，天地万物已被主明智地安排妥当，每个人都必须顺应他无法改变的宿命；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所有的人都应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必须热爱、珍爱并使他们过得更好，即使对那些可能伤害我们的人也应如此。 没有人能够真的相信否定的方法会带来益处。否定对人并无益处，它可以摧毁，但却不能建设。它对我们较好的一面意味着毁灭，它把忠诚和希望推向灭亡。恶行不能仅靠陈腐庸俗的责难措辞，而必须用真正的、积极的、可行的善行来击败。 甚至科学也在信仰上取得了胜利。否定绝不会帮助牛顿从大自然中辛苦地发掘出运动定律的秘密；正是出于信仰，开普勒才辛苦工作，道尔顿和法拉第才辛勤劳作。普里查德教授说：“并非出自怀疑，而是基于信仰，老赫歇耳才在他的一个姐姐的照顾下，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转着那令人生厌但谨慎的圈子，一直到他最终做成了反射望远镜并深信反射望远镜能在适当的时候向他展示物质天空的构造才停止。而他那有着同样深切自信的天才儿子也自我流放到遥远的南方，直到完成了他父亲开始的工作后才回到故乡。除此之外，他还用数十年时间写成了《天文学纲要》，把父子二人的名声永远留在了科学史上。” 否定只会把我们抛进沮丧和绝望中，除了享乐，一切都被怀疑——对上帝的信仰，对一切的信仰。“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狂热、迷惑、自私、黑暗，人格被抛弃，灵魂找不到向导，生命的价值对于我们而言，将只能在遵守上帝的律法和意图道路上的行为机遇来估量，唯此道路方能寻到自由——否则，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 从前，有一个人躺在病床上问自己：“我这一生中做过什么好事吗？我把谁的心变得轻松愉快了呢？我把谁的悲痛减轻了？我为谁的家庭祝福了？我行过什么善？这世界，因为我生活于其中而得到哪些改善了呢？”对这些自我提问从语言上回答显得空洞。这个人从病床上站起来后，成了一个更加睿智善良的人，从那时起，他就把自己和自己的财富用于善事行径，并由此找到了大量的行善机会。他所需要的意志和坚毅，在上帝的律法中都可以找到。宗教只是永恒之爱的规约，爱比希望伟大，比信仰伟大，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唯一要求，拥有爱，就意味着履行我们的全部义务。 责任感使人生之路变得平稳，帮助我们去理解、学习、服从。责任感给了我们力量去战胜困难、抵制诱惑，并由此奋斗不息；给了我们力量去成为诚实、仁慈和真实的人。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人是自我塑造的人。我们努力战胜做恶的倾向而努力向善，渐渐地，我们就成为我们所努力成为的那样。日复一日的坚持使这一奋斗变得相对容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下什么种子，就收获什么果实。 在任何努力中，想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其正确方式就是以最明确最完美的榜样为目标而加以效仿。通过努力取得进步，尽管无法达到尽善尽美。好品质总会产生影响，也许我们在“社会”中没什么文化，能力很弱，没有财产、地位，但是，如果具备极为杰出的好品质的话，最终必将产生影响、博得尊敬。事实上能力的边界很少是因为使用而耗尽，而恰恰相反，常常是因为懒惰而锈蚀烂腐。唯有热情与勤勉才能赋予人生以美丽和辉煌。 伯瑟斯说：“我知道，一种迅速的应变才能是尘世生命之盐，没有它，大自然就只是一具干巴巴的骨架；但是，天分越高，责任就越大。”他还对一个年轻人说：“要充满希望和信心地勇往直前：这是一位饱经生活磨难和激情的老人给你的忠告。不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永远昂首挺胸，而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满心欢喜地把自己投入多姿多彩的生活的各种变化影响中去。……这种人类生活的观念只是通往一个更高目标的途径，绝不会阻止我们愉快地使用它；并且，事实上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行动的精力就会把我们彻底击败。” 