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
一、一个企业家关系网后的“潜规则”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问题,在这里不妨先讲一个故事。大约10年前,我回老家探亲,特意去看望了一位在家乡很有名望的老同学。早就听说,这位老同学办的企业红红火火,赚了几千万元资产。原以为,他一定很风光、很体面。没想到,见面后看到的却是一脸的疲惫和沧桑。我大惑不解。在后面的交谈中,我才逐渐明了其中的原委。据这位老同学介绍,他确实是地方上一位关系活络、人见人熟的企业家。他之所以广结朋友,完全是为了企业的发展。
他说:如果我不结交这些朋友,没有这么多熟人,我的企业就发展不起来。比如说,我不结交政府官员,我的营业执照就拿不到;我不结交工商干部,他们会三天两头来找我的麻烦;我不结交税务干部,我会有交不完的税;我不结交乡镇干部,我的企业会经常有人来骚扰。总之,我要不把方方面面握有权力的机关和人物(熟人)打点好,我的企业就别想平安地办下去。更为恼人的是,我还要不停地去打点这些有权机关和人物(熟人)。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去打点,这些“熟人”就会说,怎么了,把老朋友忘了?一旦他们有了这种感觉,我的企业就会遇到麻烦。我身不由己,要想保住企业,还得继续与这些“熟人”交往下去。这不,搞来搞去我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结合这个故事,再加上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熟人好办事”的事实,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熟人社会大行其道呢?
二、潜规则下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首先是与民主法治的不健全联繫在一起的。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徵,也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我们知道,民主法治的社会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民主法治的社会是公平公正的社会,也是依法办事的社会,同时是协调有序的社会。因此,只要按民主法治办事,我们的社会就是真正文明的社会。然而,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民主和法治的。因为一旦按照民主的程序和法治的原则办事,熟人社会的熟人关系、潜规则等就会成为多余。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还是与公权私用联繫在一起的。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公权不被私用,熟人关系就会与公共权力脱钩,成为一种纯粹个人情感的释放和交流。这种纯粹个人情感的释放和交流,可以形成人们通常所说的熟人关系,但不会形成以权谋私的熟人社会。反之,只要公共权力被用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人们就会尽其所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建立起随时可以利用的“熟人”网络,于是,熟人社会就成为了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必然产物。可以说,公权私用是熟人社会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熟人社会造成的结果。只要有公权私用的现象,熟人社会就有存在的价值和可能。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也是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联繫在一起的。从前述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出,我那位同学就是一位权利意识缺失者。如果他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就会意识到,只要自己是合法经营,政府各部门就应该为他的企业发展服务,而不是设立种种关卡,制约他的企业发展。如果政府和有权者故意设立关卡,他就会去抗争、去维护自己合法的权利,而不会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仅仅寄托在熟人关系上。尽管我国目前公民权利救济的渠道还不很畅通,但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保护企业家合法经营的基本法规早已制定,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没有选择这条途径,而是选择了构建熟人关系网络的途径,虽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能不说是权利意识淡漠的表现。
毋庸讳言,在我国政治发展的目前阶段,熟人社会现象似乎不可避免。但是,面对熟人社会的流行,并不是说我们就无能为力。实际上,熟人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正好折射出我国社会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问题,从而为我们消除熟人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前提。显然,在目前阶段,要完全消除熟人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推进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採取积极措施,针对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徵,尽量减少熟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让熟人社会寿终正寝
根据我国现阶段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除了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外,可以考虑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熟人社会里,人们之所以看重公共权力,是因为公共权力可以带来其他力量所不可能带来的利益和财富。于是,人们对于公共权力性质的认识就发生了偏离。这种偏离具体表现为两方面:首先,认为公共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以权谋私,致使行政行为商品化。此外,为那些觊觎通过权钱交易、权情交易达到个人牟利目的人提供机会,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慾也从中得到满足。从历年的官员腐败案的情况看,案件基本集中在经济活动中贪污受贿和执法过程中徇私舞弊两类。其共同的特点是将国家赋予的社会公共权力私有化或藉助公共权力牟取私人利益。主观上的原因是个人的贪慾在作祟,但熟人之间的请託,无疑起了牵线搭桥、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熟人社会与权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谋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繫,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