青年时期是成长和运动时期，是一个人生命的春天。年轻人步入世界，以各种方式展示他的生活。他被父母悉心呵护，并从那里汲取了个人尊严和人生价值的高尚观念，并因此千方百计地维护他们的荣誉，不能做任何使父母看了脸红的事情。他应当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珍爱那些流传给他一个洁净品质并从事了几个世纪劳作和善行的诚实之人。“要证明你自己与父母是相称的。”这是希腊七贤之一的佩里安德的名言。他们慷慨劳作的品德是逝者的化身，他们对待别人如同对待家庭成员一样，不屈不挠的毅力使他们的荣誉永远辉煌。但是，如果年轻人的心智不受教化，看不到希望之花，那么，我们也只能是带着绝望或者沮丧去期待他成年了。 话语和榜样的作用常常在年轻人身上重现，并影响他们为善或为恶。因为没有什么——甚至连一个词或榜样——永远会被忘记或丢弃。在犯了错误之后，我们不可能不受到紧随其后的惩罚。如果我们破坏了永恒正义的一条法则，它将在整个世界得到回应。语言和行为可能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它绝非暂时，而是永恒的。一个无益的词或不好字眼绝不会消失，它可能在将来——此后几十年甚至100年——在我们死亡之后很长时间，又突然流行。圣马太说：“人们所说的每一个无聊的词，都会在末日审判时重重记上一笔，并且就凭这些，你就应该受到审判，甚至因为曾经这样说过而受到谴责。” 坏的行为和坏榜样同样也会复活，它们绝不会消失，而是影响着每个时期。如同遗产那样代代相传，一个生命的记忆并不会随着它的死亡而消失。发生过的事将继续保持下去，永远不会完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过：“在每个人的现世生活中，没有一种行为不是一长串后果的肇始，这就如同没有一个人的远见能够高到足以让我们明了一个终点的前景一样。”巴贝基说：“每个原子都印着善或恶，同时保持着哲学家和圣人们赋予它的意图，以各种方式与所有卑微低劣的东西杂交混合在一起。空气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满纸都永久地写着人们说过、密谈过和做过的一切事情。” 因此，每一个字、每一种思想和行为都会对人的命运产生影响。每个生命，不论过得好或坏，都带着它一长串影响结果，延伸到尚未出生的一代代人身上。所有这些都旨在使人们在他的每一种思想、词语和行为中烙上深深的责任感。查尔默博士说过：“我看过一本名叫《罗切斯特伯爵的最后时刻》的小册子，并深受震撼。在读这本小册子时，我开始确信，一本有害的小册子可能会成为传播恶毒的工具。” 坏书比坏话更可怕。如恶行一样，它对后代子孙的思想和意志都将产生影响，虽然作者已化为尘土，但印出的书却存在，坏书作者倒是因此种形式获得了永生，他的书继续散播恶习、不道德和无神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说：“绘画艺术就其本身而言，属于最光荣最有益的事物之一，但现在已经沦为有害小册子和诽谤性图画快速广泛流通的滥用品。它已经引发了一种无价值的肤浅作品潮流的危险涌入，这同样有害于评价的可靠性和品味的纯粹性——一片空洞的欺骗和单调的喧闹海洋，在这片海洋里，时代精神四处飘摇，到处出现彻底迷失沉思的方向和真理的指明星之巨大而频繁的危险。” 还有，“这些人已被意见分歧所孤立，甚而被兴趣相异彼此隔离。贪婪是他们的灵魂，他们当中谁有家庭？谁有祖国？每个人都只有他自己，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慷慨大度的情感、荣誉、忠贞、虔诚，所有这些过去常使先辈们热血沸腾的东西，对他们而言似乎只剩下空洞的回音。……斤斤计较占据了这些人的心灵，良心是令他们吃惊之物，躯体打上耻辱的烙印。” 因此，施莱格尔探讨了作者的责任。彼此要为做下的善事负责，同样也要为教唆的恶行负债。这不洁的书进入了我们的图书馆，乃至我们的家庭。它写法非常狡猾，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吸引着读者，但满纸传播的都是邪恶的思想。斯特恩曾说过：“如果邪恶失去公开露面的机会，它将失去一半罪恶。”但这是一种有害的观念。公开露面之物可以让我们恶心，但隐蔽的可憎行为饰以轻松活泼的词藻，却可能更加深入我们的头脑。瞧瞧！那些年轻女士们阅读的道德败坏的小说吧，这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小说尽管充斥着淫荡、不洁和道德毒药，却采用了明快亮丽的风格，它常以一宗谋杀案开始，以不贞和通奸告终，仿佛这些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展示如癌症一般的腐烂生活，这些不信教的小说家中最登峰造极的是英国妇人。 于是，就有那种使人不断咯咯傻笑的书面世——无疑是肤浅头脑的一种标志。恶意的玩笑、讥讽善良、褒扬邪恶成为可怕的风景。这些都是有别于好书、好小说的坏书！好书并不是伪善的书，而是激励健康、纯洁和勇敢的书。洛克哈特评论岳父斯哥特时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办法来描述对永久继承下来的图书的感激之情，它们在30年前一版再版，拥有无可媲美的魅力；并且都灌注着高雅健康的规范；有着令人心神清爽和颇受鼓舞的精神；对卑鄙的激情，不论出于报复或沉迷肉欲的都予以蔑视；人性的博爱，明显区别于道德的不严谨和无同情心的严厉；明智对于犬儒主义来说太深刻了，而柔情绝不会堕落为自作多情；在思想、观念、感情和风格上都富有生气，这都被同一个纯粹积极的原则驱动着——一条富有人性之路；要求助于我们天性中所有的善良和忠诚，而弃绝所有低级自私的成分。” 这一赞颂很高，但却是中肯应得的。瓦特·斯哥特爵士快要走完人生旅程时，切尼博士对他创作小说的纯洁性表示祝贺，他答道：“我快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了，很快我就要退出舞台。可能我是当代最多产的作家，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写作时尽量没有动摇一个人的信仰、毁坏一个人的原则。我的作品中不存在任何当我躺在临终床上时会感到受污损的东西。” 同样，查尔斯·狄更斯也可以说是人民的使徒。曼彻斯特大主教说：“我读过狄更斯先生的绝大多数著作，就我所看的而言，没有一页书、一个句子被任何不洁或可能暗示着一种不道德或有害思想的东西玷污过。我相信，这些作品对我们的人民将充满着难以估量的有益影响。这些书使读者从褴褛的外表下看到了真正朴素的美德，为我们上了基督徒同情心的伟大一课；尽管在所有事情上，查尔斯·狄更斯并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甚或他应该就是那样的人，但我们不是他的法官，他生命所经历的审判环境自有公正的历史老人裁决。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在最需超拔和净化人类生活的地方为此所做的一切，英格兰人应该感恩戴德。” 好书和坏书一样，都会在作者死后长期存在。一本写于2000年前的书可能会为如今一个人的生活定下目标，已无法说话的死者那令人牢记的情感，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并改变人的性格。另外，坏书也仍然提高声音，驱使年轻人犯罪和去做羞耻之事，这些作者们从坟墓里发出咆哮，把耻辱和恶名传遍全世界。 一本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声音，它是一个行走在地面上的幽灵。它仍然是在时空上一个与我们阻隔的人那活生生的思想。人已消失，纪念碑已化为齑粉，而留下来未死的是人的思想。柏拉图是什么？他很久以前就已化为尘埃，但思想言行仍然活着。 坏书不停地传播着邪恶的道德毒品。害人的作者即便躺在坟墓里，也一代代扼杀着他们的遗族。好书是人一生的珍宝，而坏书则是一个邪恶的幽灵。好书教导正直、真诚和善良；而坏书则教导恶习、自私和无信仰。作者已逝，而他们的作品却长存，这样一种思想应该给作家们一个关于文学作品不朽责任的深刻印象。 沃兹沃斯的一位密友这样记载着他对诗人的回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陷入内心的忧愁中，并开始屈服于老年疾病。他说：‘不管全世界的人怎么看待我和我的诗，现在这都没什么；但有一件事，对我这一把年纪的人来说是个安慰——我的全部作品，从青年时代的早期作品开始，没有一行是为了迎合我们天性中较卑劣的激情，而使我想删除的。这对我是一个安慰；在离开人世时，我不能用我的作品去损害别人。”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再看一个俄国人克雷洛夫的寓言吧，这则寓言在不止一个事例中证明对作家有益。寓言名字叫“作家与强盗”。 “在幽暗的地狱，两个罪人同时出现在审判官面前。一个是强盗，他过去常在大路上抢劫财物，最终走向了绞刑架；另一个是满身荣耀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注入了一些淡淡的毒药，推销无神论并传播邪恶，他就像塞壬（注：塞壬，希腊神话故事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惑过往海员）一样，声音甜美但非常危险。在地狱，审判仪式简单，没有无益的拖延。判决立即就宣告了，两口巨大的铁锅被两条可怕的铁链悬在空中，每口大锅里放进一个罪人，在装强盗的锅下面，一大堆木柴被堆起来，一位复仇女神亲自点燃了柴火，可怕的火焰熊熊燃烧，地狱大厅屋顶的大石头都开始裂缝，噼啪作响。作家的判决似乎看起来并不严厉，在他下面，起初一点火星几乎没有光芒，但火烧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大。 “至今为止，几个世纪过去了，煮作家铁锅下的火仍未熄灭，强盗下面的火却已沉寂很久。作家下面的火一刻比一刻猛烈，看到自己的痛苦丝毫没有缓解，他最后在火焰中大声责备诸神缺乏正义；在人世时他誉满全球，如果片面追求过于直率的写作，他为此受到的惩罚将会愈重；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罪孽比强盗深重。于是，一个地狱女神在他面前出现，她的头发中，蛇吐着信子，嘶嘶作响，她的手中血淋淋的鞭子仍滴着黑血。 “‘无耻之徒！’她喊道，‘难道你没有责骂过上帝吗？你还想把自己与强盗相比吗？他的罪孽可比不上你的罪孽深重。强盗只是在生时犯下了暴行和违法之事，使得在地狱轮回受苦。而你呢？很久以前，你的骨头就已化为灰尘，但太阳无一日不在升起后，照出你写的那些东西产生的新罪恶。你的作品之流毒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广为传播，随着岁月的流逝，毒害愈加厉害。看看那里，’她让作家花几分钟仰视一下人世间，‘瞧瞧你的作品引发的犯罪和苦难！看看那些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羞辱的孩子，他们把自己的父母逼进了绝望之中。是谁腐蚀了他们的头脑和心灵？是你！是谁无情地撕碎了社会的契约，像幼稚愚行一般讥笑婚姻的神圣和权威、法律的正当性的所有观念，致使他们要为全人类的不幸负责？是你这个恶棍！难道不是你把无神论抬高到启蒙这一名誉吗？难道不是你把邪恶和激情置于最美好迷人的光芒之中吗？现在，你看看吧！整个国家在你的教导下误入歧途，充满了谋杀和抢劫、争吵和叛乱，逐步走向毁灭。对这个国家的每一滴眼泪、每一滴鲜血，你都应该为此受到诅咒。现在，你还敢口出恶言咒骂上帝吗？你写的书给这世上带来了多少的灾祸啊！因此，你就在这儿继续受苦吧！因为在这儿，你所受到的惩罚与你应得的应该是相当的。’这样，愤怒的复仇女神说完，砰的一声把铁锅的盖子盖上了。” 第十五章 灵魂的升华 当黑暗笼罩大地， 摇摇欲坠的柱子终于坍塌， 那些可怜的尘埃， 塑造出的庄严形体，属于上帝仁慈的温暖， 托起它！我们别无选择。 ——o。温德尔·霍尔姆斯 一种你听不见的声音，向我呼唤， 它说我不能停留； 一只你看不见的手，缓慢向我伸出， 我将从这里，沿着它的方向行走。 ——蒂克尔 唤，生命！唤，死亡！唤，世界！唤，时间！ 唤，坟墓，这些，才是一切事物的归宿， 是你用深沉的悲哀 使我们的命运变得如此高尚。 我们热爱的生命，就在这里。失去它，就像失去大阳，它逝如飞箭，而又有谁能觉察出它微妙的运动。 ……地球一刻不停地转动，当黑暗将临，太阳也会因此而降落吗？ ——亨利·史密斯 年轻人带着喜悦和热情走入人生，世界在他面前流光溢彩，他们似乎将拥有一个遥远而阳光灿烂的前程。但时间迅速浇湿了他们的热情，早晨充沛的精力无法在一整天之后保持到夜晚。青春易逝，年龄变大，最终，他必须顺从地变老。 但生命的终点其实就是他以往生活的结果，言行不可改变，它们与性格混在一起，传给来世。过去永远与我们同在，杰勒米·泰勒说：“每一种罪恶，都在第一次开口时展露笑容，在脸上焕发容光，在唇上抹上蜜糖。”当生命成熟时，作恶者并未在他的作恶途中停止，他只能惴惴不安地期待充满恐惧和绝望的老年生活。 但是，善的信仰形成一套任何武器都无法戳穿的盔甲。塞西尔说：“真正的宗教是生活、健康和灵魂的教育；无论是谁，只要真正拥有它，就因奇异的鼓励而能强有力地去说好每一句话，干好每一件工作。” 但我们必须走了，我们曾熟悉的地方将再也不会认识我们。看不见的使者常常就在附近。卡莱尔说：“对忙人和闲人一视同仁的使者，总在人们享受快乐或工作时把人逮走，改变人的容颜并把他送走。”巴尔扎克说：“可怜的爱德华正值青春盛年，就被夺去了生命。他已把马车和赛马骑师作为特使送到了人间最大的主宰——死神那里。” 这适用于所有人，我们每天都在用自己的牙齿自掘坟墓。沙漏是生命的徽章，它缓慢地漏着，直到不可避免地漏完最后一粒，然后归于寂静——死亡。即便是君主也要跨过他先辈的坟墓来接受加冕，以后又被他们拉入坟墓。 在埃斯库里亚尔修道院时，威尔奇看到了提香创作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一位年老的叶罗尼米特人对他说：“我每天都坐在这儿看这幅画，至今已将近6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同伴们一个接一个地长眠地下，他们当中有的是前辈，有的是我的同龄人，而许多或大多数比我年轻一代的人都已逝去，而画中的人依然没变！我一直看着他们，有时认为他们才是真实的人，而我们只不过是影子。”但日子到了，这个老修道士自己也被死神带走了。 老年人必须给青年人让路，这对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年轻的人同样也适用。当日子老去，我们只能像植物般停止生长，成了自己和别人的负担，而最糟糕的是，我们仍然渴望活得更长。“当我看到周围那许多的老年人时，”伯瑟斯说，“我就想起腓特烈大帝对他那些面对必死无疑的命运而犹豫的掷弹兵所做的训诫：‘你们这些狗东西！难道你们会永远活着吗？’” 伟大的居鲁士曾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话语：“哎，人哪！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何时到来（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我是居鲁士，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不要忌妒我葬身所在的三尺之地。”亚历山大大帝来此谒陵时，被这一碑铭深深感动，因为这一碑铭把俗世万事的变幻无常和兴衰成败都呈现在了他面前。居鲁士之墓已被掘开，亚历山大大帝下令把亵渎神明的掘墓人判处死刑。 薛西斯一世一生所做的唯一一件明智的事就是他看到自己全副武装的100多万军队时的沉思——这庞大的军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这一想法似乎是感情刹那瞬间的真理之光。 伯利克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尽管人们都在为他所做的、而别人可能会和他做得一样好的事情而称赞他，但他们却忽视了他品质中最伟大最光荣的部分——“没有一个雅典人会永远把财富用于哀悼。” 绝望会抓住那些欲望无边并最终看到自己野心之极限的人。亚历山大大帝之所以哭泣，是因为再也没有王国可以征服。印度的第一个穆罕默德征服者马哈茂德苏丹的经历也如出一辙，他感到自己快死时，命令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摆在面前。他俯视着这些财富，哭得像个孩子。“哎！”他说道：“身心的疲惫是多么危险的事呀！为了得到这些财宝，我忍耐了多少苦难！为了保护这些财宝，我操劳了多少心！可是现在我就要死了，就要离开它们了！”他被葬在自己的宫殿里，据说他那悲伤的魂灵后来就在此徘徊。 还有那可怜的曼彻斯特制造商，他攒下了万贯家财，他把一大堆沙弗林（注：英国旧时面值1英镑的金币）堆放在床单上，心满意足地抚摸它们，目不转睛地欣赏它们，双手放满金币，并把金币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地从上往下扔，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来饱耳福。而他死了之后，却并不比他门口的乞丐富多少。 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之死是可怕的。他曾下令在一个恐怖之夜屠杀了圣巴特罗缪的胡格诺教徒，在临终时，他被这一屠杀的恐怖景象所困扰，因而对自己的外科医生阿姆布罗斯·帕雷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过去几天，我总感觉在发烧，身心不宁，无时不刻，不管睡着还是醒着，被杀害者满是鲜血的尸体，在我眼前缠绕。噢，我多么希望当时能赦免了那些无辜而愚昧的人！”他死于大屠杀两年之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圣巴特罗缪大屠杀当日的恐惧还一刻不停地萦绕在他心头。 西尼·史密斯曾参观霍华德城堡，他和塞缪尔·罗米利爵士站在门廊的台阶上，凝视着眼前美丽的景色和极目所览的家族陵墓，好一会儿他举起双臂喊道：“啊！正是这些东西使死亡如此之可怕。” 当马萨林的红衣主教马萨林被告知他的生命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后，他在充满精美艺术品的美丽走廊踱步，喊道：“我必须放弃那一切。为得到所有这些东西，我忍受了多少痛苦！而现在，我再也不想看见它们了！”布里纳来看望他，红衣主教挽住他的胳膊，说到：“我非常虚弱，没法看许多东西了。”而后，他再次陷入忧伤，“我的朋友，你看到柯勒乔那美丽的油画了吗？还有提香的维纳斯、阿尼贝拉·卡拉齐那无与伦比的油画！噢！我可怜的朋友，我必须放弃所有这一切。再见了，我深爱的价值高昂的油画！”但还有比死亡更糟的事。死亡不是能够降临到人身上的最大灾难，死亡摧毁人，但也使人尊贵。爱比死亡更伟大，履行责任使死亡变得宁静，耻辱使死亡变得可怕。亨利·范内爵士在希尔塔被执行死刑前说：“我赞美上帝，我并未失去我为之受难的正义目标！”当华尔特·罗列爵士被押到砧板上时，行刑官告知他得头朝东躺下，他答道：“不管头朝哪儿，我的心无比端正。” 从前，当一个大元帅濒临死亡时，他身边的那些人都称颂他取得的一个个胜利和他从敌人那里夺得的国旗数量。“啊！”这位老战士却说，“你们称之为‘光荣的’行动是多么不起眼哪！所有这些都顶不上上帝的一杯凉水。” 约翰·莫尔爵士在拉科鲁尼亚战场上被击倒在地，军医迅速过来帮他疗伤，他叫道：“不，不！你对我没有用，到战士们那儿去，在那儿你可能更有用。”尼尔森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上帝，我已说了我的义务，我已尽了我的义务！”瓦特·斯哥特爵士在临终床上对儿子说：“我亲爱的儿子，你要做个好人，要做一个品德高尚、虔诚的好人。除此之外，在你躺在这儿时，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给你安慰。”“好好活着！”塞缪尔·约翰逊临终前说道。 康德80岁辞世，几乎直到最后一刻他还保持着精力。在生病期间，他对于自己不久于人世说了许多。“我不畏惧死亡，”他说，“因为我知道如何去死。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知道今夜将是我的最后时刻，我将举起双手说‘赞美上帝’！如果我曾给同类带来痛苦，那么，情况就会两样了。” 康德曾说过：“如果剥夺人的希望和睡眠，你就把他变成了世界上最悲惨的生命。因此，我们感到生命那令人疲惫的重负，远远超过我们这弱小的天性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只有满怀希望地艰难攀登比斯迦山时才会感到快乐。” 我们进入生命的方式只有一种，而走出生命的途径却有上千种。生与死只不过是生命的自我循环。上帝给了我们生命，并授予对生命之钥的管理权。我们能去做、去劳动、去爱我们的同类，并承担起对他们的义务。杰勒米·泰勒说：“判断虔诚与否的方法就是履行我们的义务。宗教是一种圣洁的知识，更是一种圣洁的生活。事实上，在天国，我们首先必须看，然后去爱；而在这儿，在尘世，我们必须首先去爱，爱将会开启我们的双眼和心灵，然后我们才能去看、去感觉、去理解。” 如果我们能正视未来，那么，我们就必须勇敢地天天工作。正是坚信死后会有另一种存在，在那里，每双眼中的泪水都会擦干，我们才能够度过今生的忧愁和困苦。一个人在来世的真正财富是他今生对同类所行的善。当他临死时，人们会说：“他留下了什么财产？”但考验他的天使将问：“你来此之前都做了什么善事？” 阳光下的一切都要面对终结。最后一页书，最后一次布道，最后一次演说，生命的最后一个动作，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把我的灵魂从牢狱中解救出来吧，我将感谢主的英明。”这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临终话语。“这里长眠着……”是常用的墓志铭。到那时，所有心灵的秘密都将最终剖析出来——在最后一天。 即便岁月如斯，如约取走 属于我们的青春、欢乐，及所有的一切， 而留下一具年老的尸骨。 即便我们躺入黑暗寂静的坟墓， 徘徊于所有未竟的路途， 结束我们的时代故事， 上帝仍将会使我从这坟墓泥土中 复活。为此，我信之甚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